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德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其一，极富成效地探讨了世界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化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规律。正如陈铨在绪论中所指出的：“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学要发生影响，通常要经过三个段落，或者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翻译时期，第二是仿效时期，第三是创造时期。”这是陈铨宏观把握统领全书的重要理论观点，表述浅白，要旨准确，内涵广博。据此陈铨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曾经一步一步地表明中国纯文学对于德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认为德国方面的成绩，始终还没有超过翻译时期”。“在这两百年中间，德国方面总是不断地努力去探讨中国纯文学的美丽。但是他们所见到的图画，始终还是不清晰，不稳定，除非他们更有忍耐，更卖气力，很不容易抓住中国纯文学的精华”。陈铨颇富创意地总结了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影响的内在规律，他认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同“德国人对中国文化兴趣的高下，同他们自己精神生活互相关联”。因此，德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段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兴趣会发生相应的起伏变化。如德国人在20世纪初，又重新对中国文化文学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顶重要的就是欧战以后，欧洲人对于单是物质方面的进步感到不足，想向内心方面求解脱，所以他们回首看东方，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他们开一条生路的思想。老子的无为哲学，因此在欧洲一天天地时髦起来，中国的纯文学也得许多人的尊敬爱好”。陈铨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对中外文化有全新的审视和新颖的创见。其二，详尽考证评析德国学者作家译介研究中国文学，借鉴创作文学作品的特点、成就与不足。陈铨是按照小说、戏剧和抒情诗三大体裁分章探研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三种体裁比较而言，他的结论为：“中国抒情诗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根本上还没有超过翻译时期，但是比较起戏剧小说，已经要算有满意的成绩，也许是在抒情诗里边，中国人的情感态度，表示得比较真挚亲切，因此也容易了解一点。”陈铨具体举证指呈其得失所在。如洪德生翻译《西厢记》的得失，歌德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独有之处，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评价，往往令人解颐。如陈铨对歌德翻译中国抒情诗的特有之处的评析，“对于人类共同共有，不分国界的人性，是歌德寻求的目标，这也是歌德最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自己是诗人，所以他在世界民族文学方面，在已经镕铸成功他们世界人生观的成绩里去寻求。顶有趣味的就是当歌德去体贴了解介绍旁的民族的精神思想的时候，他自己的创造力也藉此机会发展出来。从旧有的材料，他又给它以新的内容形式”。陈铨还把歌德同卫礼贤和汤姆斯的翻译实例进行比较分析，如三人都翻译了唐明皇曾宠幸的梅妃的一首诗，卫礼贤的翻译是学者型的，尊重原作，保持中国本色，结果在德文里生硬不自然。歌德是诗人式的翻译，他删掉德国人不亲切的词，用德文里最纯熟的词语，结合自身经验，翻译成属于德国人的诗。而汤姆斯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诗人，翻译无可取之处。陈铨肯定了歌德创造性的“男性的翻译”。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独到阐释发人所未发，见地精辟，颇能引人深思。陈铨对中国儒家、佛教和道教的论述，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看法，对元曲的评价，对《今古奇观》《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论断，就是今天看来也颇富创见。另有对中国灯影戏一节也是当时国人著述中仅见者。如陈铨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最重要的还是孔子的影响。照孔子的学说，一个人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安居乐业光明清楚的生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彼此间的责任都是明明白白地定出来了的。一个人用不着疑难地思想，只需照圣人定下来的规律去身体力行，并且只有从身体力行上用功夫，一个人才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道德的完成。这一种人生观里边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无穷的渴望，没有梦幻的境界，没有神秘的性质，你也可以相信鬼神，想念身后魂魄的存在，但是你一切的责任，都在目前实际的人生。“这样的人生观在一方面固然是伟大，但是也很难令一般人满意，因为这种人生观只看见世界的一部分，而没有看见全体，它忽略了形而上的问题，它看轻了人类超现实的冲动和灵魂中不依理性的成分。在文学方面，这种一偏之见，往往发生不好的影响。它把一切都用理智来解决，因此减少了情感的力量，造成了冷静的头脑，只顾现实而不顾超现实，只顾实际的人生而不顾想象的人生。这一个缺点侥幸地有佛教道教来纠正补助。平心而论，宗教方面道教佛教对中国一般人影响，远在孔子哲学之上。孔子哲学常常都是受君主的提倡保护，至于道教佛教，都大部分全凭自己本身的力量，深入一般人民的心坎。拿纯文学来说，特别是戏剧小说方面，道教佛教也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最好的小说戏剧如果没有佛教道教的影响，简直可以说很难产生。”这种答案竟出奇的平易，然而在极浅白中显现了作者博大精深的文化潜能，作者在渊博学养的背后蕴藏着对中国文化惊人的洞察力和奇锐的穿透力。这有助于理解孔子思想影响的真谛所在和佛教道教在人生方面补缺平衡的文化价值，明白儒家受官府保护，而佛教道教是靠自身的魅力在民间传播的不同生存途经，了解儒佛道对中国纯文学潜存着无比的影响力，根本上支撑和左右中国纯文学的生存与绵延。这种睿智的见识，使读者倍感在中国文化的混沌之中，有豁然开朗、洞见光明之感。
此外，实证考究与史实还原的方法让人十分崇敬。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中注重引用第一手材料，旁征博引，运用一百几十种参考文献。他以当事国家历史文献资料为准，注重实证方法，还原文化文学历史的原态与活体。他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学养宏富、学风谨严、功力扎实、文思明晰、论证缜密、语浅意奥的学术风范。《中德文学研究》是同代为数不多、能传于后世的学术经典，启发学人体味学术研究的要旨与方略和学术本体的魅力与价值。
三
从《中德文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看出，这一学术成果是陈铨的东学西渐文学观的学理基石，也是他的东学西渐文化观的重要学术支撑，到抗战时期逐步形成了他的东学西渐的文学观。这是《中德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它具有的时代意义与生命活力所在，由此成就了陈铨在中西文化文学影响史上的一席之地。
陈铨的东学西渐的文学观基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首先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德文学研究》体现了陈铨东学西渐的学术宏图和文化愿景。陈铨后来指出：“民族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一个民族能否创造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文学增加一批新成绩，先要看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民族意识，就是说它自己觉不觉得它是一群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一样的人”，“而且这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自己骄傲的地方”。这里表述的民族意识即民族“自我觉悟”，亦即是民族（通过它的成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对自身不同于别的民族地位与作用的一种认识的态度，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自觉度”。陈铨认为：“假如这一种感觉还没有发达，这一个民族的文学家，一定会成天仿效外国，不能有独立的贡献，它的文学，也不值得世界的人尊重欣赏。他要求“要创造有特殊价值的新文学，大多数的国民必须先要有民族意识。”“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学有特殊贡献。”陈铨在力倡民族意识的同时，从负面批评了当时中国文坛漠视民族意识的状况。说明民族意识是东学西渐的根基。
其次是坚固的民族文学自信。陈铨认为：“中国是一个有长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欧洲人的祖先还在树林里野蛮生活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有光荣灿烂的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无论精神技术，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他以为中国古代有许多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品，如体现孔子思想的作品仅散文就有《书经》《易经》《礼记》《论语》《中庸》《大学》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中德文学研究》让国人清楚明白中国纯文学对德国的影响，以1749年杜哈德法文译本的《中国详誌》翻译成德文为起始（其中有《赵氏孤儿》《今古奇观》中的四篇作品及十余首诗），至陈铨著书的20世纪30年代，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德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学发生不同兴趣并接纳产生了不同影响。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纯文学确实影响了德国文学的发展，给德国文学提供了有益的贡献。《中德文学研究》的确可以增强国人对自身文化文学的自信，中国文化文学蕴藏有与域外共通的极富价值的文化文学的宝贵资源，可贡献于世界文化文学，并可以影响世界文化文学的发展。
第三是文化的民族文学输出。陈铨认为：“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一位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要占一页篇幅，一定要有一些作品，代表他民族特殊性格。英国文学史里面，不需要一个中国人，勉强加进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王实甫、曹雪芹的戏剧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自然有他们很高的地位，然而他们绝不是莫里哀和托尔斯泰，他们都是中国人。《西厢记》《红楼梦》真正的价值，就在它们表现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在《中德文学研究》中根据德国人接受中国文学的史实的研究，陈铨认为不同民族国家相互接受影响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兴趣远过于艺术上的兴趣”。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形态，是不同人群人生方式的表征状态，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充分表达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形态的理想载体。陈铨把中国文化分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合理主义、以老子为代表的反本主义和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消极主义三大流脉，他认为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由于极致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思想与方式，才产生了世界影响。如《红楼梦》就是消极主义的代表作。他同时批评新文学没有担当起表达和输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他力倡民族主义新文学的六根所在。
第四是理想的世界文学愿景。《中德文学研究》可以见出陈铨及其“战国策派”世界化的文化文学的战略眼光和雄宏理想。用陈铨的话说就是：“理想的国际关系是中国民族领导下的天下为公，不是平等待我的共存共荣。”这种战略思想在文学方面的表述就是希望德国对中国纯文学的兴趣更浓，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时效更快更大，这样：“中国纯文学真正的美丽，中国文化真正的特点，可以明了，中国同德国的关系，可以更加密切，同时这一个进步，可以领导我们到与全人类相关的世界文学。我们希望以后的进展能够恰合我们的愿望。”这意思是说，像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一样，通过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引导中国文学走向“与人类相关的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接轨并主导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了，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来促进这一个新时代。”这些主张显然具有民族扩张的嫌疑，过去被批判为法西斯主义。其实不然，我们不是要“抗战建国”吗？不是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吗？不是要进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吗？既要“拿来”，也要“送去”，既要西学东渐，也要东学西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理念，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建立一个和谐与和平、繁荣与发展的新世界，不也是国人最美好的愿景与理想！
《中德文学研究》于1936年4月出版后，即有学者撰文指瑕，对该书书名不够准确提出疑义。“此书叙述中国纯文学流传德国之情实，而以《中德文学研究》命名，笼统含浑，殊嫌不切。”文中具体地指正了书中存在的“偶误之处”。诸如陈铨未能指出德国人对中国古代“十才子书”书目的误认，把《天方夜谭》或《一千零一夜》误译为《天方日谈》，金莲掌故错为小脚起源等。该学者对书中失误与错处指正后，这样总结：“然凡此并系小疵，不足为大醇之累。”文章用主要篇幅指正陈铨所论存在的不足，意在肯定和推崇这部著作。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批评的真诚和认真，用学术良知与学术公正直面学术成果。这是对《中德文学研究》最富学力和最为精到的评价文章。
《中德文学研究》让我们领略到通古博今、融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的睿智与风采，可以见出陈铨及其“战国策派”承继传统、吸纳外养、文化救亡、强国为民、复兴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良苦用心、历史担当和美好愿景。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的当今，文化的多元、交流、互惠、共荣，这已成为时代的需求与地球人的共识。西学东渐与拿来主义是国人的重要任务，而东学西渐与输出主义更应为国人的重大使命。要清醒地明白：只有强壮自身，输出独特自己，影响别人；只有强大国家，振兴民族，影响外域；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走向世界，自立于地球的民族之林。文学是这样，文化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中德文学研究》可以给人以许多启迪。
20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