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正在准备庆祝建都850周年的北京，熬过了酷暑盛夏的困扰，又展现了它明媚靓丽的风姿，吸引并接待着五洲四海、络绎不绝的游客。我刚从宁夏开会归来，也明显地感觉到北京已进入气候最美好的旅游高峰季节。坐在写字台前，阅读着近期收到的函件，不时接听来自各方的电话，为奔走相告的喜事而欣慰，为远方亲友的病危而担忧，更为回族穷困地区的脱贫振兴而鼓舞。
在话筒里，还听到来自吉隆坡的长途电话，口音很陌生，自然有些纳闷，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或已经相继归真作古，或早就转寓异国他乡，连几个熟悉的留学生也都毕业离校，各有高就。但由于入耳的第一句话是“赛俩目阿莱衣库目！”便感到格外亲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更何况这是穆斯林同胞！
听过简短的“自报家门”，脑海中立即反映出“刘宝军”这样一个眼熟、耳熟的名字，记得仿佛见过他用英文写的一本大作，题为A Glance At Chinese Muslims （《中国穆斯林一瞥》）。尽管与作者素不相识，具体情况也不甚了解，但一通电话、一声“色兰”、一番交流，彼此间似乎已产生“相知相识未相逢”之感。北京与吉隆坡两个都城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人们常把初次会晤、话缘投机的新朋友描述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我和这位刘宝军先生，也算得上“一听如故”“交谈恨晚”吧？电话里顺便问了一下刘先生“高寿”？方知他刚跨入“不惑之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回族作家与学者。至于迢迢万里来电话的意思，是希望我为他的新著《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撰写序言，并表示很快就会委托回国的亲戚把稿子送达。三天后，我便接到由他表妹赵文捷小姐转达的著作——图文并茂、印刷清晰的初稿本。
我一向有利用失眠之夜倚枕看书的习惯，说不定多会儿眼睛疲劳，感觉麻木，就进入梦乡；但有时却越看越清醒、越兴奋，睡意尽消，当天晚上正是这样。摊开《悲越天山》稿本，翻过一页又一页，久久不能合眼。似乎跟作者一起，在吉尔吉斯，在比什凯克，在托克马克游历考察；似乎跟作者一起，在东干人聚居区，在英雄白彦虎的后裔家里，在讲地道陕甘方言的穆斯林弟兄之间访问交谈。直到凌晨，连文字带图片，居然看了多半本。但其余部分，由于琐事缠身，而且又再次离京远游，仅能挤出零散时间，陆续翻阅完毕。
宝军先生的祖籍是甘肃张家川，主要在大西北学习、成长，对陕甘地区穆斯林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思想感情以至方言土语都十分熟悉。他在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到国外深造，是人文学博士。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以东干人为研究课题，他似乎具备更优越的有利条件。他曾多次深入中亚有关国家作田野调查，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这本著作。我感到汇集成册的这二十几篇文章，是散记，是游记，是访问记，是实况写真，是报告文学，是随笔特写。其中有几篇，可以说是东干人的患难史、心灵史、血泪史。虽属专题单篇，各有其侧重点，但内容可分可合，连贯性很紧密。尤其是其中有关往事追溯、反抗清廷、殊死搏斗、攀越雪山、流亡迁徙、异域立足谋生的篇章，尽管写的是历史，是一百多年来的轶闻旧事，但作者感情特别投入，下笔落墨，饱含激情，如泣如诉，深切反映了作者与那些悲越天山的东干人，与英雄白彦虎所率领的起义军，以及他们世世代代始终惦记中华祖国的子孙，心心相连，息息相通，呼吸在一起，心脏、脉搏跳动在一起，宛如描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鲜活感受。例如《我来了，我回来了》这样的篇章，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其他篇目，还向读者介绍了中亚地区与东干弟兄有密切联系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人文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与近百年来历史的演变发展，从沙皇俄国，到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到当前现状，都有所涉及，使读者获得不少知识，对东干弟兄在这一百多年的苦难经历与沧桑巨变的缩影，也略知梗概。
宝军不愧是文史高才生，有较深的文化底蕴与素养，有广博丰富的知识与见闻。在他的大作中，举凡引述历代有关的文献资料，古色古香的名家名作名句，苍凉悲壮的边塞诗，激昂慷慨的词曲，乃至东干人的诗歌创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穿插得体，水到渠成，与史实相互验证；不时还夹杂着他自己笔酣墨饱、有感而发的即兴诗词，更觉相得益彰。尤其是看到那些东干人中迄今仍在广泛流传的歌谣谚语，竟然跟目前陕甘宁以至今日回民地区熟知的内容完全吻合，或大同小异，确实令人感到亲切而又惊奇！一百多年了，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本色不改，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还那么浓烈！总之，在宝军笔下，真实地反映和勾勒了东干人祖先悲越天山、艰苦创业，子孙万代慎终追远、不忘根本、保持本色的气节。他的文章，朴实明快，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决不矫揉造作，但突出的特点是把自己摆进去，跟东干人甘苦与共，悲欢同享。而且，保持着客观、冷静、清醒的头脑。比如在列举古往今来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概况时，作者深有感慨地说：
“我明白了：五千年的文明，有光辉的历史，也有流血的历史，而历史本身是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合成体。”
这是他思辨、参悟出来的哲理，作为《天山那边发生的事》一文的结束语，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在附录的参考书目中，作者列举了高文远哈吉、王国杰教授（汉族），已相继归真的冯增烈、杨兆钧教授，以及丁宏女博士等学者的名字，他们都是与我时有交往的教亲或学友。他们有关的专著或文章，出自对东干弟兄的关切，我也曾浏览过。而且，这些年来，我也曾经先后接触过多次来访的吉尔吉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苏三洛·穆哈莫德·亚斯孜先生，在他逝世后，还有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他的遗孀会晤；我手头保存的一本被译成汉文出版的苏三洛遗著《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还留有他夫人当场签名的手迹。此外，我还认识不少来华寻根觅祖、探亲访友的东干“朵斯提”，其中包括诗人和作家。而今，再看《悲越天山》，依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总觉得宝军的新作，与他所参考过的那些著作相比较，取材角度不同，采集观感各别，表现手法互异，文字体例也各有特色，有的倾向于理论的探讨研究，有的侧重于史料的归纳梳理，彼此并不雷同重复。
相对而言，宝军的著述，却赋予更浓郁、更明显的文学色彩和感情因素，有其别具风格的韵味，也许，会因而增添不少吸引读者的情趣与魅力。
此时此刻，读过宝军的著作，双手捧着《悲越天山》的原稿，掩卷沉思，久久不能平静。身在中国首都，在这凝聚着、居住着全国56个民族成员的国都，感到北京美丽的金秋，确实政通人和，气象万千，爽朗舒适。时值旅游高峰旺季，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包括来自中亚五国的穆斯林，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东干弟兄。也计，他们正在这里，悠闲自在地饱览、赞叹着华夏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遥想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在专横跋扈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在那血雨腥风、暗无天日的年代，清朝皇帝正是在这里，指使其封建爪牙，挥动屠刀，残酷地屠戮高举抗清义旗的各族人民。我们的东干弟兄，在英雄白彦虎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付出惨痛牺牲和代价，悲越天山，沦落异国他乡，以谋取生存，用鲜血谱写了“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史诗，用生命和顽强毅力树立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丰碑。重温并总结这一段辛酸的历史，曾几何时，貌似气焰嚣张、实际是在苟延残喘的清廷政府，早就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统治中华民族大地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因之终结。而具有并坚持虔诚信仰的东干弟兄，却斩不尽、杀不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君不见，那生命力顽强的籽粒，经过暴风骤雨摧残，被挤压在墙脚，在荒野，在砖瓦间，在石头缝里，不是也在萌芽、在成长、在迎风飘摆、在向你点头含笑，以表示它们的存在吗？
借此絮絮叨叨作序之机，除向聚居中亚的东干弟兄致以真诚的问候，并祝福他们民族兴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居乐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两世吉庆外，也同样真诚地祝贺宝军先生的大作即将付梓，并殷切地期盼他有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成果问世！
2003年10月22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