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义的文学本质观
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战国策派”文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什么是民族意识，陈铨阐述到：“一个民族能否创造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文学增加一批新成绩，先要看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民族意识，就是说它自己觉不觉得它是一群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一样的人”，“而且这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自己骄傲的地方”。这里表述的民族意识即民族“自我觉悟”，亦即是民族（通过它的成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对自身不同于别的民族地位与作用的一种认识的态度，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自觉度”。陈铨认为：“假如这一种感觉还没有发达，这一个民族的文学家，一定会成天仿效外国，不能有独立的贡献，它的文学，也不值得世界的人尊重欣赏。”他要求“要创造有特殊价值的新文学，大多数的国民必须先要有民族意识”，“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学有特殊贡献。在力倡民族意识的同时，他从负面批评了当时中国文坛漠视民族意识的状况：“现在中国有许多丧心病狂的人，不骄傲自己的祖国，而骄傲别人的祖国。这样的人，连自己的祖先都弄不清楚，还配谈什么文学？然而这样的文学口号，却风行一时，许多青年认为时髦；许多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文学家，为着博取一般青年人的欢迎，也勉强在自己作品中间掺杂一些这样的口号，真是可惜！”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陈铨认为：“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不同的，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更是不同的。一个人要认识自我，才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文学，一个民族也要认识自我，对于世界文学然后才有真正的贡献。”那么一个民族如何认识自我呢？那就是认识一个民族的性格，亦即民族品格。他举例论证，法国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所以成功，并不在当时作者模仿希腊罗马，而在他们认识了法国人自己的特殊性格，和希腊罗马的气味相投，所以藉他们的形式，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法国人的性格可以借镜希腊罗马，德国人的性格却不能借镜法国人。从德国的民族性格的立场出发德国人不能追随法国。德国人喜欢复杂，法国人喜欢简单；德国人喜欢想象，法国人喜欢实际，德国人注重情感，法国人注重理智；法国人要求完美的形式，德国人要求丰富的内容，德国民族认识了他们自己，发起狂飙运动，完全摆脱法国的文学传统的势力，天才、感情、力量、自然形成了当时德国文学界理想的目标。而仿效、修饰、秩序、规律都认为是文学的束缚。从此德国文学在世界上可以同英国、法国分庭抗礼。其根本原因是德国人“自己找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他还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够永垂不朽，必须先要把自己表现出来。”可见，民族意识还要求认识民族自我和表现民族性格。
这种民族意识实际包括三个层面，即一个民族对自身觉悟的态度，一个民族对自身认识的深度和一个民族对自身表现的程度。由此三者合而为民族意识。而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关系是：没有民族意识，就没有民族文学。“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可以培养和加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又是民族文学的根本。所以民族文学“最大的使命就是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他们有共同悠久的历史，他们骄傲他们的历史，他们对于将来的伟大创造，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望。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烈的人生图画”。他们提倡的民族意识最终以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归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沉的民族主义魂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意识不是由理智主义的人担当新时代的使命，“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天经地义，然而民族意识发展，不是肤浅的理智所能分析的，它是一种感情，一种意志，不是逻辑，不是科学，乃是有目共见，有心同感的”，“要靠意志感情和直观来把握事实，才能鼓励人生，见诸行动”，“简单的理智规律”是不能“推动复杂的人生”的。显然民族意识实质上是以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为基质的。此外，陈铨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但要特殊，同时还要丰富，特殊是新颖，丰富是伟大；特殊需要独立创造精神，丰富要有兼取并蓄的雅量，狭义的民族主义，不但不能创造伟大的文学，更不能创造伟大的国家。排外和复古，不是民族运动，也不是文学运动。”
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段体现的总体精魂，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生命体。大凡文学经典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它所处的时代精神，这是毫无疑义的。陈铨在《论新文学》一文中谈到什么是新文学时指出：“新文学一定要代表一个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他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出发，考察了欧洲文学的发展，认为欧洲经历了四个明显的时代：世界、上帝、人类、社会。每个时代都明显地产生了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在希腊时代，命运的观念，是其文学的中心，因此，希腊悲剧的中心题目，就是人类在命运的绝对支配之下，怎样处理自己，命运虽然压迫，人生虽然悲惨，但人类奋斗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人格，更显出她的伟大。中世纪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上帝”，所以中世纪的人类，对人生崇高的理想，就是怎样信仰上帝，了解上帝，接近上帝，得到上帝的帮助。到文艺复兴，人类除开世界、除开上帝以外，发现了自己，他们从外在世界，回复到内在的心灵，从上帝回复到自己，人类是一切的中心，人类的思想情感，因此也就成了文艺复兴以后文学最重要的题材。18世纪以来，欧洲的工业文明逐渐发达，19世纪社会上的一切组织都改变了。人同人国同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无论任何社会经济政治行动，个人都要依赖团体。人类的尊严渐渐失掉了，个人的意识也渐渐淹没了，代替希腊的“世界”与中世纪的“上帝”来威胁人类的，乃是新起的“社会”。“社会是近代人类的一切问题中心，也就是时代精神的焦点。近代文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在表现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或社会和社会的竞争。”陈铨考察欧洲文学的演变，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同时代分不开，时代有变化，文学也有变化”，“时代精神思想，到了相当的时候，就不适应于一般人的生活，假如没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思想出来，人类的进化，就要因此停滞，人类的生活就要因此腐败堕落”。的确如此，历史永恒向前，时代在不断变迁，时代精神也随之代际更替，推陈出新。
那么，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呢？陈铨界定说：“所谓时代精神，简单来说，就是新的人生观。人类不能不有生，对于生不能不有一种看法。随着地域不同，民族性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人类对于人生，看法就不一致。”“人类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就常常变换冲突。”时代就是这样行进的，人类的人生观就是这样改变的。“战国策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战国时代，除非演变到一个大一统局面，一时是不会消灭的。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从前旧式的人生观，最近二十年从西洋输入比较新式的人生观，无疑已经不适于今日了。许多抱残守缺的老先生，受了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们和熏染了苏联阶级斗争思想的青年志士”都成为“一套陈腐观念”。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新理想，即时代精神是：
第一：理想的人生是战斗，不是和平。
第二：理想的人是战士，不是君子。
第三：理想的道德是征服，不是怜悯。
第四：理想的快乐是胜利，不是妥协。
第五：理想的自由是民族，不是个人。
第六：理想的国家是统一，不是分裂。
第七：理想的政治是国富，不是民乐。
第八：理想的教育是训练服从，不是发展个性。
第九：理想的社会是民族至上，不是阶级斗争。
第十：理想的国际关系是中国民族领导下的天下为公，不是平等待我的共存共荣。
这是很富有个性化创见的言说，表达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至上的思想，陈铨认为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甚至惊呼：“现在的局面，不是前进，就是后退，不是生存，就是消灭，不作主人，就作牛马。”这“是目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新文学创造中最迫切的问题。”
这就要求，文学家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要站到时代的最前列、文化的最高峰，担负起先知先觉的责任。首先，为了要担负起这一严重的使命，在思想学问方面必须要有充分的修养，世界上没有不学无术的伟大文学家，也没有孤陋寡闻的伟大文学家。文学家不但要有才华，而且要有见识。其次，文学对于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类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智识，都要有深刻的了解。再次，文学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同时要指导时代，一方面能够顺应时代，开创时代；一方面又能够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因势利导，使人类了解宇宙人生真正的意义。
陈铨所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反映时代精神，自有其见地，他提出的新理想，显然跳动着他迫切地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赤诚之心。但其否定阶级斗争，宣扬天才主义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强烈反侵略御外侮的同时，不无民族扩张的嫌疑，由此，有的论者对此作出了尖锐的批判。
人本准则 文学的非理性的人本准则，是“战国策派”对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的一个共识，陈铨认为：“新文学一方面是时代的，一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因为人生的问题是变迁的，人类的本质是永恒的，喜怒哀乐嫉妒仇恨同情攻击，尽管因为时代环境，反映不同，然而它本身，却是人类一天存在，它们也一天存在。”沈从文多次强调，一个文学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为准则，“作家有感于生命重造的宏愿和坚信未来有所作为”，读者明白“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么是更深的意义，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还可能产生一点意义”。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所供奉的是人性的希腊神庙。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所表白的是一种生命意识，人类从生到死，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生命体验与生命终结的意义。他提出的“恐怖”“狂欢”“虔恪”三母题就是人生永远奋斗与无限进击的三部曲。“恐怖”是慑服，是人生绝对低谷生命意识觉醒的开始。“狂欢”不是醉生梦死，而是生命巅峰激情的奔发，在胜利途中能继续奋进者所必须应有的生命状态。最后反视自身，人生耗毕生的能量，尽一世拼搏，所得较之宇宙实在微乎其微，最终宇宙之谜无法猜破，世界之势无法控制，不禁幡然彻悟面对宇宙世界而肃然起敬，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极高境界，彻底皈依“虔恪”。
他们所阐述的“人类意识”“人性”和“生命意识”实质上都是反理性的人本思想，陈铨指出：“历史的形态是有变化的，但人性是没有变化的。人类在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方面，无论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他们仇恨，嫉妒，爱恋，争斗，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他们就要继续表现一天，方式尽管不同，根本却是一样。”他们所主张的非理性的人性是由其信仰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观的影响所决定的。陈铨从文学史发展角度论述：“历史上伟大作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早已过去，然而他们的作品，对于现代和将来的人类，还能够引起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他们在人类的本质方面，有伟大深沉的观察和表现。”希腊的悲剧，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所描写的对象已经模糊，然而所表现的人类的基本情感还踊跃有生气。伟大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必须表现人类的基本情感，而后者更是文学经典永恒的价值所在。
他们要求文学家在描写时代的变迁，提出新的解决办法的同时，“要表现出人类的本质，使人类彻底明了人生真实的情况。”要“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用文字故事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须遭遇的挫折。”“努力鼓吹如何做人。”以此“来培养我们民族的活力，进取精神，感情生活，理想的追求。”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战国策派”所主张的文学的人本准则，同他们所提倡的“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人本的民族主义文学本质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