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们分开后，由于哈穆则来到了龙家山（分属那勒寺、坪庄二乡），在那里进行传教并修建了清真寺，此地也成了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场所。现在的东乡族民间还留传着有关“先有大礼拜寺，后有河州八坊城”的传说。据考证，在此所言的“大礼拜寺”，实际上指的就是哈穆则修建的那座最古老的清真礼拜寺。哈穆则亡故后葬于龙家山的一条峻岭上，这条山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东乡族地名中被简称为“哈穆则奴隆”，他的墓地——拱北（现有遗址）也建于此山岭。
关于民间相传的哈穆则可作如下概述：第一，传说认为哈穆则是撒尔塔人中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不仅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而且还能讲好几个中亚国家的语言。第二，他在东乡族自治县域定居成家后生有五个儿子，把他们又分成了五个房头，即今东乡族自治县域里的纳纶光为一房头；高山乡的萨勒、石拉泉分别为二、三房头；哈穆则岭下大礼拜寺为第四房头；今临洮县的红旗乡马家湾、富业土、楚布拉光为第五房头（清同治后迁至今广河县排子坪乡和临夏县的尹集新庄窠居住）。生活在上述这些地方的东乡族民众至今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哈穆则巴巴。第三，据调查，传说中的50位传教士中有15位先后被埋葬于东乡族自治县各地，如哈穆则在哈穆则岭，胡康士在峡口，哈散在盘子光，比俩里在葡萄山，尕勒在七个湾，阿哈麦德在郭尼光，昂巴斯在沙沟门，以斯俩给在科妥兀拉，哲麻来依里在西眉山，阿里阿答在宝碌碡山，哲里在双拱北，穆平引地尼在凤凰山，伊玛目在尕达兀拉，达吾德在赤干坪，格板的在红山根。这些人名和埋葬地点在东乡族都有一致的口碑与传说，在其墓地修建的拱北可做旁证。第四，这些传教者携带的“色者勒”（凭据）、羊皮封面手抄《古兰经》、竹筒等物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哈穆则拱北里，而遗留于哈穆则拱北的宗教用具是考察研究可资借鉴的明证。
东乡族学者马虎成等人于1986年赴新疆莎车县调查，在对伊斯兰教教派的情况作研究时了解到在那里也有麻札（墓地）叫“乞里坦麻札”，被称为“七个穆罕默德的麻札”。据麻札看守者介绍说，“乞里坦”在维吾尔族语言中有“四十”个的意思。
关于新疆莎车县麻札的来历也有不同的说法。在一本名叫《路巴布里艾黑巴尔》的维吾尔文资料和另一本波斯文文献中均有记载。据载，在希吉来历824年（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从依拉提地方来了40个苏非传教士，他们曾经到新疆的叶尔羌地区（东乡族称“亚勒岗”，即今莎车县）从事伊斯兰教苏非的宗教功修。据说，在新疆叶尔羌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者来自于依拉提，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其老师送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竹杖，并告诉他们说，当在竹杖发芽的地方停下来传教。当他们走到叶尔羌时就埋下了此竹杖。过了不久，此竹杖果然发了芽，于是，他们就留在了叶尔羌。从此以后，在维吾尔族语言中此地方就慢慢地叫成了“乞里坦”。到后来，他们中的7位因病老虚弱而去世，随即埋葬于乞里坦。因为，被埋的7个人名字前面均有一个穆罕默德的冠称，所以，就把埋葬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地方简称为“7个穆罕默德麻札”。
在新疆传播伊斯兰教的7人相继去世后，剩余的33人慢慢地来到了甘肃、宁夏等地。从这两个传说的来历与时间上看，两者之间差距较小，大体一致，传教士的数目也趋于相等，传播伊斯兰教的凭据也多有相似，皆有竹杖、竹筒的说法，而且传说中的人物都属于伊斯兰教苏非派。两个传说相互佐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必定有历史的渊源。
（三）关于阿里阿答的传说
在东乡族中，大多数人认为，阿里阿答是很早以前从中亚撒尔塔地方来到中国的8个“赛义德”（在阿拉伯语中原意为先生、“主人”或首领，在部分穆斯林中主要是指伊斯兰教信仰者对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与阿里传下后裔的专称）之一。据说，从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者中，有一个名叫阿里阿答的宗教首领曾到今东乡族自治县的卜隆沟村并定居于此，他逝世后也被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罕坪上。至今，东乡族自治县卜隆沟村的东乡族民众认为，他们是从西域来的穆斯林民族的后裔，是阿里阿答的子孙后代。他们至今仍保存着祖先带来的《古兰经》。
由此可以确定，凡是来到今东乡族自治县各地传播伊斯兰教者，像哈穆则、阿里阿答等人物，大都是来自于中亚地区的撒尔塔人，或者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穆斯林。
（四）对相关传说的解读
从传承于今东乡族自治县域的诸多口传故事或传说来看，大都表明哈穆则等传教士是撒尔塔人。对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无论作哪一种解释，撒尔塔一词通行于中亚各地都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先民来称呼时也往往限于中亚各地。
东乡族自治县各地的穆斯林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从东乡族的许多传说与当今生活于东乡族自治县域里的部分东乡族实情来看，他们都属于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修行者，即传承于现在东乡族中的各类苏非主义或各门宦人家，都是对那些伊斯兰教传教者修建的拱北非常崇敬的伊斯兰教信徒，此种历史现象或现实状况，足以成为在东乡族自治县里曾经传播了伊斯兰教及其后裔就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印证。据巴托尔德说：无论是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或外部，个人的宣教活动出现，总是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派的出现有密切联系，而且还常常取得比正统神学的代表更大的成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地方都留有伊斯兰教苏非派传教士的足迹。伊斯兰教诞生后，中亚各地必然是苏非派产生与发展的故乡，可以说该地从很早时候起就成了苏非派对外传播的大本营。
早在14世纪末，蒙古族后裔帖木尔在中亚建立了强大的帖木尔帝国并确定伊斯兰教为其国教，同时聘请伊斯兰教苏非派神学家为其国士，从而使苏非派在中亚各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5世纪，伊斯兰教苏非派又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建立的王朝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有学者认为“‘贾格里埃’（即哲赫忍耶，中亚苏非派的一个教团）教派在萨尔特人中就传播得很广”。当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者在上述中亚各地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宣传苏非派教义，他们选派传教士迁往世界各地进行传教。所以，与其毗邻的中国西北的新疆、甘肃和宁夏等地，自不例外受到了伊斯兰教苏非派传教士的青睐。从地理位置上讲，甘肃省通过新疆与中亚各国相接，使各族穆斯林间的来往更为便利。另外，蒙古人西征中亚各地的过程中又敞通了此条通道，使东西交通要道得以完全地打开，引来了众多“不知名之商贾教士，尚不知凡几也”。而且当时的甘肃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生活的重要聚居区之一。于是，撒尔塔人来到甘肃传播苏非教义不足为奇。
中亚各地的伊斯兰教苏非派来到甘肃后，按理来说应该停留于当时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河西地区，但是，他们继续向东走，来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今东乡族自治县，这绝不是毫无缘由的盲行。据说，在他们来中国前，因为早就知道了在今东乡族自治县域里已有从中亚各地迁徙来的撒尔塔人，伊斯兰教苏非派传教士与早已居住在东乡族自治县域里的撒尔塔人同乡、同族，故那些伊斯兰教苏非派传教士纷纷来到了东乡族生活的地区并定居下来。
当然，对于当时的东乡族先民来说，他们并没有详细的地理知识，而地域概念也十分模糊。简单地说，在东乡族中遗留的部分传说，往往把自己民族的来源大多笼统地说成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西域人等。
在东乡族中存在类似现象的原因，固然与其具备的地理知识缺乏有关，同样也因为那些地方早已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诞生地、圣地或主要传播区。在东乡族部分民众中，为了表示其信仰的教派属于伊斯兰教正统派，往往在后来的传承与发展中很自然地出现与史实不相符的情况。对此现象，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是受到与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过的许多社会历史现象所共有的历史局限性的影响。
东乡族将此种说法世代相沿，史实逐渐湮没，有些本来较为清楚的事情被搞混了。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在东乡族中就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分，而且从东乡族的某些民间传说看还占一定的比重，如东乡族库布忍耶门宦的传播者就是一个阿拉伯人。因此，我们认为，在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撒尔塔人的确占据多数并起了主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认为在研究一个民族的来源时仅仅注重官方记载的“史料”显得不够完整，特别是像东乡族一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记载，在汉文史料的记载中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在研究或撰写相关少数民族论着时，需要拓宽研究的领域和渠道，从多方面入手，充分运用民族学数据，进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甚至通过地理学的考证，从口头语言与文化上的传承等多种关系中进行研究，或许能够发掘史料中不存在但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资料，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少数民族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实情，可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四、保家卫国的东乡族
从族源及其构成上看，东乡族虽然是一个以外来人员为主在华夏大地上逐渐演变成的新型民族，但是，该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始终将养育其发展的黄土高原，乃至整个神州大地视为继续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美好家园。因此，从东乡族民众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伦理道德价值方面而言，该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又与周边的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努力地营造着相互团结与和谐共存的空间与环境。
纵观东乡族民众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样发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东乡族民众在历史上凡遇到官府的压迫与剥削，或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会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清顺治五年（1648年），以闯塌天为核心的东乡族和回族人民，积极地响应发生在甘州的丁国栋、米喇印等组织的反清大起义，攻下临洮，挥师西进又攻下了河州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当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义军到达东乡族垦殖的家园时，以马得明阿訇为主而组织起来的东乡族人民参加了义军，他们撤房梁、扎筏子、运粮送水，积极地支援了起义部队。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东乡族民众在今东乡族自治县的达板村打响了支持河湟同治起义的第一枪。后来，在东乡族马悟真、闵殿臣等人的组织下又与马占鳌、马永瑞等联合起来狠狠地打击了清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乡族起义军在折桥营不仅阻击了清军，围攻河州城，同时，又在撒拉族和回族人民的合力打击下，使双城清军全军覆没。民国18年（1929年），部分东乡族民众参加了以马仲英为首的反对国民军刘郁芬、赵席聘的斗争。东乡族起义军800多人在马八个、马撒哥带领下，在唐汪牛形山给刘郁芬的师长陈毓耀以沉重打击。1942年，在东乡族马穆哥等人带领下，部分东乡族民众积极地参加了“甘南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乡族同样积极地参加了民族解放事业，像东乡族中的马和福、穆德彪、马泳和马锋等，为革命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东乡族人民不仅多次参加反封建压迫斗争，而且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清同治年间，东乡族中的爱国英雄妥明在新疆地区英勇地抗击了阿古柏组织的侵略军，可歌可泣。1900年，在东乡族自治县红尼滩的马福寿和巴苏池的马忠孝的组织下，千余名东乡族士兵在北京英勇地抗击了八国联军。他们挖地道、炸使馆，牢固地防守了北京城的广安门、东便门、朝阳门一带防线。东乡族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被俄国将领所认可，认为是“一支勇敢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马忠孝等100多名东乡族民众英勇就义，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捐躯。在抗日战争中，东乡族中的马长寿连长与马彪师长挺进鲁豫皖，严惩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20世纪50年代初，300多名东乡族热血青年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前线上壮烈牺牲，表现了东乡族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压迫，对东乡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东乡地区多次被肢解，分辖管理使一个民族遭遇了被多次分割的痛苦，广大东乡族民众过着艰难痛苦的生活，穿梭于“民犁龟背驼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