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玛尼和加莱奥蒂出色的指导下，整个舞厅变身为一个专业的剧院，一群来自芭蕾舞团的专业古典舞蹈演员——所有人都是反串扮演——涌入舞池，轻松地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起来。接着，管弦乐队开始演奏，第一支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然后是《胡桃夹子组曲》，女舞者们身着芭蕾裙，在迪斯科音乐中翩然起舞，在她们轻盈的舞步下，热烈的掌声应声响起，现场那些受邀前来的贵宾们丝毫没有吝啬他们的热情。
当时的媒体以“乔治·阿玛尼：时装界的路易十四”为标题报道了这场时装秀。这个夜晚的演出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高端、最壮观的社交事件之一，它不仅昭示了乔治·阿玛尼个人的成功，还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改变了意大利的国家形象。这场演出将美国人心目中意大利人那种新现实主义沉闷、隐忍的形象毫不留情地抛在身后，意大利坦然地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优雅、迷人和自信，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居高临下，而且，从此以后，这种居高临下再也未受到过任何质疑。在此之前，在世人的眼中，意大利人就是一个手提行李箱、带着毫无生气、茫然无知表情的移民，而这场演出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原先那个意大利人魔力般地变成了一个美丽和创造力的成功者。媒体滔滔不绝地赞美着这个民族的品味和风格，毫不吝啬地为这个民族正在蓬勃发展的时装业结出的累累硕果而高唱赞歌。
在1979年4月的《时尚男装》杂志上，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首席买家马修·塞拉称阿玛尼为“时装界的米开朗基罗”，他说，阿玛尼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形象，所有人无不争相模仿。1980年，应安迪·沃霍尔的邀请，乔治·阿玛尼接受了“安迪·沃霍尔电视秀”的采访，采访者是意大利知名记者丹妮拉·莫瑞勒。多年以来，围绕着阿玛尼所引发的狂热追捧从未停止过，这样的荣耀，或许只有后来的设计师罗密欧·纪礼（Romeo Gigli）带来的浪潮才能匹敌。乔治·阿玛尼的名气堪与毕加索相提并论。
每场演出之后，时尚记者们都会饱满深情地撰文赞扬，每当遇到无缘享受观看演出特权的同行时，他们会沾沾自喜又故作同情地说，“很遗憾你错过了演出，否则你的感受绝非如此。”从此，意大利与那个曼陀林①之国的老套形象渐行渐远，逐渐成为这场“致命游戏”中的重要一员。
①产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间乐器。
乔治·阿玛尼的天才表现在他对社会的了解上，他对上衣翻领宽度的把握和阿玛尼时装的庄重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对黄金分割定理的巧妙应用。阿玛尼对协调感有着一种天生的偏爱，对美学有着自然而然的迷恋，而对时装，他有着一种天生的潜能，他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到这个行业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上。他用行动而不是空话来实现这一切，通过设计和剪裁，向世界阐述和传达出这样一种风格：稳重、严谨而又不失温和，既具有20世纪30年代的典雅风情，又有20世纪80年代的热情气质。他把之前十年间严重伤害了消费者的喧嚣抛在脑后，精准、及时地提出了回归时装的审美新标准。
MJ、列侬、麦当娜以及那个夸张而难忘的时代
在后革命时代的氛围下，人们一窝蜂似地进入享乐主义的窠臼，很容易将轻松生活与肤浅无知混为一谈。20世纪80年代是沉闷又傲慢的时代，过分的绚烂和壮观最终无法改变褪色为黑色的命运。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一个雅皮士和里根时代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是米兰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口号标语流行的愚蠢时代。这是个塑胶品充斥的时代，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职业经理人的横空出世。双维和浅薄成为主流的价值观，虚无成为备受追捧的品质。这是一个充满了审美热情的时代，是一个重新审视道德观的时代，也是一个信奉“存在即合理”的时代。
空气中充斥着杜兰·杜兰乐队（Duran Duran）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后者的妆扮和金光闪闪的演出服让世人接受了男装的夸张，削弱了人们对出身和身份的偏见：只要成功，出身和身份都会变得无足轻重。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被枪击身亡，历史翻开了象征性的一页：在此之前，整整一代人狂热地追求着那种轻柔干净而又难以企及的和谐，如今，这一切已不复存在，世界骤然跌入无情、放纵的实用主义的深渊，伴随而来的，还有时尚赞歌像汽笛一样震耳的轰鸣声和已悄然浮出水面的愤世嫉俗。
当时仍是一名籍籍无名的金发女郎的麦当娜不久之后就向世界证明：即便身材瘦小、嗓音普通、外貌普通，也有可能成为知名歌手和世界级偶像。沟通取代了内容。爵士歌手鲍比·麦克费林的一首歌取名为“别担心，快乐点”，一个休闲服装品牌也取了个个性十足的名字：粉红世界（Think Pink）；1972年年度奥斯卡影后简·方达身穿玫红色和石磨蓝相间的紧身衣和荧光腿套，不再毫无章法地蹦蹦跳跳，而是有模有样地跳上了健身操……不久之后就成为许多收藏家心头好的意大利时装品牌芙蓉天使（Fiorucci）将“我行我素”的生活理念传达给世人，以绚烂的色彩来表达一种令人动容、活力四射的生活态度。
不管是举目远眺，还是登高远望，甚至从传说中的火星俯瞰，地球上的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快乐无比的所在。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迪斯科舞盛行，时装上亮片闪耀，仿佛也都在传递着欢快；这也是可卡因泛滥、金钱如流水、挥霍无度的时代；这是个流浪者的时代，整个社会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盯着人的着装。这也是一个后恐怖主义时代，人们在辛苦地重建着社会的新秩序。当人类气喘吁吁地跑到赛场的终点，却措不及防地看到了艾滋病的扑面而来。
一方面，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见证了撒切尔主义和福克兰群岛战争①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见证了绚丽夺目的T台表演、英皇大道上的朋克音乐以及第一批纽约涂鸦艺术家的出现。“时装”以一种独立的形象逐渐稳定下来，与其他行业逐渐分离，并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内涵。它突破了传统的范围，变身为货真价实的心理战工具，把个性崇拜和使命传达作为基本功能。军人们穿上了粉色、橙色和淡绿的酒会服，这样的色彩搭配实在出乎意料。而这些制服上还印有设计师的标识和字母，垫肩的大量运用更是传达出女性当道的信息：只要回想一下设计师蒂埃里·穆勒、克洛德·蒙塔纳和让·保罗·高缇耶②等人的夸张设计，这一切就不言自明。侧开叉的运用和对女性身材的强调重新阐释了性感的概念，但也并未摒弃传统的观念：芭比娃娃重新回到时尚中。
“超模”一词再次成为流行语，光彩照人、如梦似幻、遥不可及的美丽成为女性的梦想，随着每一个时装季的到来，这个梦想如神话一般疯狂成长，而摄影师们则是推波助澜的幕后英雄，比如，比尔·金、赫伯·里茨、帕特里克·德马舍利耶、理查德·埃夫登③、欧文·佩恩④等人的摄影作品以及《红衣女郎》、《九个半星期》等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①Falklands War，1982年3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为争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②Jean Paul Gaultier，（1952年4月24日—），出生于法国巴黎，高级女装设计师，设计风格不拘一格，集夸张、诙谐、前卫、古典和奇风异俗于一体。
③Richard Avedon（1923—2004），美国时装摄影师，曾为查理·卓别林、玛丽莲·梦露和温莎公爵夫人等众多名流拍摄过照片。
④Irving Penn（1917—2009），美国摄影师，以肖像和时装摄影而著称。
这是万象更新的十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如今所了解的所有时尚元素，都是由那时发展而来，或者是对那些元素的抗拒。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起到了领头作用，赋予“时尚”一词以新的含义，使它具备了一种明确的色彩，重要的个性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设计师米索尼就超越了固有的色彩样本，用自己特有的线条和色差公式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直到如今，这套语言仍然是人类一个突出的贡献。
另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设计师是乔治·阿玛尼的对手詹尼·范思哲，他勾画出气色红润、性格开朗的女性形象，在布料上印上彩色的印花和流行的绘画，大胆地将相似色彩组合原则应用于服装印花中，而这样的大胆做法只有设计师艾米里欧·璞琪曾经尝试过。设计师恩里科·卡维里也用他那独特的亮光小外套点燃了所有人的眼光，这款外套用色彩对比强烈的条文作为底色，配以闪光亮片和彩色塑片，令所有人为之眼前一亮。然后，设计师弗兰科·莫斯基诺随之登场，他为意大利的三色国旗赋予了新的含义，将之变成一个独特的标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充满活力的象征，甚至也不乏幽默感。
这是一个浮华而艳丽、夸张而难忘的年代，乔治·阿玛尼功不可没，他为意大利形象带来一种全新的含义，使之优雅地摆脱了历史的束缚，像一个穿过人群行走中的帝王，自信而尊贵，在群情激昂的拥护者们的簇拥中前行。他心无旁骛，他为一个接一个的惊喜而备受鼓舞，同时又能置身事外，巧妙地用色彩来改变着身外的世界，他对异国情调的利用无人能及，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将其他文化中的线条和风格加以巧妙的利用。凭借自己的想象或旅游时留下的美好印象，他创造了一种既素雅又舒适的时装风格，既具欧洲风情，又不乏国际性。在坚定地坚持着自己风格的同时，他义无反顾地将充斥在意大利国内的那种混乱的语言和沉腐的道德远远地抛诸脑后。
这个时代以社会财富过剩的姿态投下了一层黑暗的影子，宽阔而伸展，一个清晰的问号悬挂在回忆者的头顶，在他的脑海中，没有任何记忆，只有一片令人快乐的混乱，就像是村庄节日里上演的一场烟花表演。在青年运动中，色彩代表着一种非常具体的思想内容，即使对色彩的解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种种细微的变化。朋克的电子色彩与金属钮钉、黑色皮革和格子花纹等元素一起构成挑战传统的激进标志，引人入胜而又匠心独具。
相比之下，所谓的黑色风格是一种更加含蓄的表达方式，它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号召人们自愿抵制外界的入侵，号召人们自觉反对政客们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再次将原子能问题拿出来做政治谈判的筹码。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不确定性的存在，而那些花里胡哨的杂志却企图以明亮夺目的色彩来转移人们对社会不确定性的关注。
改变和试验的时刻
色彩和发明的欢快浪潮风靡了一个时代，就连涂鸦艺术家们有力的表现力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突然之间，城市风景被一些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装点得生动起来，瑞内尔兹①以及许多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随处可见。在涂鸦艺术的点缀下，全世界的墙壁变得色彩缤纷起来，成了一种先锋艺术形式，涂鸦占据了墙面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在这里，色彩与阴影之间的对比强烈，装点了这个日益冲突和不平静的城市——纽约。
①Rammellzee，（1960年—），纽约涂鸦艺术家，表演艺术家，饶舌、嘻哈音乐家，雕塑家。
与那象征了无以言说、无法逃避的恐惧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头绘画艺术家凯斯·哈林那些绚丽多彩的人物图像。哈林的作品代表着这一时代最显而易见的敏感，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有趣的一面吧。他的艺术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浑身发光的婴儿和吠叫的狗是他最知名的涂鸦作品，但他的全部作品都毫无例外地散发着有趣的幽默感。他的处女作，是在纽约地铁废旧的广告牌上以简单而讽刺的风格绘制的涂鸦，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坚持自己的色彩原则——“用充满活力的迷人色彩表现万事万物”。他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纽约的地铁，当时他正在地铁的广告板上涂画简单的讽刺画，突然出现的警察当场逮捕了他，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使他一夜成名，自此之后，他把色彩当作自己的标准：“生动感能够吸引人，色彩构成差别，让不同的事物有了不同的特征。”
总之，不论是从视觉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都堪称是一个明亮多彩的时代。艺术馆为色彩艺术家们敞开了大门，几乎在同一时间，贝纳通时装公司发起了由奥里维埃洛·托斯卡尼①负责的多民族运动。
①Oliviero Toscani（1942年—），意大利摄影师，贝纳通公司内部广告公司创意总监。
但是，1980年，一段插曲改变了T台表演的特性：乔治·阿玛尼决定舍弃米兰时装发布会，而是在自己选定的地方举办春夏时装系列发布会。是异想天开？还是忘恩负义？抑或自我炫耀？阿玛尼此举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的确，这件事所引发的争议直到今天还没有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