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为现代汉语的成熟与完善进行了执著的努力，成为中国文化发展链条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语言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外在表达，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和再现，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踪迹。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是民族独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母语，至少从夏以来的文字符号，到商以来的甲骨文，一直到现代汉语的形成，汉语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进行了变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汉语的语言体系没有发生断裂，它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这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以来，汉语走上了统一、规范的发展道路。但是，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仍然呈现出分离的状态。由于书写方式的制约，书面语言以文言文为主，它与人们的口头语言是不同的。这使书写成为一种“技术”。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就难以掌握。其结果是书面语言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分离。虽然在汉语的发展中，与口头语言基本一致的“白话”从来也没有脱离“文言”。在书面语言中，仍然掺杂了大量的口头语言。“文言”与“白话”呈现出相互融合，且这种融合随着历史的进步越来越强烈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书面语言仍然以“文言”为主。这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与大众的分离。其表现形式是使大众在没有或接受语言训练少的情况下不会阅读和书写。然而，其深层的事实是，对民智的开启受到了特定语言的“阻隔”。大众直接通过文字记录来了解、接受人类文明的通道被堵塞。二是精确性受到了考验。文言文最大的特点是精练，但也因此出现了理解上的歧义。这种表现方式在农业文明的形态下，是基本能够适应的。但在工业文明形态下，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大凡在一种社会形态要进入工业文明阶段时，必将发生语言形态的变革。中国虽然在近代以来，已经开始了向工业文明形态的转化，但语言明显的变革则迟至上世纪之初。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像文言文这样精练的语言表达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工业发展要求精确的需要。
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倡导运用白话文。这首先是语言的变革，然后才是文化的革命。白话文的兴起，突出地表现在出现了一大批运用“白话”进行创作的作家。具有代表性的唯推鲁迅与胡适。鲁迅的白话既具有革命性意义，又具有过渡性意义。所谓革命性，是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使用白话文创作最有影响、最具成效的作家，在他这里，确立了白话文的基本特点。所谓过渡性，是说鲁迅的语言与真正的“白话”还有些区别，主要是在他的语言中还夹杂了“文言”的痕迹。胡适不仅大力倡导白话文，而且在他幼时开始学习创作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白话，并撰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可以说，他是倡导白话文最用力、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但是，他的白话至少在上世纪初期，呈现出过于“白话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为了改变文言的影响，胡适有不顾语言的自然而“故意”白话的问题。
倡导运用白话文并不是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此前已经有很多人在提倡、运用。他们或创办白话文报刊，或进行各式各样的宣传，或进行创作。但白话文真正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地成为一种潮流，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与当时包括鲁迅、胡适等人在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尽管如此，白话文仍然面临考验。就是说，这时的白话文仍然是“文人”的白话，与普通民众还有距离。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大众接受教育的程度很低，而不识字的人很多。二是尽管书写已经变成了白话，但书写的内容以及其表达的方式与大众的生活脱节，书写者还不太关心大众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特别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很大的距离。三是即使书写者表现了大众的生活，但大众的生活也是处于一种“被表现”的状态，是文人化的表现。赵树理的出现，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赵树理在2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他的创作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方面，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农民的熟悉程度非一般人可比。另一方面，他在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这使他有了独特的创作优势。他最初的创作是对新文学的简单模仿。但是，赵树理很快发现，这种创作并不受农民的欢迎。他需要用新的表达方式，包括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为大众，具体说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写作。为此，赵树理尽量使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或者干脆把农民的语言写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在内容的选择上，他主要描写农民的生活，表现农民的情感和愿望。在思想的提炼上，赵树理表现出与时代同步的自觉性。他的作品给人以向上的、积极的力量。因而，赵树理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赵树理成为现代汉语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首先，在赵树理这里，白话文成为大众的语言。如果白话文还仅仅局限在“文人”之中，而没有在大众中得到普及，那么，从根本上来看，它与“文言文”是一样的，仅只是文人的语言。经过赵树理的努力，汉语在进入“白话”时代后，迅速成为大众的语言。他改变了鲁迅等人过渡时期的状态，使“文言”的痕迹基本消失。同时，他也改变了胡适等人创作初期“过度”白话的现象，使白话更加自然、生动、鲜活。更为重要的是，他使新的汉语形态与大众，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成为大众自己的语言。其次，在赵树理这里，白话文成为“雅俗”兼容的语言形式。一方面，由于他关注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接受要求和表达方式，从而使白话文改变了文人化、书面化的状况，从文人走向了大众，从书本走向了生活；另一方面，他很好地改造了大众语言中粗俗的、生僻的、由于地域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为更多的人所不懂的内容，使大众的语言更加儒雅、易懂。再次，在赵树理这里，白话文成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语言。主要是大量地吸收、借鉴了农民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些生动的比喻、概括，使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的这种发展，赵树理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但是，时代的进步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功劳。语言也是如此。赵树理创作的高峰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时，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新中国的成立使大众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在上世纪5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扫盲活动成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使用语言，特别是读和写的能力就越高。这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同时，与赵树理在语言追求上有共同特点的作家不在少数。如老舍就是另一位典型代表。老舍在现代汉语上的贡献是使白话文与市民结合起来。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一批与他有相近经历的作家，主要是山西籍的作家，进行了积极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作家使赵树理的语言实践成为大范围的语言建设，并一代一代地持续下去。从进入创作领域来看，稍后于赵树理的马烽、西戎、束为、胡正、孙谦、冈夫等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之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田东照、谢俊杰等一大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继续坚持了相同的语言追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另一批实力雄厚的作家，基本承续了这一努力。这些作家的创作成就不同，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现代汉语的建设中，基本上是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保持了山西作家一贯的追求。
二、文学创作中的“山药蛋”派是新中国文学发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流派，其创作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学，并成为文学的主流
文学创作中的流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流派的多样化表明了文学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但是，就作家自身来看，很少自觉地要形成某一种流派。流派是在创作的实践中由一批志趣相同、风格相近、创作倾向一致的作家在不自觉中形成的。流派不同于文学现象。流派虽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文学现象却不等同于流派。它比流派涵盖的范围要更大。流派也不是在新时期文坛颇为热闹的以地域命名的创作现象，如“晋军”“陕军”“湘军”等。这种概括是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并不能说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有共同的创作风格和价值追求。文学流派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有共同的创作风格，二是关注相同的创作题材，三是有一批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四是有自己的创作理论，五是有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如果仅仅是地域相同，或者在同一文学现象中出现的作家，均不能称之为“流派”。
中国当代文学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可谓百花齐放、百花争艳。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现象层出不穷。但如果对文学流派进行梳理，恐怕还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创作现象并不好找。但是，文学创作中的“山药蛋”流派却是一个典型的流派。所谓“山药蛋”派，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以表现农村题材为主的、有共同的创作追求和创作风格的作家群体。这个创作流派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赵树理。之后，有数代作家先后表现出浓烈的“山药蛋”派风格。
赵树理的作品并不能全部列入“山药蛋”派。他在早期模仿新文化运动中都市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与“山药蛋”派明显不同。同时，一些作家在自己的某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体现了“山药蛋”派的风格，但后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作品也不应该列入其中。还有一些作家非常尊重赵树理，也与赵树理有相同的创作精神，并且是山西籍作家。但由于其关注的题材不同，创作风格相异，也不能算是“山药蛋”派。而与此相反，有些作家虽然不是山西人，但表现出与赵树理等明显一致的创作风格，也应该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除了这些特殊的现象外，还有许多作家从其开始创作到最后，在创作的风格、题材、精神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改变，他们作为“山药蛋”流派的特点就显得比较单纯。这样看来，“山药蛋”流派包括了这样几批作家。一是上世纪40年代后的赵树理及其作品。二是上世纪40年代开始步入文坛的被称为“西、李、马、胡、孙”等的一批作家。三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以农村题材为主的包括韩文洲、李逸民等在内的一批作家。四是在70年代开始创作，并成为“晋军”主力的一批作家。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在起步阶段和创作的前期都表现出明显的“山药蛋”派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部分人的创作风格以及关注的题材发生了变化。五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家，如房光、谭文峰、常悍江等。遗憾的是这批作家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品面世。六是山西省外的一些作家如河北的李新等。进入新世纪，以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作家，特别是山西作家依然大有人在，但总体来说，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我们很难再把这些作家列入“山药蛋”流派。大体来看，“山药蛋”流派发端于上世纪40年代，兴盛于四五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七八十年代两个阶段。在90年代之后逐渐消隐。前后有半个多世纪之久。
说“山药蛋”流派是典型的文学流派，是非常确切的。首先，这个流派有其最具代表性的“旗手”作家，即赵树理。其次，这个流派有自己的创作纲领，或者说自觉的创作理论。主要是作品要“起作用”，即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要“上地摊”，即老百姓能看得懂；在形式上要“新、短、通”，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等等。再次，这个流派有共同的创作态度，即坚持深入生活与自己表现的人物融为一体。最后，这个流派有大致相近的创作风格。我们说“山药蛋”流派在新世纪已经不复存在，主要是从创作风格的角度来谈的。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一次关于“山药蛋”派的大讨论，其焦点是这个流派还能存在多久。这次讨论对人们充分认识文学流派，包括“山药蛋”流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山西文学创作的多样化进行了理论探讨。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是永存的。留下来的只是其精神，而不是“派”。事实是，“山药蛋”流派的创作追求不仅影响了山西的作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山药蛋”流派为代表的山西作家坚持了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使命感。表现现实生活，反映并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创造是山西作家的自觉追求。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一定去描写大题材、大事件，但一定反映的是与我们的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主题。这种创作追求成为新中国文学最突出、最受尊重的精神品格。
二是以“山药蛋”流派为代表的山西作家坚持了为民代言、表现民生的人文情怀。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最基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热爱、关心和希望。虽然其中也反映了人民群众中落后的一面，但总是充满了最良好的期待和最热切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