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诗则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兰州的悠久历史和重要的军事地位，如谭嗣同《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拂云楼诗》共二篇，其中一首为：
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
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
未必儒生解忧乐，登临偏易起旁皇。
有的则吟颂名人的历史功绩，如杨昌浚的《左公柳》：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诗歌热情地颂扬了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沿陕甘新大驿道植树造林的政绩。
有的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林则徐因查禁鸦片而被投降派诬害，被革职，并充军新疆伊犁。在去新疆途经兰州时，写了不少诗。《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予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奏谢》二首，其一为：
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
我坐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酝色香陈。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
不问官私皆获惜，平泉一记义标新。
其二为：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老，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描写了若己有园的美丽景色和宴饮场面，表达了他对国家形势的担忧，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决不会真正有所收敛，作为封疆大吏，应当“须防蚕食念犹纷”，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不因身为羁臣而有所减弱。
谭嗣同在来兰州后，写有很多诗作，《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二篇》其一云：
作赋豪情脱帻投，不关王粲感登楼。
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
白塔无俦飞鸟回，苍梧有泪断碑愁。
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
首联写登楼的豪情逸飞，暗寓对时局的沉痛之感和个人不得志的感慨。胸联写登楼远眺之所见，腹联写近观之所见，由白塔写到断碑，从而联想到舜的遭遇，抒发诗人缅怀故国，追思先基的感慨。尾联由景入情，抒发慨叹。全诗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时之感和不满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想情绪。
有的吟颂兰州地区的名胜古迹，如陈跟垣的《五泉瀑布》：
谁导银河泻碧天，青崖怒劈走飞泉。
雷鸣峭壁四时雨，雪点危岩一炷烟。
仿佛断虹山外挂，分明素练阁中悬。
登临无限徘徊意，活泼灵源悟道传。
张澍《金城关》诗云：
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鸳幢影出冈峦。
轮蹄不断氛烟尽，风雨常愆草木瘝。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湾。
有的描写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如王三祝的《青玉案·癸卯乡居春感》：
乡居我亦离尘秽，
恰喜得，
繁花退。
月姊风妹愁错配。
桃花艳水，
巧合穷儒对。
深知富贵多娇态，
柳眼迎人向谁睐？
只有春辉曾级爱。
黄河不冷，
青山不热，
日久交情耐。
清代，兰州士人们创作诗词内容相当广泛。这一时期，长期寓居兰州的外地士人和兰州本地士子也编印了很多诗文集。如谢天锦的《燕游近草》、王授的《停云亭诗文集》、江得符的《三余斋诗文集》、江为式的《幼则诗词草》、黄建中的《西圃诗文集》、许学诗词的《东园吟草》、王光晟的《晚翠轩诗词稿》、牟实有与牟实大兄弟的《牟氏诗文稿》、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抄》、秦维岩的《妙莲馆诗集》、田毓采的《家园杂吟诗草》、陈增与陈坦二人合著的《世德堂诗文集略》、巫揆的《小竹巢诗词稿》、秦恩嘉的《藏诗词坞集》、杨绍玠的《吟竹轩诗章》。朱克敏的《赋律入门法》、朱克敬的《暝庵诗录》、李绍晟的《杂诗》、马世焘的《枳香山房诗词草》、吴可读的《携雪堂集》、王三祝的《文香楼诗文集》、陈泰的《听春雨楼诗文集》、秦咏的《醉石山房诗词稿》、王澍霖的《宜春草堂诗词集》、张国常的《听月山房诗文集》、刘尔炽的《南村诗词草》、段成忠的《蔗园诗文稿》、段维翰的《石芝山房诗词草》、段士俊的《筱园诗稿》、白鉴真的《北游诗词草》、黄国珍的《南墅闲吟》、张浚濂的《栖云诗词集》、李联桂的《龙山诗草》、金汝砺的《砚农诗词稿》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兰州士人从医者为数也不少，其中在兰州地区比较有名的有刘一民、秦霖熙、甘子民、关文清等。
刘一明是兴隆山道士，一生精研医术，专长眼科，尤擅针灸。
行医处方所用草药，均为他自己亲自在本山采集，并亲自炮制而成，从不收取患者分文。著有《眼科启蒙》、《痧胀全书》、《经验奇方》等医学专著。刘一明一生乐善好施，普救众生，在陇右颇孚众望。
秦霖熙，字春帆，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任广西恭城县知县，先后在京20余年，从事医业，他自己在所著《惊风绪论》中说：“余每年夏月诊病，阅人不下五六百人。”因医术精湛，尤擅长治小儿惊风，跻身京师名医之列。
光绪年间，北京宣武城南一带民间流传有“若要小儿惊风安，城南快请秦春帆”的民谣，可见其名声之大。即使在恭城任内，往往利用公余时间，治病救人。平乐府知府锡晋存《治验录》载：秦霖熙在任内“邑中之贵贱老幼，求治者恒无虚日，咸获十全。于是声名远播，数百里外，扶筇负襁而就诊，莫不霍然愈，欣然去”。著有《外感辨记录》、《惊风治验》、《简易录》等。
关文清，甘肃永登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廪生，淡薄名利，一生从医，坚持医道，注重医德，以“治愈病人为行医天职，若怀私念，不是为医的行动准则”为座右铭。一生重医德而轻于财，不交官，不谄富，不骄贫，不定方脉费，说：“定方脉费，岂不拒贫人于门外！”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曾因治好甘肃督军陆洪涛母亲之病，陆委以县令，被关婉言谢绝。后任兰州兴文社同仁局主治医师，为贫苦群众施医施药，深得社会信赖。
烟雨楼台，沉淀文化意识
古典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和诗文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它体现的是一种宇宙观，一种文化观。唐代，由于山水文学兴旺发达，士人（或称文人）开始参与营造园林。到宋代，士人造园已占领了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明清两代，士人园林继续发展，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了极盛之局面。文人园林风格已成为社会上品评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深受社会的高度称许和推崇。兰州文人园林的建造主要在明清两代，这是因为明清时期规模较大的文人群体在兰州产生，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将园居之乐熔铸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除寺院园林外也需要一些供闲暇游赏、吟诗作画的其他园林，从而促成了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推动了兰州文人园林的大发展。除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外，兰州士人园林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央派驻兰州的地方官员为主体的南方士人，将高度发达的南方士人造园之风和造园技艺引入兰州；二是本地士人在外地做官的越来越多，受外地士人造园的影响，卸任归里后从为改善地方生活环境、或者为自己营造一个文雅秀美的活动空间以显示其身份地位，有的主持或参与官园的营造，有的开始营造私家园林，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受其影响，一些未进入仕途的本地文人，主要是一些文人绅士也投身于营造园林的行列中，甚至一些富商巨贾由于儒商合一，也附庸风雅，效法士流营造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延聘文人为他们筹划营造园林，这就使这些园林或多或少融入了文人化的色彩。
明朝建文元年，肃王移藩兰州，在浚治城池的同时，兴建了王府凝熙园、今小西湖处莲荡池等园林构筑，开兰州大规模刻意造园之先河。据陆杰仁先生的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一文所说，所造园林“既有北方园林粗犷、厚重的风格，将人工景园建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又汲取江南园林的纤细、婉约精华，叠石成山、引水为池，筑轩榭以邀月，设亭廊以增媚，所筑花园嘉树成荫、好鸟时鸣，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陆文还说，清康熙年间，著名造园家李渔来到兰州，规划建成艺香圃，是小园之精品。嗣后私园、官园多有增建，书院、署衙庭院或开辟花园，栽植名贵花木，饲养珍禽异兽，或规划为前厅后园之局，在正院之后另筑花园，叠石山、凿水池、建亭台、置匾设联，以利休憩，增加文化气氛。
清光绪六年（188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为寓不忘乡土之情，在莲荡池旧址处，用江南造园之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建园林，命名“小西湖”。时湖景波光潋滟，堤柳如烟，春夏之际，水鸟咸集，鹭游鹇浮。亭台楼阁，错落其间。秋后黄茅，风前白苇，霜中红叶，风景十分美丽。
这一时期，东园南村、西津别业、傅氏别墅及彭、耿、林、张、王诸家私园，分布在梨园、蔬圃、农田之间，别有山野之风，而城郊兴隆山、仁寿山、安宁堡、兰山之自然景观，也被文人学士发现、命名，成为市民游览、观赏的胜景。
总结而言，清时期兰州士人对园林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使兰州的园林几乎全部文人化了。正如张蕾在他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说：“中国古典文人园林形成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园和文学、绘画的结合，其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它与整个封建士人文化和艺术体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古代，园林环境是士大夫文化艺术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既体现文人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激发文人墨客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小桥流水，月明亭榭，把酒临风；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园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阁，全部都积淀着一种文化意识。自然人化了，人对象化了，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这里，有限与无限冥合，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无论是林泉为友、烟霞为侣的文人隐逸，还是修道习禅、雅集聚会的士林风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都蕴涵着对自然天地的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亦即缘此。”
继承建筑传统，发展建筑文化
建筑是一种综合艺术，是工匠与士人、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结合的产物。清代，受士人文化的影响和士人的直接参与，兰州建筑文化在继承明代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总体而言，清代建筑与明代一脉相承，没有明显差别，但品类数量增加，建筑规模扩大，并逐步在建筑文化中融入士人文化，扩大建筑美学的内容。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建白云观下观为一组三进建筑群，呈中轴对称，布局严谨，构造精巧。兰州现存古建筑多为明清建筑，主要是清代建筑。
1840年鸦片战争后，兰州建筑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而兴起。兰州新的建筑活动，新的建筑类型开始出现。清光绪初，左宗棠督甘，在兰州创设织呢厂、吸水厂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工业建筑都比较简单，厂房大都为砖木结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由南方、中原扩展到西北，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在城区箭道巷南口修建基督教堂，西方近代建筑始传入兰州。传统建筑也开始吸取新的操作方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装饰工艺已十分精湛。清代茶商修建的茶务公馆使用水磨砖装饰工艺，屋形风格仿陕西泾阳、三原的建筑，天井深陷，院落幽静。
兰州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几千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兰州古近代建筑逐步从群体组合、材料结构、实物造型、色彩装饰等方面，形成了既具有中国建筑一般风格，又具有多民族建筑艺术融合的痕迹，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兰州建筑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在建筑结构方面：从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历代众多建筑中可以看出，兰州建筑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革完善，逐步形成完整的木结构体系，以木材为基本材料，其中以柱上架梁，梁上迭梁，梁端架檩的抬梁式构架为主要方式。也有一些其他结构方式，如柱顶直接架檩、柱身以穿枋相连的穿逗结构，木料纵横交错形如井架垒为墙壁的结构和地板架高形成楼居的栏杆结构，以适应不同使用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明清时期，为节约木材，进一步发展构架方式，发展包镶、拼接技术，以短小木材接成长柱木梁，内部架构取消斗拱，梁柱直接搭接，简化整体结构，斗拱降为外檐的附属装饰。砖瓦出现后，大量采用木构架加上青砖墙壁，青瓦屋面，既坚固耐雨，又实用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