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文学以丰富的话题和不断的争鸣营造了我们发表不同意见尊重不同意见的包容民主的文化氛围。人类在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方面也经过了非常艰难的历程。在中世纪，欧洲文化的核心是神。人的思想、行为都应该以“神”的意旨为准。这不仅限制了人类思想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也为那些拥有“神”的代言人的人们提供了享有无限权威的可能。与此相应的就是无限的权力带来了无限的腐败，社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没有话语权的人们同样也没有自主权。在经历了宗教改革、民主革命之后，人们逐步地走向了民主、现代，人的自由、平等逐步地得以实现。这种自由、平等，除了个人行为、工作、生活的自主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话语权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说，人有思想的权利和表达这种思想的权利。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个人这种权利的实现有一种包容、承认的心态。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能限制你表达的权利。就中国而言，这样的权利的实现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在封建社会，话语权只存在于皇权，以及被皇权赋予表达权的各级官吏等“尊者”。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转换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人的话语权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漫长，并时有反复。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无比的尊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权利又遭到了损害。社会不善于或者说不愿意承认普通人的思想和声音，人们也不习惯表达和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人的话语权的制约和压抑将制约和压抑社会的发展，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可能引发社会的混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为我们创造或者说营造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理念竞相绽放的宽松、包容的话语环境。在文学的领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是这样的思想多么的荒谬、偏激，充满了错误。首先是在创作上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的现象。随着不同创作样式的出现，文学界内发生了不断地对这些创作现象进行提倡、讨论、批评的话语。如对朦胧诗、意识流、歌颂与暴露、现代派、身体写作、纯文学、下半身写作、底层文学、文化散文和新散文、80年代后等创作现象的讨论、争鸣等。在对创作现象进行讨论的同时，文学的话语自然涉及了许多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人道主义的问题、异化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问题、重写文学史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形象的问题、文学与市场的问题等等。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争论中，出现了许多就某一问题进行比较激烈的争论现象。如所谓的余杰与余秋雨“二余”关于如何对待“文革”的争论，王蒙与王彬彬“二王”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韩石山对谢冕的批评，韩东等人关于“断裂”的宣言，王朔等人对鲁迅的否定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重写文学史和对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的评价问题。这里我们不涉及具体的观点，而是讨论这些话语出现的意义。重写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是要在新的文学背景下对过去普遍认定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建构，包括对重要作家价值的认定和排位。它表达出一种信息，就是人们可以否定过去已经肯定了的东西，而对它进行新的表达。而对鲁迅的一些非议、否定，甚至攻击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能够对权威进行挑战的可能。尽管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能认同，或者说不能完全认同这些观点，特别是一些人非理性、不科学的态度，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文学领域生成了一种敢于表达、能够表达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氛围。人们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管这样的话是出于科学的研究，或者真诚的思想，或者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可以说，而且能够说，就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它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完善、对人的话语权的尊重和实现、对激励人们思考、表达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一面。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还缺少求实务实的精神，许多人不愿意下工夫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了解具体的人和事发生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仅仅是凭自己道听途说的主观影响发言；在争论的问题上，多有表面上争论得非常热烈，而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对概念，以及概念所表达的内涵没有共识，说的不是一回事；在态度上，缺少科学的精神，有的甚至有沽名钓誉、以奇惊人，用极端的话语来突显个人的心态。但是，不管这些争论、讨论存在多少问题，我们必须肯定的一点就是在文学领域的话语活跃推进了整个社会对普通人话语权的尊重、承认，并营造出平等、民主的文化氛围。
四是文学的普泛化推动了大众文化权益的实现。所谓文学的普泛化就是指文学不再是“作家”们的事情，而是已经成为最广泛、最普通的民众的事情。任何一个人，虽然他并不是“作家”，但是他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成为了一种现实与可能，就使文学从某种特定的人群中出走，进入了大众之中。这种文学的普泛化的出现，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只在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手中掌握。更多的民众不仅没有文化，甚至不认识字，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享有文化的权利。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才使文化与大众结合起来，使普通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文学仍然在那些具有“文学表现力”的人手中，也就是“作家”手中。一个人如果有了表达的权利，但是，在自己还没有成为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权利的实现还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所谓主观的局限，就是没有掌握了“文学的表现力”，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的文学作品写得不好，或者不符合发表机构的要求。所谓客观的局限，就是文学作品要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特定”的机构来进入社会。没有他们的认可，文学的表达就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与社会无关。一旦成为作家，这样的主客观的局限性将大大缩小。虽然并不是作家们的作品就可以百分之百地出版发表，但他们比普通人的作品进入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的多。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了空前的保障。这里所说的空前是与过去的任何时代相比的。一个人如果热衷于文学创作，那么他就可以从事创作。如果他的文学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就会被安排到特定的文化机构进行专业的创作。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多年中，作家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文化机构之中，成为社会“体制”内部的从事特殊工作的人群。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有更多的人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既有的“体制”内部已经难以容纳这么多的“作家”，更多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出现在“体制”之外，甚至是没有职业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撰稿人中，有的由于创作成就突出，成为“作家”，更多的人只是通过撰稿为各类媒体和文化机构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作品。实际上，由于从事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作家不再是一些有特殊才干的人群，而是成为普通人。除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外，文化工具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其影响更加巨大。笔和纸的出现，使书写成为可以更为方便地保存的文化产品。它们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步伐。印刷术的出现使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阅读，出现了一个文化的普及运动，同时也对具有特殊权利的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欧洲为例，《圣经》的大量印刷使普通人能够自己去阅读了解上帝的教义，而不必非要通过神父来宣讲。这一方面推动了基督教教义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对神职人员的地位形成了冲击。而在上一世纪计算机的出现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联系更加方便频繁，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突显；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把自己的思想与整个社会交流。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作品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欣赏者也成为创作者。特别是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印客等的出现，使文学不再是“作家”们的文学，而是成为了全民的文学。创作不再是特定人群的事，而是全民的事。只有好与不好、影响大与不大的区别，而没有身份的不同。那些创作成就突出，社会影响大的人，虽然不一定要加入或进入“体制”内的文化机构，但也不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或者写作。因而，文学的普泛化就成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
文学的普泛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实现了民众的文化权益。一方面，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欣赏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为人们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更为广大的可能。而个人创造力的承认、保证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的条件。不可想象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民族，也不可能想象个人创造力被扼杀而民族的创造力会勃发。虽然就文学而言，它的创造并不可能产生直接的社会后果，但它培养了人们思考、感受、探索、分析和想象的能力和习惯，它使人们潜在的可能性得到了发挥、展示，并鼓励了人们表现自身力量的兴趣和愿望。其次，它维护和实现了人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利。普通民众对社会事物参与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越是在落后、专制、僵化的社会形态中，普通民众越是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和可能。民众的参与程度越是广泛，社会的进步程度就越是突显，其文明、民主的程度就越高。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有多种途径，如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但文化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包容了政治、经济等刚性的社会事务，同时还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如价值观、生活习惯、生命、思想和情感等更为广泛、更加细微的生活领域。民众通过文学的手段在如此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文学的幸事，也是社会的进步。它虽然使文学不再神秘，却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温馨。再次，它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在写作成为个人化的行为之后，通过写作表达个人的意见就成为写作的常态。这种个性化的写作可能会丰富文学自身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写作的产品负责，而不必再依赖“编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编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国家价值观的重大责任。这一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移交给个人之后，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会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否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作用，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要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对社会负责。
回顾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新时期文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作出了特殊的、突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论是轰轰烈烈的，还是潜移默化的，它推动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升了我们民族的文明程度。同时，它自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文学自身来说，还有一个适应和承认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变化是积极的，令人欣慰的。因为它的变化没有脱离了时代的变化，是我们时代变化的投影、结果，是我们所期待和欢迎的。
2008年12月
我欲飞歌向天吟
——山西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突出贡献
有人以三十年为界来讨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走上了建立科学和民主国家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迈开了崭新的步伐。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或者说，更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筚路蓝缕、上下求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新中国的文学生动地记录了、表现了这一艰苦卓绝的伟大历史进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宝库，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最动人、最具有魅力的一页。
山西文学与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它反映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历史，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愿望，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并且在艺术表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成为共和国文学的重镇。回顾六十年来山西文学为新中国文学作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