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官史，一向坚称邓铿是陈炯明所杀，比如李烈钧就说：“陈党恐其（邓铿）阻挠降北计划，及泄于总理（孙文），乃暗杀于广州广九车站。总理在桂闻讯，深为震悼。”28但周善培却认为此事非陈炯明所为，而很可能是孙文身边的蒋介石干的。29而当时驻穗的美、英两国领事馆相信，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的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但双方都拿不出确凿证据，民国历史，再添一宗悬案。
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遂被罢黜。省长由伍廷芳接任，总司令一职裁撤。陈炯明虽然心怀怏望，但亦隐忍，独自避居惠州。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改道江西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
孙文急于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对他来说，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解决陈炯明问题已无暇顾及了。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力挫其锋，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又成了水中捞月。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矣。
5月8日，北伐军首先在南雄与赣军开战。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入赣作战。北伐军气势如虹，连破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6月5日占领赣州。
江西自治，宣告胎死腹中。不过，北伐固然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自己不争气，是更主要的原因。
江西自治运动的起步，一点也不比别的省份晚。从1920年秋开始，由一群旅京赣人发起，自治运动得到江西省议会、总商会、农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团体的响应，开始在江西倡扬一时。1920年底，江西省议会开第三次临时会时，有议员提出对北洋政府委任的省长弹劾案，呼吁江西追随江苏、湖北之后，实行地方自治。陈祖诒议员亦提议案，请省议会组织一个自治法案起草委员会，通函各县公团征集意见。邱玉麟议员建议由省议会电请北洋政府，即日宣布自治。
当时在省议会中，有三派意见：一派以陈祖诒为代表一，认为江西本身有自治之权，无须中央批准；另一派以邱玉麟为代表，认为应与中央协调步骤，以免因自治而造成与中央敌抗之形；更有一派主张自治与否，权在中央，省议会不能干预，对前面两派，一概反对。这种中央没说不行，却自认无权自治的情形，在其他各省并不多见，可见在江西议员中的保守势力，甚为强盛。
省议会议长龙钦海邀请江西各团体和学界人士，举行了一个大型讨论会，希望冲破目前这种闷局。12月18日，各界人士数百人，在省议会集会。来自民间的意见，大都赞成自治，并主张省长民选和弹劾现任省长。翌日，旅京江西同乡会推举代表，向总统府、内阁分别请愿，请中央接受江西“赣人治赣”的主张。
1921年6月，卢永祥的“豪电”发表后，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研究制定省宪的问题，但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制宪也就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当孙文宣布假道江西北伐时，一些江西人甚至跑到广州，欢迎北伐军入赣，帮助他们赶走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人见北伐军不入湘了，也兴高采烈，不惜以邻为壑，主动请缨，派军队协助北伐军攻打江西。
湖南人去年出兵协助湖北自治，结果湖北至今也没有能够自治，如今湖南又要重温旧梦，结局就会比去年好吗？
正当前方捷报频传，孙文心情振奋之际，广州的局势，却突然急转直下。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1922年5月8日，孙文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信任。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亲率六十余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渐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震慑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对孙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文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留在惠州休养。
北伐后方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文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涉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因粤军一旦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对于北伐无端受阻，孙文痛心不已。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孙文回到广州后，部分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前来谒见，面陈北江军队占驻民房校舍，人民恐慌，请调驻别的地方，以安民心。但孙文表现得极为愤怒，没等议员说完，便打断他们的话，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是省议员吗？竟如此大胆，你们想直接选举陈炯明做省长吗？如果你们敢贸然行之，我一定惩办你们！以前炮轰督署，莫（荣新）逆胆寒，今天撤革陈炯明，都是我一人为之！”
议员们相顾失色，无以为对。孙文继续怒斥：“你省议会敢捣乱吗？听说省议会要选举省长，推倒伍廷芳，我试拿几个议员来打靶给你们看看。陈炯明不听我命令，我就要免他的职。现在北伐的时候，你们地方官及地方绅士毫不帮忙，致令军到的地方，铺户闭尽，人民跑清，令我无物可买，无夫可雇，行军上感觉异常困难。”31
孙文的讲话，从侧面也反映出民间对北伐，既疑且惧。反对北伐的，不只一个陈炯明，但因为他手握大权，成了矛盾的焦点。
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32
孙文的这些话，是一时的气话。他唯一的支持者是海军，海军何来八英寸口径的毒气弹？不过，一个更混乱动荡的时代即将来临，则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陈炯明在6月13日致电广东省议会，言辞间，流露出托寄之意：“然广东者三千万人所共有，其利害安危，当由广东三千万人自审择而自解决之，非炯一身所能为役，亦非二三妄人所能捣乱。贵会为全省代表，当必有以善其后也。”33议员们读到此电，当会感受到陈炯明内心极压抑、极悲凉的意绪。
6月15日深夜，叶举召集粤军将领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陈炯明曾加以制止，但为时已晚。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海军与粤军不断互相炮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34。
孙、陈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矣。后来国民党出版《陈炯明叛国史》一书，把陈炯明从娘胎里开始骂起，居正作为国会议员，为该书写序时说：“海陆丰（陈炯明为海丰人）非客家，俗呼鹤狫，即狫狫也。吾知海丰人聆此，亦必不服日：炯明虽沦为兽，吾海陆丰人岂能全被恶名哉！”35身为堂堂国会议员，笔端之恶毒粗鄙，如市井骂街，真为中国悲。
叶举作为政变的首领，事后写诗悲叹：“恩仇成败都闲事，只恐苍生涕泪多！”颇有忏罪之意。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以“六一六事变”为转捩点，步入低潮，逐渐式微，乃至完全灭绝，令述史者大兴惋惜之叹，史家李达嘉在总结联治运动失败时，有这样一段谠论：
在所有提倡自治的省份中，广东由于主客观条件较其余各省优越，故在自治的推展上较具实效。然而由于广东为孙中山政府的所在地，联省自治的目的却是要否认孙中山政府的存在，自为孙中山所不能接受。在名教主义与大一统观念极其强固的时代，陈炯明无法摆脱“犯上”及“割据地盘”的罪名，故其个人终不免遭到失败的命运，而广东的自治运动亦随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然而，由于“六一六事件”的爆发，可以明显地看出，反联治派的军人政客未必便没有地盘权力欲，他们不过是假藉大一统观念作为护符，而以“割据地盘”“助长分裂”作为攻击联治派的利器。36
1922年6月16日，反对北伐的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粤军发动军事政变，围攻总统府，史称“六一六事变”。图为孙文退回永丰舰继续指挥斗争。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由此步入低潮，乃至灭绝。
注释
1.载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0月27日。
2.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3.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编）（泰东图书局，1920）。
4.载湖南《大公报》1920年7月1日。
5.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编）（泰东图书局，1920）。
6.载上海《时报》1920年11月5日。
7.载湖南《大公报》1921年3月4日。
8.《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6）。
11.陈炯明《与〈字林西报〉记者吉尔伯德的谈话》，《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2.载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11月24日。
13.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14.陈炯明《赞成在沪开会以图统一通电》，《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5.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6）。
16.载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
17.陈炯明《答吴稚晖书》，《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8.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19.陈炯明《对广东新县长的训词》，《陈炯明集》（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0.载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1月28日。
21.阮毅成《先君苟伯公年谱》，《阮苟伯先生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
22.载《顺天时报》1921年6月7日。
23.载《浙江制宪史》（浙江制宪史发行所，1921）。
24.载《浙江制宪史》（浙江制宪史发行所，1921）。
25.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
26.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8.《李烈钧将军自传》，载《近代稗海》（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9.黄遂生《周善培的一生》，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期。
30.《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31.载香港《字日报》1922年6月8日。
32.载《申报》1922年6月19日。
33.载《申报》1922年6月21日。
34.载《民国日报》1922年7月9日。
35.居正《〈陈炯明叛国史〉序》，《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6.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