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五四以来文学反思的症结是什么呢？陈铨作了尖锐的批评：“中国二十年来的新文学家，没有多大成绩，固然有其他原因，然而他们崇拜外国偶像，彻底仿效外国人，不·顾·时·代·精·神·，抛·弃·民·族·特·性·，就算自己是天才，这种态度，已经是够毁灭自己，何况他们根本不是。”（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这里所指的时代精神，陈铨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中有详尽的阐述，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先知先觉没有认清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认为理智主义时代，他写道：“我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先知先觉，并不愿意严加批评，他们是有敏锐感觉的，他们是有勇气的，我们并不反对，他们曾经有许多贡献，如像白话文的运动，新文学的倡导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在基本方面，在创造一种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方面，他们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们没有深刻认识西洋，他们也没有深刻认识中国，介绍没有正确介绍，推翻没有根本推翻。”“尤其错误的，就是他们没有认清时代，在民族主义高涨之下，他们不提倡战争意识，集体主义，感情和意志，反而提倡一些相反的理论。”可见陈铨当时指的时代精神是民族意识、集体主义、感情和意志。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有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主义，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三阶段是民族主义。“五四时代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提出民族文学的旗帜”，“到了第三阶段，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他们检视五四以来的文学，并非歌功颂德，亦并非无理的随意指责，而意在超越五四，重新调整新文学发展的路向，调整文学思想发展的理路，建构新的文学思想，建设新的民族文学。
“战国策派”对五四以来文学反思同时，对西方文学做了大量的研究借鉴。陈铨认真考察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特别是德国文学发展史，认为各国文学都经过民族文学运动。他在论述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中指出：“所谓世界文学，并不是全世界清一色，或者某一民族领导，其余民族仿效的文学，乃是每一个民族发扬自己，集合拢来成功一种文学。我们可以说，没有民族文学，根本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他在论述民族文学与民族运动的关系时认为“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学运动，往往同伟大的民族运动同时发生，携手前进。意大利是这样，法国是这样，英国德国也是这样”，“民族运动、文化运动、语言运动、文学运动，是一套连锁的现象，它们交互推动，缺少一样、其他一样就不能单独进行”，“旁的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战国策派”在反思五四，研究考察西方文学以后，作出这样的判断：“五四运动一套的思想并不能帮助我们救亡图存，第三期学术思想，已经到来，我们需要一番新的觉醒，新的人生观，新的办法，关于这一方面，德国的狂飙运动，孙中山先生一贯的民族主义，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民族文学运动的发起，在今日刻不容缓”。“今后没有一种大规模的有意识的民族文学运动，就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需要我们急起直追”，“提倡民族文学”。沈从文也认为：作家应该“总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这个国家，才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地站起来，向理想迈进”。
“战国策派”根据以上的反思研究与考察借鉴的理论，形成了其建构民族主义新文学的主张：竭力提倡“民族文学”，倡导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对此陈铨进一步阐释：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不是口号的文学运动，而应当是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应当培养民族意识，应该发扬固有道德，应当有特殊的贡献。他把文学分为“盛世文学”和“末世文学”，而“民族文学”应是—种“盛世文学”。“盛世文学”指肯定人生，表现人类伟大的精神，多半是壮美的文学，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他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表现最鲜明的形式，“在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文学家应当有崇高的严肃”即文学要表现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满心希望“这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产生一个伟大的盛世文学”。这充分表达了“战国策派”同仁面对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的危机之时，所体现的民族良知与国家使命。沈从文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观》中指出“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能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的富于生气的人格”，“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才能说到建国”。“人物性格必对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与信念，‘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谨严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表现的是做个中国的国民，应具有一种什么气度和气派！除自尊自重之外，还要如何加强‘自信’！相信个人是国家一个单位，生命虽然渺小而脆弱，与蝼蚁糠秕不相上下。纵如蝼蚁糠秕，只要不缺少信心，都可以完成许多大事”。显然，新的文学运动意在铸造国人的健康人格，建构民族的理想品格从而完成抗日救亡与抗战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战国策派”处于险恶的战争环境，较为宽松的学术空间和重建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从而建构起了以非理性人本主义、唯意志主义、英雄主义、文化主义为其特征、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文学思想体系。
2005年5月
陈铨的东学西渐的文学观
一
陈铨是“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战国策派”是20世纪40年代以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除陈铨外，还有林同济、雷海宗、何永佶、洪思齐、王赣愚等人。“战国策派”的著作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各种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群体。“战国策派”以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为基础，以哥白尼的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以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为借鉴，形成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主要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是西学，他们都是留学欧美并在西方有影响的学子，他们虽有深厚的中学功底，西学却是强化与激发他们民族主义情结的激活剂，“战国策派”显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他们的总主题为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建，是抗日救亡中对国家与民族的另类构想。具体而言，在文化哲学思想方面，提出“战国重演论”，提倡尚武精神，固守英雄史观；在人生哲理方面，崇拜英雄，倡导浮士德精神，批判民族活力颓萎，建构理想人格；在学术思想上提出“第三周期论”，主张“文化摄像法”。这些主要受西学影响形成的思想主张的根底却是强族兴国为民的民族主义。汤一介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总序》中把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学衡派”的“国故新知论”和张东荪的“多元文化论”分别归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认为“战国策派”“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游离于上述三派之间”。确实很难把“战国策派”归于上述三种文化走向中的任何一种。“战国策派”具有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别的某些元素，而这些元素皈依于一切以民族为本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群体。正是从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出发，“战国策派”在主张西学东渐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力倡导东学西渐。这在近世以来强势话语为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弥足珍贵。它的文化意义在于其在文化发展上的预设性与引向性。
陈铨是“战国策派”中力倡东学西渐的主将。陈铨曾发表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巧妙有力地表达了他的东学西渐的文化观。该文借德国克尔大学亚可布教授的文章的大意，从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以及生活习性等，阐述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这篇文章虽然在时隔《中德文学研究》十余年后发表，但可以看出陈铨一贯的东学西渐的民族主义的主张，更加明了陈铨撰写《中德文学研究》的学术主张和文化理想，有助于理解《中德文学研究》。陈铨借助亚可布教授研究的学术成果表达了他的东学西渐的文化观。陈铨根据亚可布教授的研究指出：“西方文化里边顶重要的事物，都直接接受了东方的影响，这其中特别是中国贡献顶大，发明最多，欧洲人鄙弃东方人，是不应该的。中国人自己鄙弃自己，更不应该了。世界上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出息的人。希望这一篇文章，能够提高民族自信的力量，追怀过去的光荣，努力将来的创造。中华民族是尽有自己领导自己的力量的。”这种东学西渐的文化观是陈铨民族主义思想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汇中，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陈铨力图通过《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述史实，证明“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成绩，都直接间接受到东方的影响。”而他所著的《中德文学研究》是要说明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证明中国文学西渐德国，影响德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中德文学研究》是陈铨1934年在德国克尔大学撰写的文学博士论文。《中德文学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陈铨于1934年2月回国之后，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他随即把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于1934至1935年在该校学报《文哲季刊》上分四期连载完毕，题名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书名为《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曾于1997年再版）。《中德文学研究》出版后，当时的学者厉啸桐给予特高评价：“此近人陈铨新著，精博条达，得未曾有。”“作者学养识见并至超卓”，“述二百余年来之史势，语约而意精”，“新书中最为颖特”。而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前者虽多溢美之词，结论却较为公允，后者显然是出于门派态度的一时偏见。时至近年，好评沓至。著名学者李赋宁评价“《中德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饮誉德国”。南京大学张威廉先生回忆到“老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译成中文后为举世所推崇”。《中德文学研究》是近世以来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中国学者身处德国，研究中国文学西渐德国的学术经典。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伟业中，《中德文学研究》更凸显出它鲜活的文化生命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中德文学研究》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影响的历史，换言之就是中国古代的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对于德国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影响的历史。全书共分绪论、小说、戏剧、抒情诗和总论五章。绪论部分界定了纯文学的概念，明确了学术研究的指导理论和目的，厘清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历史背景和研究时限。小说部分先论述了歌德与中国小说的关系，认为歌德是第一个深入中国文化精华的人，他通过读中国的小说发现了孔子的人生观，由此引发了众多德国学者文人译介中国小说。接着分别评述了中国历史小说、神怪小说和《金瓶梅》《红楼梦》的译介及影响。中国戏剧对于德国的影响较为艰难。戏剧部分介绍了歌德以《赵氏孤儿》为主要来源创作的戏剧《额而彭罗》未能成功，席勒想把他的戏剧《图朗朵》染上中国色彩同样失败，并分析了两者的原因。本章还肯定了洪德生第一次译介《西厢记》和《琵琶记》的贡献，论析了克拉明和卫礼贤的翻译成绩以及德国学者对中国灯影戏的研究成果。抒情诗部分最为详尽，由于歌德的翻译改作，中国抒情诗第一次引起德国人的关注，此后，雷克特和司乔士的翻译达到较高水准。他们较好地翻译了《诗经》和李白、白居易、陶渊明等人的诗。中国抒情诗对德国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总论部分概括全书，从纵向评析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不同时段及其成因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