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主张与其悲惨人生、解脱人生倒不如进取人生、精彩人生。他说，研究叔本华只解释《红楼梦》，而研究尼采才能批判《红楼梦》，前者结论为“是”，后者结论是“非”。叔本华主张“生存意志”论，关键问题是如何摆脱意志，尼采主张“权力意志”论，核心问题是怎样鼓励意志。陈铨崇拜尼采，他主张“要解除人生的束缚。不应当勉强地摆脱生存意志，应当强烈地鼓励权力意志”。不应当做贾宝玉过消极解脱的人生，而应当做萨拉图斯拉过积极进取的人生。
陈铨用尼采的“权力意志”观批判《红楼梦》的消极遁世主义，意在批判中国人“中庸”“颓萎”的宇宙观人生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摧毁民族生命的力量，远过尼采攻击的七毒。红楼梦是佛家道家精神的结晶，他完整的艺术形式，使悲观的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深入人心。处着现在的中国，假如我们的心还没有全死，假如我们感觉人生的戏剧，不能不唱，假如我们清楚认识，生命不可消亡，那么红楼梦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我们就不能表示再同意。”他大声疾呼：“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多数贤人哲士，一个个抛弃人生逃卸责任，奴隶牛马的生活，转瞬就要降临，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生活沉重的担子，行将如何负担？”“文化必须要进步，人类必须要超过。”尼采的思想固然有许多偏激乃至错误的地方，“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陈铨热切地呼唤更多的萨拉图斯拉下山，而少一些贾宝玉出家，以恢复我们被摧毁了的民族生命力。
很明显，陈铨所主张的文化式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出于对文化的思考，其目的是文化救亡与民族振兴，为了改造中国人的“中庸”“颓萎”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健全中国人的性格，重构中华民族的新品格。这与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想是接轨的，而他借尼采思想批评《红楼梦》是把尼采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强心剂给中华民族注入活力和强力。在国家面临外强侵略，民族岌岌可险之际，借用尼采积极进取的思想，批判《红楼梦》消极遁世思想，考察中国文化的积弊，批判不利于抗战的庸惰习气，对探讨重建新文化的问题不无裨益。同时，他还阐述并创立了“文化式的批评标准”。不过，他强调精神万能，文化万能是有局限性的。
三、文化模式的文学批评史观
文化模式的文学批评史观是把“文化式”的批评标准运用到文学史的批评当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批评史观。它首先把文化史划分为若干文化思想的类型，然后用文化思想类型划分归属文学作品，进行文化阐释。陈铨对此解释说：“大凡一个民族，到了文化相当的程度，大多数人渐渐就有一种或他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们民族特性成熟的表示。后来，他们民族里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出来，把这种态度给了一种哲学的根据，垂为道德的教训，然后这一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便一天一天坚固不拔，成了全民族共同生活的标准。一切的政治宗教道德风俗哲学美术，都直接间接受这个标准的影响。”种固定的对人生的标准态度，即“人生思想”的模式，亦即“文化模式”。用这种模式审视文学发展史以人生思想定位作文化的阐述，是其意义所在。
陈铨回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认为固定中国人生思想的三大思想家是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人代表中国民族共同人生态度的三个方面。孔子代表的是合理主义，老子代表的是返本主义，释迦牟尼代表的是消极主义，中国文学，可以就这三种对人生的态度，来分类研究，看他所对人生有什么启示。”他分别对三种主义对人生的态度作了说明，并对这三种主义产生的文学作品作了阐释。他说：“合理主义的人生观，最大的长处，就是相信他的人，生活是安定的。因为一切既然都明白清楚，所以对付一切的态度，就没有什么彷徨歧路的困难。”“合理主义的文学家不会有伟大的内心的冲突，激烈感情的震荡，不会有丰富的想象，神秘的思想。”合理主义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散文，因为散文适宜于解释一切，而最不适宜于戏剧的矛盾冲突，因合理主义主张“和谐”“中庸”。在散文方面的作品，如《书经》《易经》《礼记》《论语》《孔子》《中庸》《大学》还有唐宋八大家等。在韵文方面有《诗经》、唐人绝句以及杜甫的诗歌。在戏剧方面为《琵琶记》，小说方面有《儿女英雄传》《好逑传》《荡冠志》《玉娇梨》《野叟曝言》等。合理主义文学对人生的启示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是什么呢？“合理主义文学，表示给我们，人生一切可以用理智去解决，因此它给我们生活的勇气。无论什么事情，它劝我们守中庸之道，所以，我们事事不走极端，无论什么事情，它给我们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没有踌躇的烦闷。”孔子的合理主义曾经影响过十八世纪欧洲的光明运动。
返本主义的人生观“就是要根本认识一切的基本原则，听其自然。在基本原理认识的时候，也就是心安理得的时候。”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充满神秘性，极富想象力，在精神领域有无限驰骋的自由。因而，返本主义最适宜于诗歌创作，而不适宜于散文。因为散文宜于清楚说理，而诗歌长于暗示。在他看来，返本主义最伟大的作品莫过于老子的《道德经》，它是全世界哲学诗里最伟大的著作。
此外还有庄子的散文等。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要属李白，而完全达到返本文义人生理想境界的是陶渊明的作品。小说有《封神演义》《神仙传》《白蛇传》《聊斋志异》以及其他剑仙侠客妖魔鬼怪的小说。戏剧方面的代表作为《蝴蝶梦》和《雷峰塔》。返本主义文学启示给我们人生是梦幻的，一切是相对的，真正精神上自由的时候，就是消除人我界限，摆脱了有无的成见，破除了生死的观念，回复到最初的一元的基本原理的时候。“现代欧洲不满意现代文化的思想家，也回顾研究老子的返本主义。”
消极主义的人生观认为生活离不了欲望。欲望离不了痛苦，欲望是无穷尽的，痛苦也是无穷的。所以人生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人对人生要求解脱，只有根本上消除一切欲望，使心如槁木死灰。”消极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绩主要有佛家经典的翻译，《西游记》是消极主义神话的总汇。用消极主义的根本思想来写实际生活，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伟大的小说莫过于《红楼梦》，《红楼梦》为消极主义的代表作。在戏剧方面有《西游记》等许多神怪剧。
尽管消极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发展不合时宜，但对人生也有重要启示。当人们生活上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然后对人生有一番新的领悟时，就会青睐消极主义。将来的世界，经过多次狂风暴雨以后，也许会有人重新赏识消极主义的一天。消极主义文学对人生“始终有一个伟大的启示”。
陈铨总结说：“我们用这三种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去找代表他们的文学，结果我们找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这一些作品，我们用修辞式、内容式、天才式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已经占重要的位置，至于他们对人生的启示，我们更认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陈铨用文化阐释的方法，既说明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又肯定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化发生的重大影响。
“文化模式”的文学批评史观，虽然较少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本体性，也无法全部阐释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它突出文学作品的文化性、类型性，无疑给中国文学批评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开拓文学史批评的新领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战国策派”所提倡的“文化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创造的文学批评”理念强调批评主体的扩张，突出非理性的文化创造；“文化式”的批评标准明显地从文化视角切入展开文化阐释；“文化模式”的文学批评史观可以说是为人类提供了人生的范式。“文化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是该派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为中华民族注入活力、重铸民族品格不无启迪。
“战国策派”的文化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多极化、多层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建设。作为整个文学批评理论历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至今还值得深入研究。作为历史文化的资源自有其文献性和价值性。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配置和整合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策派”是一个极富理论个性和探索精神的群体，它深刻的偏激和探索的失度在文学批评理论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过失性。表现为文学批评本体观的唯心论、文学批评史观的模式化和文学批评运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特点。
2000年10月
文化救亡与民族文学重构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文学思想论
“战国策派”或称“战国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洁、王赣愚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战国策派”是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产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消失。“战国策派”的著述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各种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战国策派”以康德、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哲学为基础，以哥白尼的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以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为借鉴，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总主题为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建。具体而言，在文化哲学思想方面，主张“力本哲学”和“权力意志论”，提倡“尚力”与“唯意志”观，坚持反理性主义立场；在社会历史思想方面，提出“历史形态论”、“战国重演论”，提倡尚武精神，固守英雄史观；在人生哲理方面，崇拜英雄，倡导浮士德精神，批判民族活力颓萎，建构理想人格；在学术思想上提出“第三周期论”，主张“文化摄像法”。
“战国策派”在文学上也自成一体，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员主要有林同济、陈铨、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冯至等，已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评介西方文学的主要作者有吴达元、费鉴照、商章孙、柳无忌、袁昌英等人。文学创作上特出者为陈铨，他创作有大量小说、话剧以及部分诗歌、散文等作品。在“战国策派”主办的阵地上，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发表有散文，孙大雨、梁宗岱发表过诗歌。该派还培养了一些文学新人，小说作者有杨静远、金启华等，话剧作者有黎锦杨、尚依伦等人。这些文学新人，虽已初露锋芒，但作品甚少，影响很小。而该派的文学思想与陈铨的文学创作则产生了较大影响。“战国策派”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从而建构起了以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为其特征、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文学思想体系。
“战国策派”是在身处残酷战争环境、较为宽松的学术空间和重建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中，通过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反思总结和对西方文学的考察研究，建构了在中国新文学思想史上第一个较完善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它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刮起的不大不小的一股“狂飙”，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刺激。该派的文学思想同它的文化理论，在全国抗战久战力疲之际，“予国人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对人心亦产生莫大的鼓舞作用”。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对该派的批判或学理的辩驳从某种视角看也自有其一定必然性与合理性。
“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它摒弃了五四文学思想的个性主义与理智主义，吸收了它的启蒙思想与人文思想，摒弃了30年代文学的阶级论与唯物论，吸收其民族的使命意识与功利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镜与融合。德国狂飙运动自觉的民族意识的文学潮流，非理智主义的文学思想，浮士德热烈感情、无限追求进取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的唯意志主义、天才主义等文化思想，无疑给他们的文学思想注入了活力“酵素”，也无疑带来了一定的迷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