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华生
周贻白先生学术视野开阔，用功勤奋，多读博览。他自述云：“寒斋书本不多，旁征博采，不免借助他山。一瓻往来，无间雨雪，历境虽艰，不以为苦。”“每获一新证，辄牵连数节，重加改写，务使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因此，他的学术著述，实事求是，论证充分，论据充足，常有新发现的学术见解。由于他认为，戏曲“因其晚胎于古之散乐，所以包括之事物，尤为繁复”。故而对戏曲相关的曲艺、小说、诗词等也下工夫研究，留下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值得大书特书。
一、曲艺研究的主要成就
现存周贻白先生学术成果中，有关曲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说单弦》、《八角鼓与单弦》、《大鼓书与子弟书》、《韩小窗与罗松窗》、《蒲松龄的〈聊斋俚曲〉》、《论〈莲花落〉》等篇。
周先生善于运用对比手法，研究曲艺的演变。例如，他考证八角鼓与单弦之后写道：“岔曲之夹入杂牌曲调，而作较长的叙事，这在岔曲本身似乎是一种进步。今之‘单弦’，虽然更较冗长，叙事更为细腻，然而，由其大体言之，固仍为岔曲形式。如开场必唱【赶板】，结束多为【岔尾】，自是数典不忘其祖之意，但要论到岔曲怎么会有这种形式，以自然之理来说，也许是其本身音调过于单纯，因而夹入别种牌子使稍有变化，但夷考其实，则‘岔曲’还不是最初把杂牌曲调兼收并蓄地叙一故事的原手，在另一方面，却有它取法的东西，那便是早于《霓裳续谱》而出现的清初《聊斋俚曲》。”
又如，周先生于《大鼓书与子弟书》一文最后结论：“综上所述，我认为大鼓书是由鼓儿词衍变而来，其衍变的途径，就是舍弃‘蔓子’专唱‘唱片’，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却是‘子弟书’兴起的缘故。至于‘子弟书’本身，则是文词与声调的精进，使原有使‘蔓子活’的大鼓书转而取法于它。”
再如，周先生把韩小窗的《宝玉问病》与罗松窗的《昭君出塞》相比较后认为：“虽然王昭君与林黛玉的处境各殊，不能相提并论，但同一描写女子心理，而韩氏之作，真可以说是把林黛玉的心事从她口中曲曲传出，毫无賸义。这岂不是比昭君所说的高明百倍？所以，即韩小窗式效法罗松窗而写作子弟书，而韩小窗文心之细，也呈现了极显明的进步。”
二、小说研究的主要成就
现存周贻白先生学术成果中，有关小说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武王伐纣平话〉的历史根据》、《〈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聊斋志异〉来源及其影响》、《〈官场现形记〉索隐》等篇。
例如，周先生分别四十二目考证《武王伐纣平话》的历史根据之后得出结论：“虽未必语皆有征，然十之七八皆确具来历。姑无论其为说书人底本，或书会先生所特编，其人决非全不读书者。《封神演义》虽于封神部分极尽发挥，但于史事取材溢出《平话》者亦复不少。如赵公明为钉头七箭书所射，则本《太公金匮》及《大韬》丁侯事。（《太平御览》列）封神台之布设，则本《太公金匮》：‘起西社，筑垣墙，祭以酒脯，食以牺牲，尊之曰社客’等语。（《太平御览》列）但《平话》能集中许多材料铺叙成为一书，就其成书时代言之，殊非易易。《封神演义》于描写技术虽较进步，终不免因人成事也。”
又如，周先生对《聊斋志异》题材来源的考证，分为“本诸旧有载者”三十五则，“与其他载籍互见者”二十八则，“根据《志异》而撰作者”三十则。在这三方面题材来源之外，进一步考述曰：“其间或有长篇小说，亦曾于《志异》一书零星取材者，如《野叟曝言》第七十回‘白昼压妖狐忽呈玉面’，即似与卷二《伏狐》第二则颇有关系。因非整篇事实，兹不备录。”同时，他还指出其中的微疵漏笔，及版本刊刻之误等问题，很有见解。
再如，周先生对《官场现形记》索隐之后，针对胡适《官场现形记序》所言：“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假令这种看法是对的，则《官场现形记》自亦有其未可厚非之处。但我以为它的最大价值，是在能传其真实。即令都是一些话柄，然皆端有自来，鉴古知今，或不止于反映时代而已。”
三、诗词研究的主要成就
现存周贻白先生的学术成果中，有关诗词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顺治出家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词统〉补笺》等篇。
清顺治帝出家的传言，一直是几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之一。周先生据清初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转引证明顺治皇帝出家于当时名为清凉山的五台山。“至于顺治出家之说，史传虽无明文，《行状》中既称‘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则世祖性耽禅悦，无可疑。另据清礼亲王昭《啸亭杂录》载：‘章皇帝冲龄践祚，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尝召玉林木陈二和尚入京，命住万寿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然则吴诗第三首所云：‘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至‘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实指玉林木陈之流。而其出家原因，则为吴诗第四首：‘盛姬病不救，挥鞭哭弱水’至‘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诸语，暗指世祖伤悼董妃，看破红尘，毅然出家。所谓‘天地有此山，苍崖阅兴毁’，‘龙象居虚空，下界闻斗蚁’皆出以实笔，而明指其为清凉山也。”
文中进而引用了康熙第八子允祀《日下旧见》中顺治的七绝：
恼恨当年一念差，龙袍换却紫袈裟；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
文中又引用翁同龢《丙戌十月日记》里记录顺治帝在北京西山天泰山慈善寺的题壁诗：
兔走乌飞东又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禹奠九州汤伐夏，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
周先生还引用康熙第四次巡幸五台山诗：
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
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
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
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
接着，周先生断言：“不宁唯是，即世祖之母孝庄文皇后，至康熙二十二年，以太皇太后之尊，亦曾巡幸五台。而康熙之母孝惠章皇后，则康熙每有巡幸，亦时偕行。且其每幸五台，必顺道展谒福陵、昭陵，然后直上清凉。俨然五台亦为陵墓之一。若讳为礼佛，何必屡非其地不可？清末吴士鉴《清宫词》云：‘双成明靓颖徘徊，玉作屏风璧作台；薤露凋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语皆有本，决非泛作，故顺治出家清凉，自亦有其可信之处。”
如此细心考据，这般旁征博引，使笔者也相信“顺治出家”了。
总而言之，周贻白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曲艺、小说、诗词研究，成果丰硕，成就突出，应予总结彰扬。
[拙文中所有引文皆出自沈元编《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不另注释，特此说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10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