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或称“战国派”是因《战国策》杂志或《大公报》“战国”副刊而得名。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其阵地主要为《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民族文学》，并编辑出版“在创丛书”一套十种。先后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七十余人，共发表文章约二百三十余篇。发表文章居多者除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外，还有何永佶、沈从文、洪思齐、岱西等人（以发表数量多少为序）。发表文章较重要者还有贺麟、朱光潜、费孝通、陶云逵、冯至、吴宓、冯友兰、谷春凡、梁宗岱等人（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丛书作者另有王赣愚、伍启元、陈序经、杜才奇、吴晗等人。这个文化群体的作者大都为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当时在大后方的一些大学任教授。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中央周刊》《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文化先锋》《军事与政治》《今论衡》等期刊发表大量文章。
“战国策派”在抗战爆发前后即见雏形，雷海宗的《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1935年）提出了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观点，《断代问题与中国的历史分期》已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说”（1936年）。陈铨在《从叔本华到尼采》（1936年）中开始提倡唯意志主义，《中德文学研究》（为他的博士论文，1936年出版）早已在酝酿民族文学观。林同济的《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1938）年提出了“大政治时代”的观点等。“战国策派”的活跃期约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时间里。几年间，他们创办期刊编辑丛书，先后发表大量文章，出版重要著述，发表出版大量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的翻译、评价文章，组成了较大的阵容规模，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不同的强烈反响，成为40年代的“平地突起的异峰”，同时，也受到革命文化界的批判。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局势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战国策派”虽时有著述发表出版，但其影响已逐渐减弱消失。
“战国策派”的著述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各种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战国策派”在文学上也自成一体，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员主要有陈铨、林同济、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冯至等，已基本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文学创作上特出者为陈铨，他创作有大量小说，话剧以及部分诗歌、散文作品。在“战国策派”主办的刊物上，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发表有散文，孙大雨、梁宗岱发表过诗歌。评价西方文学的主要作者有吴达元、费鉴照、商章孙、柳无忌、袁昌英等人。该派还培养了一些文学新人，小说作者有杨静远、金启华等，话剧作者有黎锦杨、尚依伦等人。这些文学新人，虽已初露锋芒，但作品甚少，影响很小，而该派的文学思想与陈铨的文学创作则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主要阐释“战国策派”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及理论构想思路。
一 发生背景：战争环境、学术自由、人文语境
（一）战争环境：民族主义思潮高涨
“战国策派”是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产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消失。可见战争环境决定了它的生存和命运。“战国策”派酝酿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跃于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消失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国家危难，民族危机深重，是民族主义最盛行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世界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结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在政治上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界迅速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成立了负责抗日宣传文化工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有力地领导全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此前，左翼文学阵营曾提出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展开论争。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文学界进一步开展了“大众化讨论”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文艺界的时代号角，作家们纷纷组建各种战地团体开往前线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运动，这一唤起亿万民众的民族主义文化浪潮，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洪流的一次总爆发。普遍弥漫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成为五四以来崇洋媚外的国民心态的反动。社会文化形态由“全盘西化”而急转为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思潮。
随着战争的升级，对民族凝聚力的历史需求与心理期待的逐步强化，加之战时民族文化积弊暴露无遗，这些都促使“战国策派”的一整套理论陆续出台亮相，逐渐形成了气候，产生了影响。
（二）学术空间：西南联大“五色交辉，八音合奏”
“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是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主的，其活动也是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历时虽短，但影响深远的流亡大学，它集中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流学者、学术精英，它以兼容并包之精神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享誉中外。在联大，各种相异的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自由进行研究和公开讲授，校方从不干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既有如负责党化教育的陈雪屏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也有新儒家大师冯友兰对“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构，还有民主斗士闻一多的学术建树等等。可以说：“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守成主义”“民族主义”等的重量级人物都可以在西南联大找到。真可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空间，办刊物，编丛书，发表并出版著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
当然，西南联大的这种学术氛围与西南地方政权有重要关系。“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中的大多数已被蒋介石消来，抗衡国民党中央的只剩下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和川康的刘文辉等。在抗战期间，西南实力派就互相联系形成了战时自卫联盟。”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复杂多变，云南川康地理偏远，加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渐进影响，龙云和刘文辉为保存实力壮大自己，互相结盟，掌握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以支持民主运动为名义，抗衡国民党的某些政令，自然形成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客观上为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提供了相对民主的政治空间。同时，抗战爆发后，大批高等院校向西南大后方撤迁。当时迁往云南的高校先后多达十余所，诸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云南骤时形成了战时文化教育汇聚的地域。这种高校云集的文化教育环境为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营造了一个较浓厚的学术氛围。
（三）人文语境：重建民族新文化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困境，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保种自强，不懈奋斗，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的“以师夷长以制夷之”的大办洋务，到戊戌变法的改良制度和辛亥革命的更换政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文化的革命。他们探寻的整体文化思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摇、质疑以至于全盘批判否定，对西学的逐步引进，以至全盘西化。特别是到五四时期，全面批判否定传统与全盘西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意识。这种开放的姿态、变革的激情、学习西学的精神。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文化变迁以及文明进程。然而，事后来看，这也留下了毫无疑义的历史遗憾。全面否定批判传统引起蔑视、仇恨乃至彻底反叛传统，导致一定程度的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全盘西化助长了崇洋媚外的不健康心态，客观上减弱乃至丧失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度和竞争力。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地及时地企图匡正时代的偏执，矫正历史的走向。梁启超等游欧归来，大声疾呼“复兴东方精神文明”。“学衡派”诸君力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明示国人“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的价值”。“新月派”梁实秋等人也提倡新古典主义。但是，他们都遭到批判并被时代弃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叛传统全盘西化的思想受到普遍的质疑。虽然1932年陈序经著《中国文化的出路》继五四西化浪潮，推波助澜又掀高潮，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思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向前推进。1935年1月，上海何炳松、黄文山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掀起了中国民族文化运动。以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积极为中华民族文化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国民党随之加快了三民主义儒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证明它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正确方向。这种重建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是“战国策派”兴起的时代契机，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企图担当起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建的历史使命。
二 构想理路：反思、借鉴、建构
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战国策派”对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文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借鉴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德国狂飙运动的文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思想体系。
一个几千年文明大国在外敌侵凌下面临沦亡的危机，逼迫“战国策派”严肃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脉问题，他们企图在中西文化大撞击的半个世纪以来的价值认知的困惑中重新寻找一线光明，以焕发民族生机与强力。他们以超越的姿态，力图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探索的得失，试图对中国的文化重建作出新的调整与选择。
对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反思，是“战国策派”的共识，他们对此作了深度自审，沈从文认为：“我们应当知道，是从五四起开始，由于几个前进者，谈文学与革命，充满信心和幻想，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解放民族改造的工具，从各方面来运用这个工具，产生作用，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幻想’，因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五四时期的作家“那种勇于尝试的进取精神以及狂热诚实的工作态度，特别是值得敬重”。他们或从尝试中有所建设，作品成为二十年来的模范。或从尝试得到失败的经验，给后来者在方法上有修正机会。陈铨认为：“白话文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试验，现在总算成功了。”“中国五四时代的作家虽然技术粗浅，他们都有精神，他们心理都有话。”
在肯定功绩的同时，他们严肃地指出了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弊端。回顾二十多年的新文学运动，陈铨认为五四时期文学大多模仿西洋，浪漫的感伤主义弥漫，表现的都是个人问题，以个人立场衡量一切；而30年代则模仿俄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口号式写作，民族意识淡薄，这两种文学都“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沈从文认为五四以来“作品受‘商品’或政策‘工具’的利诱威胁，伟大作品不易产生”。朱光潜也认为：“白话文运动初期，多数人在传染浪漫派的无聊的感伤，后来又贩卖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大众化，种种空洞的名词，很少有人肯脚踏实地埋头努力开辟一条自己的路径，创造出思想体裁内容都度越流俗值得一读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是写作者根本没有文艺的资禀与修养，只是拿文艺做商业上政治上的敲门砖。”五四文学运动“使中国文学从因袭、空洞、虚饰、陈腐、俗套中，得到一个面目一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