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本体观
心灵创造 陈铨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中提出了“心灵创造”说。“心灵创造”说源于康德的哲学思想。陈铨认为，康德是把人类和世界联系的问题正式鲜明的作出解答的第一位哲学家。康德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物的现象”，一方面是“物的本身”。人类所能够知道的，不过是物的现象，至于物的本身，是人类的智力所不能知道的。希腊人相信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条理，这一些条理，包藏在物的本身。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无所谓条理，人类观察事物的现象，在心灵中组成一种条理，勉强加在事物的身上。因为事物的本身，我们没有法子知道，事物的现象不过是事物在人类的心灵上，呈现出来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组织成功的条理，根本不是事物本身的条理，乃是人类心灵上的条理。因此。人类所能知道的世界，和人类是分不开的，因为离开人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康德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一切的规律，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类心灵对于事物现象活动组织的结果。对此，陈铨认定“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并把康德在哲学界的地位同哥白尼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提并论。“从前的哲学家相信世界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康德却把这一个中心，从世界转移到人类。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尊严，无形中逐渐提高，现在康德第一次给它一个强有力的解说。”
在陈铨看来希腊的"世界哲学”支配了欧洲哲学两千多年，对文学同样发生伟大的影响。文艺复兴以后，人类渐渐认识自己，一直到18世纪，康德才根据这一种新精神，建设他的“自我哲学”，两者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前者是外物决定内心，而后者是内心决定外物，从此，确立了人类的尊严。他据此推断，“假如人类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世界上一切规律都不来自事物本身，乃是人类心灵的创造，那么在文学方面，从希腊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学批评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就时时刻刻有动摇的危险，因为规律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人类心灵有变化，文学批评的规律自然也就有变化”。因此，“我们再不要任何‘外在’的规律，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根据‘内在’的活动去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从内心去创造精神”。
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一种心灵创造，可是一般“受古典主义精神陶冶的作家，往往在动笔之先，费无限的精力，寻求规律，探讨文学创作的秘诀，他们相信得了这些秘诀，才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至于批评家更不用说，自以为他们已经得了这些秘诀，所以苦口婆心，劝创造的作家依照他们的方案，完成不朽的事业”。事实上作家是绝不能靠所谓创造秘诀和规律写出伟大的作品的。陈铨认为坊间流行的汗牛充栋的所谓《作诗入门》《小说方程》《小品文作法》《戏剧技术》等书，对于文艺创作是无用的。而受到古希腊外物决定内心的“世界哲学”的影响，美国大学开设了许多关于文学写作的课程，中国大学有无数修改作文的先生，这些显然是不符合文学创作是心灵创造的本体的，这样培养的作家是绝不会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心灵创造，没有所谓天经地义的规律，“规律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人类心灵有变化，文学批评的规律自然也就有变化”，“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必须要设身处地，走进作者的灵魂，想象他当时此地内心的情致，他努力要表达的事物和心境，然后才能够真正了解，欣赏他的著作”。陈铨的本意是要确立文学是心灵创造的本体地位，说明文学创作是没有恒久不变的规律的，规律也是心灵创造的，为心灵创造服务的。
生命发泄 与陈铨“心灵创造”说相呼应的是林同济提出的“生命发泄”说。共同有创意地言说“生命”是“战国策派”的重要选项，陈铨就这样认为“生命是一种力量，力量必须要求发展，没有任何消极的哲学、宗教、艺术、道德能够压迫它，解脱它。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这显然是一种生命文学观。而“生命发泄”说则主要是林同济在《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一文中详尽阐述的。林同济非常自信的认为：创造是人生最伟大的作用，只有文艺创造是无所为而创造，纯为着创造而创造，文艺创造“最可以表现生命力的本性，因为它最能够代表人们生命力自由、活跃，至诚成物的最高峰”，是“生命力的饱胀”。
文学创作是生命力的饱胀与发泄，这是林同济读尼采与研究尼采所得。他这样评述：“尼采是生命力饱胀的象征。浑身生命力，熟燃着物四肢，要求发泄。又加上那副极敏锐的神经，就等于最精细的气压表，空闲最轻微的压力变迁，都要立刻在他的体魄上发生强烈的反应。积弱的身体只激进了生命力跃跃欲出的倾向。于是愈病而生命力愈精悍，愈老而生命力愈加热腾。尼采是人间极罕见的天才，显然脱离了年华的支配；他那如椽大笔，真是愈挥霍愈生花，鬼使神差，直到最后一刹那也不少挫。”林同济对尼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千古以来，只有庄子、柏拉图和尼采是奇人，他们的书都创出一家之说，是蔚为千古不磨的奇书，而尼采的书最为搅动心魄。他是把尼采本人作为“生命力饱胀的象征”的。
文艺创造是“生命力饱胀”最好的“发泄”途经，林同济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尼采的创作情状。“尼采的写作，是生命的淋漓。热腔积中，光华突外。”“他的写作，竟就像米薛安琪所描绘的上帝创世，纯是一种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为创作而创作，为生命的舞蹈而创作。”“只要把整个娘生的身体狂投进来狂舞一番，方可发泄他胸中的混沌的节奏。”“他显然只是一股热腾腾的生命力在那里纵横注泄，霍霍把横塞胸中的浩然之气妙化为万丈光芒，文字与思想本不是他的目的。目的？他本无目的！他只是生命力的一时必要的舞蹈与挥霍。文字与思想在那时只是创造的工具与数据。”尼采创造的“超人”如此，林同济仿“萨拉图斯达如是说”所竭力宣扬的文艺创作“恐怖”“狂欢”“虔恪”的“三母题”，正是生命力饱胀与发泄的极致。这种主张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的刺激与震撼也是罕见的。
这种生命力的饱胀与发泄的特点是恣肆汪洋、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并无条理与秩序可循，作者的表达是通过“暗示”来实现的。如何理解这种文艺创作，林同济做了多方面的审美的论述，而其中最基本的是，他借尼采的话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猜射”，意思是通过对作品的多方的联想与统合回射其抽象的方法与功能。审美就是要“创造心灵对创造心灵的心心相印”，“领受暗示，须要猜射功夫，从具体猜射到空灵，从殊相猜射到共相，——从有限猜射到无穷之那边”。他还提出“揭理象征法”，就是“说偏说反，说其偏以揭出理之全，说其反以揭出理之真，听者因此也必当晓得如何使偏以全，就反以捉真”。在具体文字之外通过“猜射”理悟“暗示”，去探寻别样的奇异的美妙的空灵意境。
直觉达成 直觉主义文艺思想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核心文艺观，从叔本华尼采强调直觉主义的文艺观，到博格森积大成形成直觉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一直到克罗齐以后的现代主义文论都把直觉主义作为核心命题。“战国策派”坚持反对理性，否定文艺的客观本原，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一个直觉达成体验与创造的神秘的生命过程。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要求中国艺术人表现的“三母题”：“恐怖”、“狂欢”与“虔恪”，就是对人生生命极限三个阶段生命过程的巅峰体验。这里仅举一例，如他对“狂欢”的描述：“你看到人生最后深渊的刹那，六根颤，汗满身，血满面，你认定了生命是‘无能’，忽然间不知从哪里到来一阵神秘之风，揭开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见，见得了一线的晨光，见得了陆地的闪烁，并不是一切渺茫茫！如果时空无穷，此刻此地却千真万实。‘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我能，我能’！拍案大叫，踢开门，大步走出来，上青天，下大地，一片无穷舞蹈之场。挺着胸呼吸，不发抖，不怕什么，你把握着自家，你否认了恐怖。你脚轻，你手松，你摸着宇宙的节拍。你摆腰前蹈，你耸身入空，你变成一只小鸟，一个驾翼的安琪儿，翩跹，旋转，摆脱了体重的牵连。上下四方，充溢了阳光——丰草，花香，喷涌甘泉，俄听得钧天乐绕耳响。你眼花，你魂躁，你忍不住放声叫，唱，唱出来你独有之歌腔，追随着整个宇宙奔驰，激起，急转，滑翔！你和宇宙打成一片，不！你征服了宇宙，要变成宇宙本身，你四体膨胀，灵魂膨胀——膨胀到无极之边。你之外，再无存在；你之内，一切油油生。你是个热腾腾，你是个混乱的创造！”“狂欢是流线交射，是璇涡汇集，是万马腾骧，是千百万飞机闪电。狂欢是动，是舞——一气贯下的万段旋风舞。”“狂欢是铿锵杂沓，是锣鼓笙簧，是狼嗥虎啸，揉入了燕语莺哥，是万籁奋发齐鸣，无所谓节奏。狂欢是音乐，是交响曲的高浪头。”这是一种尼采式的对人生生命极限情状的酣畅疯狂的抒写，在中国新文学的文献中是极为少见的。
这奇异瑰丽的生命极限过程，理性是无法描绘体验的，理性只能是追索真理，探求规律。而唯直觉才能感受于体悟这种生命极限过程与生命强力的辉煌。林同济曾谈到崇尚博格森的直觉主义，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上超绝古今的思想，大半都是由直觉得来。”并以尼采为例加以阐述，“尼采不愧为艺术家本色，最富直觉能力”，“忽然灵感触来，一条金光涌到心头，刹那间他对真理有所见”。同样，他认为，“艺术创造”“根源于生命力的饱胀”。文艺创作“纯是一种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为创造而创造，为生命的舞蹈而创造”。因此，“在创造的刹那，只有创造的精神，没有人间的利害是非”。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就是“直觉得来的思想要将直觉送出去”。这是艺术人的创造与体验过程的“直觉”，因此“直觉”决定“创造”与“体验”。只有直觉才能体悟这种内心创造的过程，感受生命体验的真谛，从而创造生命存在。
同样，受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陈铨认为：“意志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生存意志是推动人类行为最伟大的力量。”他更进一步强调：“人类不但要求生存，他还要求权力，生存没有权力，就不是光荣的生存。”只有“达到权力意志”，才能“创造出精彩，丰富，浪漫，壮烈的事业”。那么，“战国策派”所主张的“心灵”“生命”“直觉”正是这种“生存意志”与“权力意志”在“体验”与“创造”过程中的“生命力的饱胀”。意志才是融贯“心灵”“生命”“直觉”的基质。可以看出，他们吸纳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形成一个奇妙而富有魅力的体系。
“心灵创造”说、“生命发泄”说、“直觉达成”论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想，意在呼唤一种极富生命力、创造力、扩张力的文学。这些立论企图纠正中国传统文学中庸柔弱的风格，改变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观，此种文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安眠力”，因而，林同济大声疾呼“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那是一种“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的文学。以此“开辟一个‘特强度’的崭新局面”。这样的呼吁，在民族颓势与民力颓萎的危难之际，表达了立人保族强国的诉求，这显然是出于“战国策派”对民族品格的重构与文化重建问题的激奋思考。理性主义万能的学说再也不能成立，“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博格森的生命哲学，心理上的潜意识”，“无不以非理智为目的”。他们认为非理性主义如同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理悟其思想深刻的同时，不能不警惕它的偏至。当然烙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