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1921年4月,新新国会议员选举完成,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一直无法开会,而在舞台的另一边,全国联治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问题,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议员在民间的名声很恶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些利欲熏心、腾拿捣乱之徒,因此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绰号给他们——都是被军阀、政客卖来卖去的。
新新国会议员选出后,开会却遥遥无期,议员们开始坐不住了,这样耗下去,很快就晾成人干。12月23日,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是恢复法统的第一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法统恢复与联省自治,是两个此消彼长的运动。法统重光高唱之日,就是联省自治式微之时。
1922年初,吴佩孚联合六省军人,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梁士诒内阁是奉系张作霖捧出来的,骂梁等于骂张。直、奉矛盾迅速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几天后奉军大败,退回关外。5月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三省独立:“自5月1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东北也自治了。打赢就问鼎中原,打输就闭关自治,自治的名声,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当4月战争密云不雨之际,一批旧国会议员蠢蠢欲动,在北京聚会。当时吴景濂正在家丁忧,守制百日之后,也开始频频接触各方人士,试探水温,准备重出江湖,“主持护法事业”。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
吴佩孚支持恢复旧国会,是真心真意,曹锟是半心半意的。直系战胜奉张后,曹锟与吴佩孚各有各的打算。曹锟想自己当总统,他的弟弟曹锐是直隶省长,鞍前马后,为他积极张罗。但吴佩孚却不以为然,竭力劝阻。虽然曹锟一再矢口否认,但吴佩孚洞隐烛微,早已看透这位上司的心思。为了彻底断绝曹锟的总统念想,他认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恢复旧国会,迎接黎元洪复职。
5月初,吴佩孚驻车天津,知道吴景濂也在天津,特请张绍曾约他到车站晤谈。吴景濂虽然觉得吴佩孚其人骄横跋扈,非经国之才,但知解决时局离不开他,身为议长,既不能拒人千里,亦不能太过委曲求全。他让张绍曾转告:“吴佩孚是徐世昌的高等封疆大吏,我们南方认为徐氏总统为非法,所以揭护法旗帜,以反对徐氏为号召。如今吴态度未明,我二人见面,无法谈话。请对吴说,等他态度表明后,我们再面谈。”
张绍曾把吴景濂的话向吴佩孚回复后,吴佩孚请张再去见吴景濂,把吴的主张开张清单,一列出来,以便他与曹锟商量。当晚,吴景濂邀请易次乾、吕复、王箴三等众议员到旅馆开会,列出了一份有十二项主张的清单,包括拥护约法、拥护国会、徐世昌下台、组织特别法庭、裁判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召集全国南北元老在北京开国是会议、实行裁兵,等等,由张绍曾转交吴佩孚。
几天后,吴佩孚派专车接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到保定,详细讨论。吴景濂到保定当晚,吴佩孚单独与之见面。吴景濂问:“我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同来,为什么只与我见面,而不见王议长?”吴佩孚说:“王家襄居于北京,未从事护法事业,今日谈护法继续事业,恐王泄言,所以先与先生单独谈话。”
以下是二吴密谈的部分内容:
吴景濂:“徐世昌自作非法总统以来,不必问其对全国如何,就其对北将领而说,以先直皖战争,此次直奉战争,皆由他一手先达成。今直奉战争以后,徐仍在北京高作总统,君与曹巡阅使将何以对付之。故就全国大局论,就北方局面论,第一着,非去徐不能安定。”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我与曹巡阅使对此事已下决心,但如何办法则尚未想出。”
吴景濂:“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我们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的地位,是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的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的困难,亦可解决。”
吴佩孚:“甚是甚是。如何揭出护法旗帜,有请先生垒权办理。”
吴景濂:“我拟在天津先借直隶省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我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开会,并把筹办情形由我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与曹巡阅使能借我直隶省议会会场吗?”
吴佩孚当然一口应承。对于黎元洪复位问题,吴景濂认为,应先组织法庭审判当年违法解散国会一案,如果判他无罪,则请黎复位;如果有罪,则请国会正式开会选举总统。“法律森严,此后再无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吴景濂说:“昔日英国长期国会战争十六年十个月之久,结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国国会权高于一切,除去雌不能变雄,雄不能变雌,其余国会之力,皆可作到。今次护法,若能将法律地位巩固,则可与英国国会媲美,则公之英名不朽矣!”
1922年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5月28日,直系将领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通电全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图为担任过四任民国国会议长的吴景濂。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但是滞碍难行。”
吴景濂:“今日此事,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商之于我,我虽不承认,然以难强我的主张请公等服从。”1
可见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护法,其实国会能否恢复,能走多远,依然是看“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对此,吴景濂内心一清二楚。5月10日,吴景濂、王家襄参加了直系的会议。吴佩孚作了一次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旧国会应自行集会,自己虽然身为军人,不便有所主张,但谁敢反对旧国会,他一定出面干涉。说这话时,他目光如电,咄咄逼人。
5月15日,平地一声雷,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发表通电,主张请黎元洪复职,召集1917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这是军人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的第一炮。紧接着,孙传芳又放出第二炮,要求徐世昌、孙文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附和,请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随后河南督军冯玉祥、陕西督军刘镇华等,也呼吁“恢复法统,进行统一”。
“恢复法统”的口号一出,久已被冷落的国会议员,又纷纷浮出水面了。5月22日,一批京津社会名流,在熊希龄寓所开会,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5月24日,参议员26人,众议员42人,在天津开会,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对外宣言:“现同人决议依法自行集会,唯因政治上之障碍,先于天津顺直省议会设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曹锟、吴佩孚致电旧国会议员,表示支持:“今诸公准据职权,依法自行集会,实为政治光明之导线。”2翻开1917年9月的报纸,曹锟宣称“旧国会万无恢复之理”的电文,历历在目,现在却180度转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5月28日,直系将领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筹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时,议员人数已增加至参议员63人、众议员138人。于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这份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的通电,历数徐世昌的罪状,无非是“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都是空言虚语,唯一能坐实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韵。
徐世昌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当然是不赞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届国会已无法恢复,因为当选了安福国会的议员,即表示承认第一届国会已结束;而参加了南方非常国会的议员,虽表明他们仍坚持第一届国会的法律地位,但意味着非常国会的任期,即计入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如今已经届满,无可恢复。扣除了安福国会与非常国会的议员,剩下的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身为议长,既参加了非常国会,又不把非常国会的时间计算在任期之内,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直系当道,报纸都是它的传声筒。时而说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厅阻止旧国会议员开会,时而说他如何重金收买非常国会议员,要他们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谣诼满天,不断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升斗小民无从得知内幕,只能对着漫天疑云,交头接耳,私下揣测。其实,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相当平静——既然大家不要我干,我走就是了。
张国淦曾追述一段逸闻:6月1日深夜,直系驻京代表接到上头电话说:“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这个代表被这个半夜电话吓得心慌意乱,竟忽略了“将来”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疾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3军人的气焰,真可把天烧出个洞来。
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辞职,下午4时离开北京,从此彻底退出政坛。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几年来,他们因为徐世昌执政,敦尚文雅,优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与学术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应同时下野,并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
自六年(1917)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种手段为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远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江(三日)4
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民六民八之争
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