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许多落难者，包括若干当年的知青，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本。这就够了。这就是文明的伟大收获。
鲁：去年，我和天津作协创联部主任王爱英一干老朋友回他们插队的内蒙古，六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欢天喜地一派天真，进了村子，简直是阖村动员接待。当年他们六个人分在村里头，最短的待了两年有余，最长的待了八年之久。六个人来农村当年，栽下六棵“扎根树”，现在死得就剩下一棵，舒枝展叶，长得还好。剩下的这棵树是老孙栽下的，老孙抱着树就号啕大哭，哭了一下午，一直哭到炖熟一颗猪头。其中一个老六，村里人格外记得他。老六在村里的时候，偷鸡逮鸭子，“害”得厉害，当年如许顽皮，现在已成笑谈。老六诚挚地说，要不是在村里待这两年，要是在天津，坐监狱也坐几回了。
他们插队的村子叫张三贵圪蛋。是当年一位叫张三贵的河曲人走西口开大渠，栽根立后创建的一个村子。张家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唯一的地主人家。当年知青进村，先行宣讲阶级斗争，扑到张三贵家里就搜金银元宝。但见家徒四壁，只比一般贫下中农更加清贫。观念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对他们的人生观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冲击。王爱英说：咱那会儿不知道轻重，把人家可给斗坏了。对着张三贵的孙子连连道歉。张三贵的孙子跟他们年纪相仿，笑着说：说来还得感谢你们哩，幸好你们知青在，要不然让革命群众拉到县里头，还不让斗死？你们可是救了我家啦！
张：这叫时过境迁。张三贵的孙子不愧是老地主的孙子，有农民的城府与智慧，表达出来是一种巨大的宽容和谅解。这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的乡野文化。要按鲁迅声称和践行的，“一个都不宽恕”，张家莫不就该把老六等人吊起来，以牙还牙一回？不言鲁迅他是不是“小作家、大极左”，至少在农民的评价天平上，其人是为不通人情。
鲁：事实上，知青们离开插队村落三十多年，他们没有忘记村里的人，村里也惦记着他们。上头搞农田基本建设那时，开修支渠要经过当年的知青房，还要砍掉“扎根树”，村里面坚持把知青房留下，把“扎根树”专门留下一棵来。老乡们说：万一娃娃们回来，咱给人家咋交代？
后来村里遇到什么难事，大到置办一台拖拉机，小到某人生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的知青娃娃们。这些昔年的娃娃确实也“仁义”，村人有什么困难总是尽力帮衬。
最让我感慨的是我们县一位县长助理，叫徐升宽。该徐生得大耳垂肩，一副佛相。当年做援藏干部，在阿里地区做了五六年县长，前十多年，内调回县。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档案在从西藏往回寄的时候竟然给弄丢了。这叫有佛相而无佛命了。没有档案，县上无法安置，一家四口只能回到村里。该老兄也挺淡定，一头托昔年同事寻找档案，托老领导做证明，一头安安心心回村里当农民。村里呢，并没有把他丢档案当回事，一家四口按人头分下地，甚至村里有什么事情都乐意请他来出主意。而他呢，做农民似乎得心应手，农民一口气当了四年。四年之后才补齐档案，上头安排做了县长助理。临上任，放下锄头还不停感叹：我今年这糜子种得可好呢。
在乡村社会那里，无论是国难当头，还是承平岁月，莫不以这样一种平常态度对待落难之人。接纳他们，包容他们，宽慰他们，其胸怀不能不说博大。如此博大的胸怀，其实折射的是乡村社会对历史规律的一种解读与理解。
张：说到历史，发生在咱们山西历史上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孤儿赵武落难，就藏在我们盂县。后来祭祀赵武的藏山庙，所处地形山势，状如盎盂，是为盂山。因之尔后才有盂县、盂州等名堂。程婴舍子、杵臼舍身，忠烈千古。说来忠义文化最早诞生之时，孔夫子尚未诞生呐！
这样一座庙宇的存在，这样一种文化的熏染，对于一地文化文明的培育作用可想而知。所以，盂县人自称“人忠地义”，乐于自我渲染。
那么，别处的民众就不忠不义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哪一地哪一处的文明，不是我们整体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呢？
我认为：勇于隐藏逃匿，与帝王独裁的杀戮追捕相对抗，这又是我们乡野文明的一大闪光处。古来所谓“十室之邑可藏逃匿”，仔细想想，这个文化就太伟大了。
我跑高小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钟变凤，历年我考第一，她是第二。她是神泉完小本村的，跟着姥姥长大。她父亲名叫钟重晖，却是一名老红军。这位老红军，福建人，说来有点故事。他十三岁参加了红军，后来经过长征。福建老家母亲是寡妇，等不回儿子来，竟然卖掉部分田产，给儿子娶回个媳妇来。婆媳二人还是等不回红军战士，老少两代寡妇，又给老钟过继到家一个孩子。福建老家，是那么一摊子。革命成功的背后，有多少人间惨事？
老钟这头，1936年红军东渡，在战斗中被打散，孤身奔逃，竟然流落到我们盂县一带。钟重晖当初不到二十岁，盂县家就收留了这个落难之人，给人扛长工打短工那么活命度日。村里民众，谁不知道这个南蛮子是红军呢？但没有一个人举报告密。老钟后来招门纳婿，在神泉村成了家。建国后，找到政府，恢复老红军身份，在太原市荣军疗养院当院长，这是后话。
盂县人保护收留下这个当兵的南方人，是出于什么觉悟吗？是预测到他日后必能发达吗？当然不是。那还是我们乡野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的核心文明中的大仁大义、大善大爱。
《走西口》外的走西口
鲁：这样的乡野，这样的文明，这样的农民，几十年来却没有得到善待。这就太让人沮丧、太让人心气不平了。
张：我家老太爷在世之日，说起老农民，常讲两句话。
他敲敲自己的鞋底，一句话：三双鞋底磨倒一朝天子。老农民什么世道没见过？
他拍拍自己的肩背，一句话：老百姓，皮背厚着哩！什么日月，都能扛过来！
话题敞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不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吗？受尽歧视、受尽盘剥，一旦改革开放，体制出现稍许松动的缝隙，我们的乡野我们的老百姓，立即爆发出那样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中国现代化举世瞩目的成果，怎么来的？那是整个乡野整个农民阶级的惨重牺牲和伟烈创造托举起来的。
鲁：正是因为农民工这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的存在，中国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经济奇迹。而以户口制度为标志的种种藩篱和壁垒存在，创造奇迹的农民工，至今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间。可怕的是，长达六十多年的二元隔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去年北京、上海有些人，大张旗鼓地抵制农民工子女异地参加高考，在那里理直气壮地雄辩滔滔。左一个外地人，右一个外地人，让人听来极不舒服。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又要剥夺别人子女的读书应试权利，心理之阴暗，让人瞪目结舌。
前头我就强调过，上苍生人以腿脚，就是让人走路的，就是让人迁移的。因为有不停的游走与流浪，才有历史的跃动与辉煌。
张：自由迁徙，本来也是天赋人权啊。
像我父亲，就是来太原打工扛麻袋，自然变成了省城的居民嘛。
有人，包括我，曾经将特区政策和大清政府的开放长城关口作过比照。就表层现象，确有若干相似之处。朝廷一旦允准开边，内地人看到商机也罢，多一处谋生地界也罢，即刻掀起了走西口的大潮。这便仿佛如今的民工潮吧。
所不同者，走西口属于自由迁徙。随着走西口创建的繁荣，自然形成许多口岸、集镇乃至移民新城，这也罢了。关键那是一种文化的迁徙互动，走西口本身，生发创建出来多少文化成果啊！当今的民工潮则不然。体制或曰政策的限定，农民工仅仅只是一些廉价劳动力而已。我们看见过什么生发创建出来的文化吗？
鲁：走西口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小时候我们那地方并无“走西口”这么一说，只分口里口外。直到今天，包头人说回山西还说是回口里。“走西口”一说，莫非是因为二人台《走西口》才有的吗？不知道。但是，二人台的那个“走西口”又是从哪里来的？考证清楚想来不难。但我们那地方不说走西口，出口称为“走口外”。老婆老汉闹饥荒，马上收拾铺盖走口外，几百年来是一种常态生活。
张：你们县和内蒙古隔河相望，你们村依托长城面临黄河，自然只有口里口外的概念。那就仿佛站在自家村口、自家门口，说的是“门里门外”。我在新疆当兵，不少老乡说起甘肃老家，也是口里。“走西口”，是从整个中国版图至少是整个北方的视野生发出的地理方位概念。古来长城各关口，习惯上的称谓，地处河北者称作“北口”、地处山西者称作“西口”，如此而已。我参与走马黄河考察活动，出发仪式在北京延庆度假村。众人骑着马，像模像样的。当地牵马的老乡，听见我给女作家们吼唱河曲民歌，都说：“啊呀，这是西口调啊！”
鲁：我真正认识到走西口曾是一场浩大的移民潮，是上世纪80年代。当初我二十出头，浑身是劲，爬拖拉机，住留人小店，出门三辈小，见人就“大爷大娘”地叫，没少白吃老乡的饭。数度出行口外，过村访镇，沿着祖辈走口外的记忆地图往北再往北。古城纳林，沙蒿塔子东胜，耳字壕树林召，包头西山嘴，一直走到大佘太，走了一千多公里。改不过口音也无需该口音，仿佛是从河曲的一个村子走到了另一个镇子。那些村落里，每一个居民的心里都装着至少四代人出口外的家史。他从府谷来，你从河曲来，那家又是崞县的，这家祖居偏是保德州。也根本不需要多少历史知识，眼前的景观就让你叹为观止。纵深一千多公里的河套平原，点缀着无数村落，简直是晋西北村落的一个复制件。饮食、风俗、方言、住房格局，甚至恶俗都与内地山村别无二致。土默川河套川，沃野千里，望着滚滚麦浪，仿佛攥一把空气，伸开手都会变成二两麦子。
只有这时候，才知道我们祖先的脚步，不停地走出长城口，走了多少年，走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辈。记忆的地图上被他们踩出的迁徙路线，就是一部走口外的历史。
并无意于考察历史，我只是想：我们曾经拥有过几百年自由迁徙历史的那个“自由”，是什么时候被中止的？走口外这种生活常态，在什么时候仅仅变成了一段曾经的历史？
仔细对照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国的活力恰恰来自于乡村田野，来自于潜伏于民间的创造力。农民要摆脱禁锢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社会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歌叫《希望的田野》，大家都认同。前些年张立宪写过一本书叫做《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文章写得让人心花怒放。不能说80年代的物质比今天更丰富，经济更繁荣，但80年代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活力是今天所不具有的。而此种人人自信、人人活力四射的时代景观，最大量的是来自乡村田野。迁徙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创业的自由。这种自由跟历史上的走口外大移民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旦政策多少有所松动，被压抑禁锢的乡野社会，即刻就迸发出无穷的活力。民工潮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未能托举出显见的文化奇迹，这是令人遗憾的。只能说，我们对乡村社会的这种向内的开放还远远不够。当然，从局部的或曰微观的角度探寻，这方面倒也不是绝对空白。乡野文化某种程度的复苏，也是显见的。
走西口的大潮，推进了二人台这种戏剧样式的发展定型与繁荣，并且托举起《走西口》这样的不朽经典。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工潮涌动，至少让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破坏的二人台得以恢复，令《走西口》不曾毁灭。上世纪80年代的暂时政令松动，让许多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艺术得以延续，免于彻底灭绝。
当然，我们无需对谁感恩。那是亿万人的诉求争来的一丝松动，那是深厚的传统大地在一缕春风之下萌发出的勃勃生机。
鲁：作为一个《走西口》原生地的人，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到《走西口》时那种石破天惊的感觉。
那已经是1978年，我十三岁，已经朦朦胧胧懂了一点事。那一个冬天，从内蒙古回来一个女人，名字叫做张金花，他住在村东头长城“边里”的赶车汉贺六十五家。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互相转告，悄悄说“张金花回来了”。回来的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谁都知道谜底的谜语。
她和扳船汉、赶车汉之间到底曾经有过什么交情？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那地方有名的二人台演员，至少在1949年之前，那时候她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被蒙古王爷掳为小妾，再没有回来过。
1978年冬天，环境并不宽松。那一天傍晚，六十五家里陆陆续续聚了好多人，大家心照不宣，影子一样来，又影子一样悄没声儿挤进大门，再关上。房间门窗紧闭，窗户上还蒙了一层牛皮纸，牛皮纸外头再苫一层麻袋片。
我知道这些人来是听戏的，也知道张金花要唱戏，但那个时候我对戏剧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厌烦，没有随大人前去。尽管遮蔽严密，音乐还是透过门窗缝隙传了出来，如春雨沥沥，如夏雷隐隐，1978年的冬天那个黄昏时节，迥异于《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旋律，迥异于《红灯记》《杜鹃山》样板戏的叙事，恍然之间像春天饱墒的田野生出满目翠绿的禾苗，残雪斑驳的田野一瞬间被点燃起来，而少年的心则被一点一点俘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