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欣欣向荣的东乡族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东乡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组织并成立了属于东乡族自己的县政府，从而使东乡族民众有了当家做主的机会。在组建的东乡族自治地方政府中，主要领导者由东乡族公民担任。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与帮助下，东乡族人民努力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在农作物中培育了小麦、马铃薯、青稞、玉米、糜子、蚕豆、胡麻、油菜等。在黄河、洮河和大夏河沿岸，东乡族民众种植了很有名气的唐汪大接杏、桃子、苹果、西瓜、花椒等。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东乡族男子历来善于擀毡、织褐子，手工做的地毯，图案精美，远销国外。东乡族妇女们则擅长刺绣、剪纸。
从地理环境上看，东乡族的居住地大多属于干旱、缺水和特别贫瘠的黄土高坡，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其地貌植被的荒凉程度甚于甘肃省的陇中干旱地区。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艰苦努力，东乡族自治县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东乡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积极地兴修饮水工程，如三塬电灌、塔山电灌、大塬电灌、唐汪渠、达板渠、东干渠、南阳渠、王家水库，从而使东乡族自治县里的数万亩干旱贫瘠土地变成了肥沃良田。目前，全县95%的农户都用上了电，乡乡通汽车，可以说县乡公路四通八达。30余处集市贸易，使传统经营方式焕发出生机。2008年，东乡族自治县有各级各类学校181所，学生27000余人，教师1600余人；卫生机构91个，卫生技术人员151人。畜牧业、林业等生机勃勃，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东乡县的小工业生产发展势头强劲。
当然，曾经数辈生活在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族民众，因各种原因在后来的发展中存在大规模外迁的现象。大多迁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等地。在东乡族中有整村迁徙，或整个家族迁徙的现象。如今，伊犁等地区的多数地方都有以东乡族为主体的村落。据说，东乡族迁往新疆除解除贫困之外，在个别人心中也有怀故的想法。
第四节语言文字
东乡族民众在许多场合使用的是东乡语。东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大部分民众都会说汉语。
在日常生活中，东乡族人除了兼用汉语外，部分东乡族民众尤其是年长者借用阿拉伯语字母，依照汉语的拼写方式书写了他们能够读懂的一种类似于自造的特殊文字，即被称为“小经”的文字。因此，在东乡族的文化中，像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始终是维系该民族心理健康和日常活动的纽带，究其缘由，是与他们自古以来就受伊斯兰教熏陶有关。所以，伊斯兰教影响下的民族文化是维系东乡族形成发展的第一纽带。
在某种意义上，东乡族的语言在该民族形成与演变中发挥了第二纽带的重要作用。东乡族的语言中虽然使用了多种语言，如借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或蒙古语等词汇，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政治条件下，东乡族语言又演变成了以阿尔泰语系为主的蒙古语族。但是，由于当今的东乡族中仍然夹杂使用着不少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汉语等词汇，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而区别于蒙古语的语言基层。因此，西方史学家中有人简称之为“撒尔塔语”。从实地调查来看，东乡族自治县的锁南乡、龙泉乡和那勒寺乡等几个乡村的语言之间尽管稍有差异，但大多数东乡族人兼通汉语。从当前东乡族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字是东乡族民众通用的文字。
东乡族语言是东乡族与其他民族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经常在交流时采用的重要交际工具。东乡族语言不仅被居住在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族民众使用，而且与东乡族群众杂居在一起的汉族民众，在通常情况下也能流利地说一口东乡族语言。特别是常年工作于东乡族自治县的非东乡族干部或者一般的职工，工作中间除了召开会议或在正式场合外，大多数情况下普遍使用着东乡族语言。在东乡族自治县各乡村建立的部分民族小学中，老师们给低年级的小学生上课时会夹杂使用东乡族语言，似乎进行着“双语”教学。
从东乡族语言的归属上来看，部分学者认为东乡族语言隶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为东乡族语言与蒙古族语言之间存在着许多较为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甚至也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从语法方面来看，两者之间的大部分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具有共同性，特别是句子结构基本相同。除此之外，在许多同语族的其他民族语言当中，东乡族语言、土族语言和保安族语言虽有多方面的接近，但互相间进行正常的交流时仍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此，在东乡族中有些人坚持认为东乡族语言就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细亚等地带来的“撒尔塔人”（以突厥人为主，吸收了部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语言。
东乡族的先民来到中国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后而逐渐演变成一个中国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之所以接受当时被视为官方的语言——蒙古族语言作为其共同使用的语言不足为奇，或者在其形成的漫长历程中学会和采用蒙古族语言，此种现象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大环境有密切的关联。实际上，在当今的东乡族语言中不仅保留了中世纪蒙古族语言的某些微小的语言特色，而且从整个语言构成看，仍然存有突厥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的部分词汇或成分，甚至在漫长的中国发展史上，当东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时，在其演变中也同样吸收和借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词汇。当今生活于城市里的东乡族青年几乎已经不会说东乡族语言，而是普遍使用汉语，这种现象的出现仍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
当然，在对东乡族语言或词汇问题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东乡族语言是由蒙古语族同源词、汉语借词和一些突厥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等诸多语言共同构成的新语言。
蒙古语族同源词是东乡语的词汇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绝大部分属于东乡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说的基本词汇。例如：sara“月亮”，kunn“人”，kha“手”，morei“马”，tawun“五”，chighan“白”，ire“来”，mejie“知道”（东乡族语言以记音符号标出）。
从汉语中借用的词汇大多是除了同源词之外的词汇，在东乡族语言中使用数量较多的词，凡是新生事物几乎都以汉语借词来表达。较早的汉语借词有：cha“茶”，liengie“连枷”，hanta“汗衫”，be“百”，honshan“皇上”；近期的汉语借词：shuji“书记”，gonbo“广播”，qiche“汽车”。突厥语言中的词汇也属东乡族日常生活的基本词汇，譬如：dan“墙”，orou“杏子”，kenchi“麻”，sizhagvan“鼠”，tashi“石头”，baer“钱”，tuman“雾”，bagva“蛙”等。
从波斯语中借用的词也大多属基本词汇，如：asiman“天”，zemin“地”，biemar“病，毛病”，banda“晨礼”，huda“真主”。
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大多反映在东乡族民众从事宗教活动时通常使用的部分词汇。如：alen“宇宙”，mechi“清真寺”，zuma“聚礼日”，shaitan“鬼”，duuya“今世”，muhher“灵魂”，hharmu“禁止的”，qida“经书”。还有个别从藏语中借来的词，如：zhanghei“狼”。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族民众中说汉语或认识汉字者极少。为了继承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信仰，满足宗教文化发展和东乡族穆斯林习俗的传承需要，东乡族民众长期以来喜欢送子孙后代入清真寺，从小在清真寺里学习阿拉伯语字母和背诵《古兰经》选段，故熟悉阿拉伯文经典者较多，但实际上真正学会并通用阿拉伯语和文字，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书写阿拉伯文者少之又少。不过，东乡族中经常将“自造的语言”——“小经”作为穆斯林之间进行交际的语言工具。从300年前就开始采用的“小经”，是借用阿拉伯文字母、按照汉语拼写方式书写成的东乡族语言，被东乡族的老人们自称为东乡族文字。东乡族中的“小经”文字主要用于民间通信、记事、记账、拼写宗教知识、记录民间诗歌等。其书写习惯与阿拉伯文一致，是从右往左加以拼写，但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又添加了几个字母，基本上皆以音节为单位拼写而成。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才开始重视并学习汉语，认识汉字者逐渐增多，书面交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汉字，但在东乡族中至今仍沿用“小经”通信和学习宗教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