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沟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1976年，玉门市清泉公社计划修建新的中学，将建校地址选定在了公社以东的火烧沟古墓群上。施工队在距地表不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些石制器具、陶罐和铜制品，施工队推土机把一些凸起的墓葬推平、人工开挖地基的过程中，多数出土文物被破坏。
一位在清泉中学任教的兰州下乡知识青年杨敏，他从参加新校建设劳动的学生口中得知挖出“罐罐”的消息，便来到新校址，并且捡拾了陶器、石器和铜器等一些零碎文物。杨敏给省博物馆写信，又将陶罐、石刀和铜圆饰等文物送到省博物馆，请他们鉴定。随后，他再次到省博物馆报告情况，并且上交了铜矛、铜镢、陶埙、陶罐等一些文物。
自此，火烧沟遗址发掘正式开始。当时清泉公社新建中学已经落成，因而，火烧沟遗址的发掘实际上是以清泉中学为中心，在周围的白土梁、骟马城、惠回堡一带展开，清泉中学下面埋藏的秘密或许现在也还没有彻底揭开。试想一下，清泉中学这些默默背诵着历史课本中关于马家窑、齐家文化年代的学生们，如果有一天亲自参与到火烧沟文化的深入研究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慨？
火烧沟遗址是一处史前时期墓葬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该遗址位于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距玉门市区20公里。因其地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又多呈火红色，所以人们将其命名为火烧沟。这一古文化遗址也被称为“火烧沟文化”。
从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整个遗址主要是墓葬群，而墓葬又分上中下3层。最上面一层，离地面约30—100公分；中间一层，离地面约1—2米；最下面一层，基本都在2米以下。上面一层主要是魏晋墓和汉代墓，中间一层多数是汉代墓，最下面一层为新石器时代后期墓葬，与夏代同时，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文化遗址。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奇怪自己关于夏代历史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个女子：妹喜，撕绸的妃子，偌大的国家闻不得裂帛之声啊，不信你再听，那撕绸之外的另一种声音——所有夏代的公鸡已经在啼商朝的时间了。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文物有彩陶、石器与金银器、铜器，以及大量的陶器，它们大多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形象逼真，表现了远古时期火烧沟人高超的智慧和审美能力。
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罐有98种，质地繁多，图案花纹各异，极具艺术性。如人型彩陶罐、人足彩陶罐、鱼型陶埙、鹰嘴壶、三狗方鼎等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人足彩陶罐为靴子形状，罐体腹部隆起，罐耳呈双手叉腰姿势，猛一眼看去，就像是个穿了一双靴子、双手叉腰站着的大肚子女人，她在等男人接她回家吗？她似乎看见那个男人已经拐过前面那片丛林，肩头还扛着刚刚捕杀的猎物，马上就会出现在她的面前了。
大腹便便的彩陶罐，如果更大腹便便一些，就是一个临近生产的孕妇了，这也让我想起东北红山文化出土的孕妇裸体陶塑。那是生殖崇拜的年代，怀有身孕的女子是人们心目中最美的偶像。
人足彩陶罐如果是用来装水的，那一定是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捏制成形的；如果是用来盛放谷物的，那一定是在收割了庄稼祭祀了神灵之后烧制出窑的。
一滴水珠，一颗麦粒，一卦爻辞——还有什么？放大了就是一个个游走在大地上的大肚子女人啊，这是人类生命的源头。
20多个彩绘陶埙，一个个鸡蛋般大小。陶埙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吹奏乐器，埙体呈鱼形，以交叉的双条黑线修饰表面，简约、美观。张开的鱼嘴是吹孔，埙体上有三个音孔，已经发展成了相当规范的乐器。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埙，是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埙，只能吹奏两个音阶。而火烧沟出土的陶埙，已经能吹奏较为完整的五声音阶，其音阶已与现在的七音阶接近——我想堵住陶埙的两个音孔，仅留下一个孔，用来同或许并没有走远的火烧沟人的灵魂聊天。
三狗方鼎三只竖着耳朵的狗听见了什么？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我国，根据对人类早期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狗骨的研究，表明至少有8000多年的驯化历史。殷商时期甲骨文即有“犬”字的出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有关狗的记载就更多了。如《礼记》注疏中：“小曰狗，大曰犬。卷毛有悬蹄者为犬。”《墨子·天志》：“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刍牛羊豕犬。”说全国没有不养牛、羊、犬、猪的。狗作为六畜之一，也是这一时期提出的，《管子》：“六畜育于家，国之富也，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把养六畜和国富民强联系到一起来认识。
河西地区民勤曾出土一青铜卧犬纹饰件，属于距今约3100年到2400年间的沙井文化，也就是匈奴或月氏文化遗存，因为那正是匈奴、月氏等部族在河西走廊一带地域活动的时期。此纹饰件圆形，一犬四肢内屈前后爪交错在一起作蜷卧状，竖耳睁眼，似乎随时可以一跃而起。
火烧沟遗址还出土有一件内彩变体蜥蜴纹豆。陶豆是一种盛食器，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后来变化为专用盛放佐餐的杂肴，重在品类之多，而不在容量之大，故豆盘变小变浅，出现中柄，并且不断加高，有的器上还加盖。汉字中的“豆”即为一足、柄、盘、盖俱全的象形字。
火烧沟遗址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羊头、羊骨，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等随葬品。其中有一座墓殉葬羊多达44只，说明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
《禹贡》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书籍，《禹贡》谓：“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记述了大禹治理火烧沟东面的弱水和西面黑水的情况。司马迁《史记》：“禹兴于西羌。”大禹是羌人吗？这种颠覆性的问题还是留给严肃的史学研究者去探讨吧。
火烧沟遗址中出土有贮存在陶罐中的粟粒，还有石锄、石磨盘、刀、斧、镰、锤和铜镢，说明当时的农业已具规模。
还出土了制作精美的手形纹羊头柄彩陶方杯、人形陶罐等酒器。
酒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嘉宾而不用，形成远古酒事活动的风俗。
中国酿酒历史渊源久远，宋代朱翼中《酒经》称，夏朝初年，一个名为仪狄的官员用桑叶包饭发酵酿成酒献给大禹，意欲邀功请赏。大禹感到味道甘美，感慨道：“后代必有为了饮酒而亡国。”于是下令禁止造酒，但此造酒法仍暗暗流传开来。
史书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传说杜康生于周朝，不做官，是个牧羊人。有一天，他用竹筒装着小米粥，竹筒放在一棵树下，忘在那里就走了。半个月后，他赶羊回来，在那棵树下找到了竹筒，一看，竹筒里的小米粥经过发酵，已经变成酒了。于是，杜康不再牧羊，改行酿酒了。
酿酒业的出现，是农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标志，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种植业。
火烧沟也是甘肃早期发现铜器且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处古遗址，出土的312座墓葬，其中106座发掘有铜器，计200多件。这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全国各夏代遗址中出土铜器的总和。
铜器以模铸为主，有斧、镰、镢、凿、刀、匕首、矛镞等。同一墓葬中，石器、陶器、铜器共存现象很多，说明冶炼技术很早就被火烧沟人所掌握。
青铜器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重要事件，青铜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火烧沟遗址丰富的青铜器证明了火烧沟铜器制造技术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
火烧沟铜器材质多样，以红铜比例最大，杂质元素多样化且含量较高，反映了冶炼所用矿料是多金属共生矿或混合矿，冶金技术尚处于较原始阶段。火烧沟铜器以铸造为主要制作工艺，不同类型的器物在材质和制作方法上有别。铜箭镞石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时代最早的铸箭镞石范。
火烧沟铜器大部分由铸造而成，一件分铸的四羊铜权杖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分铸铜器。青铜权杖饰高7.9厘米，宽7.7厘米。器身略似罐形，上下两端有圆銎，上銎口略大，内径约1.8厘米，下銎口内径约1.5厘米。下銎延为短管状梃，饰数周瓦棱纹。器腹周边对称地凸饰四只圆雕羊首，羊首微下俯，双角大曲度内弯，形象逼真。这件权杖饰的四只羊首是用复合模具分铸后，再镶嵌于器身。这是我国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镶嵌铸品。
权杖是部族时代部落或氏族酋长们手持之威仪性器物，是特殊身份和权力的标志。
我国有关权杖的实物尤以甘肃境内为多，包括石、玉、陶、铜各种质地。权杖上的装饰为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衍生物，它赋予权杖以象征祖灵所在的神圣含义。火烧沟文化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羊受到普遍尊尚，可能是部族图腾崇拜物，故以羊首作杖饰。
《说文解字》：“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貊从豸，西方羌从羊。”
火烧沟出土的四羊头铜权杖饰、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规格的随葬羊骨，都体现出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羊大为美”，即是汉字“美”的由来。
明末清初有书《广东新语》套许慎《说文解字》，谓：“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然。二者少而得兼，故字以‘鱼’‘羊’为‘鲜’。”这解释真好，鱼也有了羊也有了，何乐而不“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是最温驯的属相。在古代器物上，“祥”字的铭文均写作“羊”，表示吉祥如意，兴旺发达。用羊作祭品，以求福禄，风调雨顺，丰衣足食。
火烧沟除了冶炼青铜，而且能冶炼其他合金。出土的齐头和缝的金耳环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金耳环纯度很高，微泛红色。
火烧沟遗址墓葬的形式，大多是竖井带台的侧穴墓，墓坑大多都是东西方向，呈长方形，并且尸骨都是头东脚西，这显然体现了少数民族的一种葬俗。佩戴金银首饰并用其作陪葬品，是火烧沟遗址的一大特点。墓葬中男女的装束、发饰、发具等，都表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种风俗习惯，可能是古代羌族部落的生活遗迹。在许多墓坑中，死者不论男女，大多佩带金耳环。有一部分墓葬，无论男女，都在头部有一枚骨针，似为古人的椎发工具。鼻饮环、发椎结，显然是一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由此推断，火烧沟生活的应该是古代羌戎部族的一支。
死亡只是一种形式，或许火烧沟人仍然在死亡中思考着，他们感受到了天空的重量，这是一个部族的重量，一个从这块大地上撤退了的部族，留下了属于他们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