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灵王继位之初，赵国势衰，经常受秦、齐等国的威胁和匈奴、胡等外族侵扰。赵国无力抵抗，经常吃败仗。赵武灵王在率兵抗战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骑马射箭十分方便；而自己的将士都是宽袍博带，乘的是笨重的战车，行动极其迟缓。于是赵武灵王决心趋利避害，改革部队的服装，要部队离开战车，也学骑马射箭。但他的主张立刻受到王公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知道不改革很难战胜敌人，于是便身先士卒，自己带头穿起胡服，骑马射箭。赵国从此强大起来，军队屡战屡胜。赵武灵王为了观看操演，庆祝胜利，就在这里大兴土木，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丛台。
邓小平望了一眼被刘伯承批评得抬不起头来的干部，用手指着远处的丛台说道：“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听了刘师长的批评后，都要好好看一看这座丛台，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两千五百年前，赵武灵王都知道要胡服骑射，难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更应该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作战对象变了，作战方式也变了，由分散的游击战变成了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指挥员不从思想上来个战略转变，你又怎样适应形势？全面内战已经箭在弦上，你马放南山，那还了得？！那是要死人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要丢掉和平幻想，准备进行残酷斗争！”
李达前来报告，誓师大会已经入场完毕。刘伯承、邓小平带着精神振奋的干部们走向会场，登上了高高的检阅台。
天气晴朗，和风习习。偌大的广场，上万部队全副武装，肩上的刺刀闪着耀眼的光芒。一排排轻重机枪整齐地摆放在队列前，一匹匹战马驮着幽蓝的迫击炮昂首队尾……远远望去，这一切仿佛是凝固的钢铁组成的。但只要看一眼每个士兵的目光，看一看那目光中燃烧的火苗，你就会相信，只要一声号令，这支看来凝固的队伍就会变成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无坚不摧，势不可当。
邓小平精神振奋，声若洪钟。他把当前战争的形势告诉给部队，又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进行了战斗动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望把大炮打成犁头，将坦克改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相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结束了全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的第二天，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轰隆隆的炮声终于打破了大战前夕短暂的沉寂，蒋介石又一次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令”，集中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
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全面内战爆发了，刘伯承、邓小平心急如焚。为了胁迫围追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原突围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作战，他们主动向中央请示，计划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放到豫东方向的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从战略上调动和歼灭敌人。用刘伯承的话说：“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计划和时间表！”
八月，在酷暑难当的豫东，刘邓指挥各路纵队以神奇的动作跨过黄河古道，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百五十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
陇海战役打响的时候，西北高原上的延安刚刚遭受了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的轰炸。暑热和爆炸的气浪交织在一起，灼烤着这个被外国人称作“红都”的小城。
枣园窑洞前的苹果树下，却有一片阴凉。毛泽东正在与来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笑风生，进行着一次颇有意味的答记者问。谈话开始时，这位始终关注着中国局势和革命前途的美国记者忧心忡忡。她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刚刚在中国开始的全面内战，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大战。
大战伊始，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约二百万人；中共方面，总兵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其中正规军只占六十一万人。国共双方的兵力，为三点四比一。
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优势，还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但垄断了受降的权力，接收了将近一百万日军的武器，而且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在八十六个整编师中，有二十二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坦克、飞机、大炮、军舰应有尽有。中共军队有的，只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的机枪、火炮。
经济实力相差也很大。国民党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大中城市，拥有现代工业及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还能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延安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约一亿三千万，城市都是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也得不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拥有“飞机加大炮”，这种形象的说法并不夸张。无论在军事和经济哪个方面，国民党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有恃无恐，自以为稳操胜券。斯特朗听说，蒋介石就在最近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产党”。
斯特朗还从她的记者朋友那里听说，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不久前在北平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三个月。”陈诚回答得十分爽快。
斯特朗虽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和陈诚的说法，但她确实认为形势对中共不利。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中共即使不被消灭，也将遭受严重打击，十年内战的历史又要重演。
可是，坐在延安的窑洞前，就在这棵苹果树下与她面对面谈话的毛泽东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承认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他看来，真正的优势并不在国民党方面。
斯特朗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位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止稳重大方、有点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似的中共领袖，和他探讨起美国的军事援助问题。毛泽东风趣地将美国的军事援助称为“输血”，他说：“由美国输给蒋介石，又由蒋介石输给我们。”
当他们谈到“反动统治者”的时候，毛泽东以轻蔑的口气笑道：“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说完这个比喻，他停下来，问斯特朗是否领会了他说的确切含义。
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告诉毛泽东，他把“纸老虎”译成“scarecrow”。毛泽东又坚持让斯特朗解释“scarecrow”究竟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说：“英语里的‘scarecrow’就是‘稻草人’。”
毛泽东立刻摇摆着大手，表示不赞成用这个英文单词：“我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上用来赶鸟和吓唬小孩的稻草人，而是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噢！这个比喻太妙了！”斯特朗弄清其中的真实含义之后，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依旧笑着回答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
这是一场使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的谈话。谈话后没几天，斯特朗在《解放日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在三百里的宽正面上，对铁路沿线的敌人发起了有重点的攻击。此役从八月十日起，历经十三天，至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一万六千余人，解放砀山、虞城、兰封、杞县、通许县城五座，占领火车站十三处，破坏铁路三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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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刘、邓部异军突起，乃我心腹大患！我国军数十万正在向中原进剿，刘、邓竟突破了陇海路，直逼徐州、郑州，继而威胁南京！短短十天，让他们连下五城，破路三百里，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蒋介石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扔在郑州绥靖公署的作战沙盘上，阴冷的目光直逼人称“福将”的绥靖公署主任刘峙。
刘峙嗫嚅着嘴唇刚要解释，蒋介石把手一挥：“我不要听你的解释。陇海路遭破坏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你们的失职！无能！”
刘峙保养得很好的胖手指着沙盘上的大别山，欲言又止。
蒋介石沉着脸：“我知道你要说大别山正在进剿李先念，分不出兵来。那么我来问你，进剿了两个月，李先念的部队到哪里去了？如果抓住一头，丢了一头，还算功过相抵。两头全部丢掉，你们有何颜面回报党国的信任？！”
“报告总裁。”刘峙终于鼓足勇气，“我想说的是，只要分出一部分兵力，迅速集结于鲁西南，我敢保证，即使不能全歼刘伯承的共军，也会给予最有力的打击，使之不能在陇海路东段自由进出！”
“不，不仅仅是陇海路，还有平汉路。”蒋介石目光炯炯，“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要把刘、邓赶回太行山去！”
说罢，蒋介石手指沙盘，让陈诚下达命令。
陈诚清了清嗓音，走向沙盘：“遵照总裁部署，现着令徐州绥靖公署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及第八十八师所属五个旅，分三路自徐州、砀山、虞城地区向单县、成武、鱼台地区进击；着令郑州绥靖公署第五绥靖区孙震之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全部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之整编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各一个旅，分三路自封丘、开封、考城、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击。目前，刘伯承在陇海路得手后，远离后方，既不敢南下，又不肯过河。因此我军形成钳击之势后，就打他个立足未稳，举棋不定！至于这次会战的总指挥……”
陈诚的目光转向蒋介石。蒋介石微掩双目，点了一下头。
陈诚提高声调：“仍由郑州绥署长官刘峙担任！”
“校长！”刘峙自己也没想到，打了败仗还能升官，一时激动得嘴唇颤抖，话也说不下去了。
在场的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等人睨视着一身肥膘的“福将”刘峙，看着他那肥唇、肥腮、肥肚扑哧扑哧，好像又吃又喝紧忙乎的样子，一个个的目光无不挂着几分讥讽。
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里虽威望不高，但也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又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官。因此，国民党军人中最吃香的两大派系——保定派、黄埔军校系，他都沾得上。但是，论战绩，刘峙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记录。令人奇怪的是，他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官运亨通。久而久之，也不知是羡慕，还是挖苦，他的同行们就送给他这么一个雅号：“福将”。
刘峙终于把所有的激动全部吃喝下去了，运足了底气道：“校长！担此重任，刘峙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此番是一场大战！你们——”蒋介石的眼睛睁开了，巡视了一下众人，“要亲临前线督导，不达目的，就不要来见我！”
菏泽。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刘伯承、邓小平和各纵队领导围坐在一张铺着地图的农家饭桌四周，久久没有人说话。
空气有些沉闷。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似乎要把这间茅草盖顶的屋舍掀翻。一道雪亮的电闪射入低矮的窗棂，划过饭桌上的地图。刹那间，地图上从东西两个方向伸过来的蓝色箭头，像是两颗正在咬合的鬼牙，尖利、阴森。
邓小平和刘伯承交换了一下目光，站立起来，打破了沉闷：“情况大家已经清楚了。敌人从津浦路方向过来的三个师，其中两个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蒋介石一共有五大王牌，这一下把两个拿出来了。新五军和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比较难对付。西边来的敌人数量多，但战斗力不强。针对这一情况，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暂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会，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这样一来，势必增大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另一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以第二方案为好。”
刘伯承笑着看了看他的战将们：“我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恭敬不如从命，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
往常这个时候，刘伯承一句风趣的话，肯定会引起战将们的哄堂大笑。然而今天，他们实在有些笑不出来。如果他们只是一个士兵，一声令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但今天他们都是带兵的人，是领兵一方的将领，他们的肩头担着千钧的重担，他们需要考虑部队的承受能力。连续半个月的陇海战役，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很大，伤员来不及转运，弹药来不及补充，而面临的敌情又是如此的严峻——如果打，必将是一场残酷的恶战。这种情况，换成谁，都会掂量掂量个中的轻重。
作为野战军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理解他们的心情。
邓小平走到窗前，望着满世界的风雨，缓缓说道：“我们这个部队，在外边名声很大，都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就这么点儿家底，兵不足五万，外加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我们部队的这一批战士，大部分都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质很好。陇海战役伤亡五千人，补充不多，拿这批骨干打，实在有些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