（二）古兰学形成阶段
伊历纪元的前6个世纪，******学界就古兰学的研究，一部分囿于注释范畴内，另一部分虽然以古兰学的专著形式出现，但其涉猎的研究范围相对有限，内容单一，从学科的独立性来讲尚处于古兰学雏形阶段。
自伊历7世纪开始，古兰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是注释家、古兰学家伊本·朱济的《古兰学艺术撷精》（Funūn al-’alfān fi ‘ulūm al-qur’ān）与《古兰诸学之撮要》（Funūn al-’alfān fi ‘Ajā’ib ‘ulūm al-qur’ān）。伊本·朱济的两部专著，从界定学科的术语意义来讲，被古兰学和注释学界视为以“古兰学”为题，对《古兰经》进行系统研究的真正开始。伊本·朱济首次将古兰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内容涵盖了《古兰经》的优越、7个字母、《古兰经》语言、麦加章和麦地那章、诵读的起始与停顿、隐微经文与明确经文、经文降示背景、经文先后停止等。此外，还有“艾布·沙麦（？-1266）的《古兰学简引》。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古兰经诸学问’一词的含义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有关古兰经的各种问题。多数学者遂认为古兰学正是形成于13世纪”[4]。
（三）古兰学发展阶段
自《古兰经》问世到伊历7世纪，古兰学经过7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最终形成。伊历8世纪（即公元14世纪）以降，古兰学走向全面发展阶段，表现形式有二。其一，******学术界将******文化发展过程中创制的专业学术概念、学术思想与理论见解，运用在《古兰经》研究领域。其二，古兰学家推出的全方位研究古兰学专著的出现，促使该学科最终成熟、定型和独具体系，其显著标志是法学家泽尔克西的名著《古兰学明证》。由于该书借鉴、吸收和综合前人的古兰学研究成果，讨论了古兰学中的47类知识，因此被视为是纯学术意义上的“古兰学”学科的真正奠基之作。[5]
泽尔克西之后，古兰学家哲拉鲁丁·布勒盖尼（Jalāl al-dīn al-burqīniyy，伊历762-824）和哲拉鲁丁·苏尤蒂，将古兰学研究推向高潮。哲拉鲁丁·布勒盖尼所著《群学星照》（Mawāqi‘al-‘ulūm min mawāqi‘al-nujūm），详细研究了古兰学内容，“主要讲述经文降示的时间、空间及与之有关的事件；经文的口授、背记、传述及传述人；习读经文及习读规则；经文的用法及修辞；经文中的律例及其类别；《古兰经》的分与合、简与繁、长与短等不同章法。”[6]哲拉鲁丁·苏尤蒂以泽尔克西的《古兰学明证》为蓝本所著《古兰经学通论》，研究了关于《古兰经》的80类知识，从而使古兰学研究达到了历史顶峰。“该书在吸收并总结早期古兰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系统研究，肯定了各家见解，扩大了研究范围，并将经注学纳入这一研究领域。其资料之丰富，理论之深广，都超过前人，历来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权威著作。其主旨在于研究和论述《古兰经》的天启性质及其在******教中的经典地位和对教义、教法的指导作用。内容共分80章，主要阐述和介绍《古兰经》中麦加时期章节与麦地那时期章节的内容、特点和意义，各章节经文降示的时间、地点和所涉及的问题、事件及其背景，经文的搜集、编排过程，各章章名和部分章首字母的含义，《古兰经》诵读法，经文中阿拉伯化了的外来语、专有名词，语法及修辞，经文中信条和教法的神圣性；意义明确与意义隐晦的经文，意义无限制与意义有限制的经文，意义普遍与意义个别的经文，废止与被废止的经文，首降与末降的经文，经文书写法，《古兰经》注释及注释者应具备的条件、应遵守的规则等。”[7]
自哲拉鲁丁·苏尤蒂的《古兰经学通论》至20世纪初期，古兰学发展处于长时期停滞状态。虽然这期间也有学者著述了有关古兰学的著作，但大都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细化和重复，既无内容创新更无体例新意。20世纪30年代初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展的学术复兴和创建院系的举措，为古兰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古兰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有了新的发展。该校宗教原理系的一些学者就古兰学著述了大量著作，如穆罕默德·阿布杜·阿济姆·祖尔贾尼（Muhammad ‘abd al-‘aīm al-zurqāniyy）的《知识之源：古兰学》（Manāhil al-‘irfān fi ‘ulūm al-qur’ān）。除爱资哈尔大学学者就此著书立说外，其他******国家大学的******学者、古兰学家，甚至是西方世界的东方学家，多维度地纵深研究《古兰经》，促使古兰学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20世纪以降，古兰学之所以能够再现辉煌，“原因一是******国家和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印行，使******学者的研究思路有了更新，所能依据的材料更为丰富；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传教士对《古兰经》的歪曲和诋毁，激发了******学者对古兰学的重视，迫使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反******的论点进行辩驳，从而拓宽了研究范围，丰富了古兰学的内容；三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较公正的东方学家出于要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主张等目的，对《古兰经》进行历史的和学术的研究，如《古兰经》的历史背景、经文降示的时间顺序以及某些经文的社会意义等，并编写出了一些不同于******学者观点和写作方法的作品，其中德国诺尔迪克·修杜尔（1836-1930）的《古兰经历史》和法国学者勃拉尔（1900-？）的《古兰经的启示、成书、翻译及其影响》较为有名。”[8]
20世纪以来，如果说古兰学学术活动的繁荣是有多种因素促成，那么它的繁荣也在说明：
其一，学界迫切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则将新时期的古兰学研究推向纵深，二则促使******学界研究古兰学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务必开拓创新，旁征博引地运用******文化遗产中的其他文献资料，而不仅仅是单向度地囿于那些著名的古兰学典籍文献。是故，一些******学者和古兰学专家，“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只引证前人尤其‘前三代’的言论，不加分析地堆积资料的老传统，而采取筛选资料，去粗存精，为我所用，综合分析，并能结合当代人们对《古兰经》提出的异议或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布塔希尔·阿尔及里于1916年前后完成的《古兰学辨析》、穆·阿里·赛兰的《古兰学纲领》、什叶派学者赞加尼（1891-1941）的《古兰经历史》、前爱资哈尔大学副校长穆·马赫鲁夫的《古兰学提要》、穆·萨布尼的《古兰学辨析》等。此外，什叶派学者对古兰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如艾布·阿卜杜拉·赞贾尼的《古兰经历史》和伊玛目胡毅的《古兰学阐释》，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值。”[9]
其二，学界迫切需要校勘古兰学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以便改错为正，去伪存真，既有助于读者，也有利于未来古兰学研究人员谨防以讹传讹。
其三，学界明确指出，在传授******文化知识前，务必先教授古兰学的一些知识。这是因为，正如《古兰经》是******文化之源，古兰学亦是了解《古兰经》的工具性学科。因此只有全面认知了古兰学，才能正确认知和准确理解《古兰经》，继而能够深入研究******文化体系的内涵、外延及其应有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社会效应。[10]
二古兰学与注释学的二元一体关系
《古兰经》作为******文化的渊源，毋庸置疑催生了该文化体系中的诸多学科。哲拉鲁丁·布勒盖尼在《群学星照》中，列数50门研究《古兰经》文体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同时，就《古兰经》涵盖的丰富内容讲道：“《古兰经》的内容分类丰富，学科知识齐全。”穆萨伊德·坦雅尔教授在《古兰学及古兰经注释原理论集》中，根据布勒盖尼等学者的研究文献，综合各家之说，对《古兰经》构建和催生的学科，做了概括性总结，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围绕《古兰经》构建的学科，共有16门，第一大类是因认知《古兰经》而形成的学科，主要是《古兰经》的降示概况学、诵读学、定本学、符号学、节数学、优越学、特殊学、章节学、隐微经文学、诵读起始与停顿学、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学、降示背景学、经注学、比喻经文学、起誓经文学、生僻词汇学。
第二大类是《古兰经》催生的学科，分两类，一类是涉及《古兰经》内容的学科，主要是教律学、先后经文停止学、普指和特指经文学、绝对和限定经文学、概要和详述经文学、明确和隐微经文学；另一类是涉及《古兰经》语言的学科，主要是《古兰经》的修辞学、隐微学、句法学、文体学、外来词汇学、词汇奥妙学。
此外，坦雅尔教授还根据哲拉鲁丁·苏尤蒂的《古兰经学通论》指出，鉴于包罗万象的《古兰经》对涉猎内容和知识具有的原理原则性，诸如教义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宇宙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大体都与《古兰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1]因此，历代******学者普遍认为，《古兰经》是******文化中诸多学科的总源，甚至教义学家和哲学家伊本·阿拉比在《注释法则》（Qānūn al-ta’wīl）中，将《古兰经》的每一个单词都视为一类知识：“的确，根据《古兰经》单词数目，《古兰经》的知识学科是77450种。”[12]哲拉鲁丁·苏尤蒂亦高度总结了《古兰经》蕴涵内容的以点带面性和知识渊源性：“我们的经典《古兰经》，是所有知识的渊源，真主在《古兰经》中确立了所有事物的知识，他在《古兰经》中分辨了正道与迷误，你发现每一门学科都要依据《古兰经》。”[13]当代学者穆萨·易卜拉欣·易卜拉欣（Mūsā‘ibrāhīm al-‘ibrāhīm）也就此讲道：“至于******教和阿拉伯的所有学科，毫无疑问都建立在《古兰经》的基础上，都源自《古兰经》。”[14]
由上，无论是围绕《古兰经》形成的学科，还是《古兰经》催生的学科，抑或源自《古兰经》原理原则形成的学科，都具有学科共性——认知《古兰经》，有两大特点。其一，除其中绝大部分学科是认知和研究《古兰经》文体的工具性学科，如诵读学、降示背景学等外，其余学科是解读经义经旨的知识性学科，如经注学和教律学等。其二，各学科一方面体现自身特点和属性，另一方面又因认知和解读《古兰经》具有的共性而互相影响，彼此交织，形成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特点，如教律学与降示背景学、先后经文停止学等息息相关。
体现《古兰经》构建诸多学科，并且互相之间具有交叉特点的综合学科，当是“古兰学”——研究《古兰经》文体经义的若干学科共同构建而成的集大成学科。换言之，从学科的独立性来讲，古兰学自成一家；从学科的交叉性来讲，它的分支学科在自成学科体系的同时，又隶属其范畴。因此，学界在界定“古兰学”的学科名称时，遂用“‘ilm”（学科）的复数形式“‘ulūm”（所有学科）指称了古兰学——《古兰经》诸学问。基于此，尽管自成学科体系的“经注学”（‘ilm al-tafsir）——******文化体系中仅次于圣训学而形成的最早学科——早于“古兰学”形成，但从学科交叉性和隶属性来讲，它则是古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古兰学最早的主干学科——如果将文字记录时间作为学科形成标志的话，经注学又可称为“古兰学之母”（’umm‘ulūm al-qur’ān），其形成为古兰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奠定了学术基础。[15]
古兰学和经注学的差异性在于，古兰学的研究范畴通常侧重于《古兰经》文体，与其交叉的学科范畴较之经注学有限。然而，经注学尽管是古兰学的主干分支学科，但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所涉猎内容的纷繁性和庞杂性，如人文学科的教义学、语言学、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以及自然学科的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因此其范围较之古兰学更为广泛，具有普遍意义——经注学不仅在于分析和注释《古兰经》的文体，而且是对《古兰经》各层面的全方位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