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就一定强大吗？怎么，在你看来，教授和跟法律沾边儿的，都能算是强者的指标？”
“嗯！”我本来是在调侃，想不到她却郑重其事地予以肯定，“是的，你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
我感到啼笑皆非。“强势阶层”这个词儿，让我都觉得有些尴尬了。抑郁症往往伴随着自我评价的降低，而且，假使我健康正常，我也只会更为此感到尴尬。“对不起，教授不是你所说的那个阶层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令自己的话不像是一个自嘲，“起码我不是。我觉得你是在说一个团伙，可我真的没资格入伙。”
她很聪明，没有急于去指认我是那个团伙的一分子，在我看来，那显然是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指认。“这么说吧，”她在字斟句酌，“你是个教授，你一定比我在社会上吃得开，我只是个小歌手，有些门你能进去，我就进不去，你更有说服力，也更令人重视。”
“你是指哪些门呢？我觉得我未必一定比你吃得开。”我并不想和她争辩，她是杨帆介绍来的，杨帆“像她妈妈一样”。意识到这点，我当即调整了姿态。“先说说吧，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先看看是否能帮得上你，但是，我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我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低头轮番搬弄了放在桌上的两只手机。
她的注意力回到我身上，抬头看我，忽闪着两只蒙上蓝色薄翳的大眼睛。“杨老师告诉过你吗？”她问我，“我父母的事儿。”
“说了。”
“他们是车祸去世的。”
“是的，这个也说了。”
“那个肇事的真凶，我找到了。”
真凶？什么意思呢？找到了又是什么意思？从她的年龄推算，她父母离世该是十年前左右的旧事。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喔”一声，然后问她：“当年没找到肇事者吗？”
“有，但是个替罪羊。”
我觉得我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这很难得。我喊来服务生为她换了杯热水，好让她细说从头。她说了不少。2003年，她十二岁，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命。她父亲是单位里的小车司机，假公济私（她的原话），假日里带着她的母亲外出探亲，结果在山路上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奥迪A6撞下了路基。事故的责任完全在对方，肇事者因此被判了刑，她们家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但是，不久前她却找到了真凶。当年肇事的车子，是一家私企老总的车，当时车上有两个人，老总的司机和老总。真正驾车肇事的，是那位老总，他没有执照，而且喝了酒。但顶罪的却是那位司机。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善后，当然，违法。
我说：“你从哪得到的真相？”
我这么问很合理。时隔多年，掌握这个秘密的，必然都是些利害相关人。即便是那位无辜的司机，当年他既然甘愿去顶罪，就一定是认可了某种交易。没人会再去吐露真相。
“是个意外，”她好像知道我会如此发问，“我是酒吧驻唱歌手，你知道，在那里什么人都能遇到。”
“你遇到谁了？那个有罪的家伙某一天喝醉了，酒后吐真言，正好飘进了你的耳朵里？”
“哈，是个不错的假设，”她笑了，完全没有谈论这种事情时那种该有的悲戚。也许是时过境迁，也许如今的年轻人都这样。“当年那个司机被关进了监狱，监狱里是个比酒吧更容易散布秘密的地方，和他一起服刑的人里面，有人知道了真相，而这个人，被我在酒吧里遇到了。”
“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嗯，也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你还说你不懂法。”
“这个跟懂法还是没有关系。不过这件事，的确是件归法律管的事。你想怎么办？要追究真凶的责任？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律师，尽管我在艺术分院任教，但法学院里的教授也能算作同事。可是我想，这件事真的要去落实，难度不会小，证据很难被找到，一个在酒吧里喝醉了酒的前服刑人员的话，很难说会在法律上有什么价值。”
“是的，所以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
“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并不想跟真凶在法庭上见，也许在法律上我已经拿他毫无办法。但我需要他付出代价。我不提供法律所要的证据，我只拿良心来跟 他谈。”
“法律以外的代价？我想我懂了，你是想让他做出另外的补偿，是这样吗？”
“嗯，是。”
“他要是不认账呢？良心很难保证人人都有，当年他既然可以无视良心，今天怎么能在良心上指望他？而且，你真的确定你的信息是可靠的吗？”
“他现在很有钱。”她再次眨动了眼睛，神情单纯，就像一个儿童在对伙伴做着心照不宣的暗示。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似乎又是一个扼要而又有力的答案。他很有钱——这句话仿佛回答了一切。有钱而又有罪，不被盯上才怪。
“他是个穿鞋的，如果是个光脚的，我也就只好认命了。”她说，“有钱人会格外在乎自己，而且他们大多数也愿意花钱消灾。当年他让司机顶罪，也是花了代价的。现在，不过是再补上一笔良心债，擦擦当年没擦干净的屁股。你知道，人有钱了，没准良心会有所发现，如果能够用钱摆平，他们是不会去冒险的。现在网络这么厉害，在网上曝光，可能比上法庭都更让他们闹心。关键是，他丢不起人，又拿得出钱。我们不妨试试。”
“那你应该去找一家网站，而不是找一个跟法律沾边儿的。”
“曝光不是目的，只是可以采取的手段。我说了我是想找个强大的，跟法律沾边儿只是个形容。”
“你形容的不错，”我都不知道自己笑了起来。她的思路缜密，但她有着一副儿童自以为得计的表情，这让我无法对之反感。“可我依然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可以做我的代理人。”她说得煞有介事。
“代理人？”我琢磨着这个词儿，它就像“强势阶层”这个词儿一样让人无法消受。
“对，”她出人意料地捉住了我放在桌面上的左手，并且鼓励般的用力捏了捏，“我去找他谈，一定会被轻视，即使他会不安，程度也有限。我只是个小歌手，他第一个念头会是琢磨怎么轻易地打发掉我。而你就不同了，你是个教授，有社会地位，和他一样，都是强势阶层的人，是个够分量的对手，他会不得不认真掂量掂量。”
我想要抽回自己的手，可我没有。这就像是在一个幼稚的游戏面前，一个儿童拍着肩膀鼓励一个成年人勇敢一点。而这个成年人，他感到需要。
“你说的有些道理，”我只能笑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由我去出面，是可能会比你的效果好。”
“不是可能，是一定！”她纠正我，“你答应了？”
“没有，”我正色说，“我没答应你什么。”
“我会分你一笔钱。”这句话的逻辑和那句“他很有钱”一样，但却根本说服不了我。“你不过是需要找到他，告诉他当年那起车祸的遗孤知道了真相，他应该掏钱来了事。”她说得理直气壮又轻描淡写。
“这笔债大概值多少钱呢？”我这么问完全是出于好奇。
“一百万，”她有备而来，“事成之后有你二十万。”
我并没有被这个数字惊吓到。它并不能算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不知道每天会有多少比一百万大得多的数字在这座城市被人们说来说去。茶，可乐，咖啡，十年，五万余名女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五，多巴胺，一百万，N个亿。诸如此类。我只是惊讶于自己依然任凭她捏着我的左手。我的左手被柔若无骨地包裹着。我承认，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我感到了些许安慰。
二
她走后我又坐了一会儿。我们大约谈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好像有什么事成交了，好像也没有。不，不是那个一百万，我不是个“强大的”，但还没那么软弱。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有“成交了”的感觉，可能是这件事情本身有些意思，可能我把它算成了杨帆托付给我的一个任务，可能是左手被柔若无骨包裹着的滋味，也可能是那双蒙着蓝色薄翳的大眼睛。总之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好像还很像回事地梳理了细节：奥迪A6，顶罪者被判了两年，当年他们赔了三十万。这些信息可以证明我是个知道根底的；现在，丁师傅（她母亲）的女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我是个“代理人”，由我去找那个欠了债的，跟他谈一笔交易，让他用一百万做手纸，去擦干净十年前搞脏了的屁股。她给我了一张名片，是那个债务人的。我问她是哪儿弄到的，她说搞到大人物的名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看来她已经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就像她横穿马路那样，十拿九稳。她很老练，不是吗？同时她又显得幼稚。我不知道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还好，那时尽管我也认为世界对我亏欠多多，但却没有一个目标明确的债务人。我没法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去讨要点儿什么的家伙。如今，我是个抑郁症患者，我自我诊断，自我归咎，我觉得我欠了这个世界的。
半年前我母亲去世了。死之前她在养老院躺了十年。这没什么好说的，她瘫痪的时候我刚刚有了儿子，我没精力服侍她。这种事如今每个人都可能摊上。她死的那天我顺路去养老院看她，临别她一反常态，突然拽着我的手，要求我不要离开。卧床多年，她的肌肉萎缩，身体是戗硬的，可是她的手，却柔若无骨。我还是离开了，以被她吻一下我的脸颊作为交换条件。当天夜里她去世了。那时我躺在我儿子小提琴老师的床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如今这种事以各种面目发生着。但其后我离了婚。母亲的丧事办完后，我净身出户，儿子交给前妻抚养，看起来算是个了断。可是了断了吗？我在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负债累累。以往貌似可以胜任的工作和生活，我都感到难以再应付。学校还算通情达理，干脆给了我一个学期的假。大家没准觉得丧母之痛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理由。可我知道没那么简单。我不断有罪恶妄想。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留下陪母亲了，她就不会死，如果那晚我不上杨帆的床，她就不会死。这是一个罪恶衍生出的链条，多少年来我所有的过失都是次第倒下的骨牌。母亲的死，不过是那轰然倒塌的最后一块。她在倒下前曾拽着我的手要求我不要离开。她的手柔若无骨。
我给杨帆发了短信，告诉她我见过她的学生了。她回复让我去她那里吃晚饭。时间差不多了，我没有急着动身。对于杨帆，我有心理阴影吗？可能是。但我毫无将一切归咎于她的念头。事实上，我觉得对她，我也是个罪人。
女孩离开时我又隔着窗子拍了她的背影。半年来手机已经是我片刻难离的伴侣。我用尽手机所有的功能，以此和世界发生虚拟的关系。这是城市人的通病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现在我没了手机，我也许会去死。我有轻生的念头。百度上说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很高。我还是害怕，顽强地自救着。我坐在自己的专座里，隔着落地窗看路人，间或刷下手机。我有个微博，名字就叫“我是刘晓东”。没人知道刘晓东是谁，但我知道他是我。我关注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家伙。我觉得他们都和我一样，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病人。
微博满屏都是有关芦山地震的内容。这很好，关注悲惨世界，对病人们或许是种医治。一条微博说地震中有位一百二岁的独居老人扒砖自救，从地震当晚被转院至今，还没任何亲人来看望过他。老人眼角泛起泪花，“儿子在湖北打工，三十多年没联系了，我也不想麻烦他。”
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学到了新的知识：它产自韩国，近年来流行于东亚各国的年轻人群中，尤其是80后与90后的爱美女性。其作用是使眼睛放大，变得更加有神，并配以各种不同的瞳孔色彩。目前中国国内的美瞳产品多为原装进口，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美瞳不宜长期佩戴，佩戴时需要严格遵守规范，否则会导致角膜发炎和细菌感染。劣质的美瞳可使瞳孔永久性染色。如果美瞳的透气性、透氧性、透水性不合格，佩戴时会使眼睛长期处于缺氧状态，严重时可致角膜穿孔。
我努力回忆那双蒙着蓝翳的大眼睛。我以为那很神奇，用自己的专业常识猜度，以为那种色泽可能是来自她蓝色棒球帽帽檐的投射。原来都不是的。
百度上说典型的抑郁心境具有晨重夜轻的节律特点，情绪低落在早晨较为严重，而傍晚时有所减轻。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日影西斜，我在傍晚时到了杨帆家。
和如今的我一样，杨帆也独身。她离婚多年，没有孩子，在一所中学做音乐老师。当年我通过朋友介绍送儿子来跟她学琴时，她就住在这栋老式的楼房里。房子是学校分的，格局陈旧，她的审美和品位有力地平衡了这套老房子的破败。每次当我穿过楼道里堆积如山的杂物、各种来路不明的垃圾，走进她的家时，过分的反差都会让我如坠梦里。
饭已经做好了。豆豉油麦菜，清蒸鲈鱼，土豆丝，蛋花汤。谈不上丰盛，却也像模像样。一个独身女人不会这样为自己准备晚餐，这多少是对我的优待。我们坐在逼仄的饭厅吃饭。一只大约五十瓦的装饰灯吊在我们头顶。我告诉她下午我和她的学生都谈了些什么。她感到惊讶，说没想到会这么复杂，她的学生并没有跟她说这么多。
“徐果只是问我认不认识法律界的人，”杨帆说，“我就想到了你，我以为她有什么事需要咨询，你正好在政法大学，也许会帮上忙。”她看看我，“你不会觉得我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没有，如果像你想的那样，我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我不想让她感到不安，“我现在没什么事做，谈不上给我添麻烦。”
“那就好，换了别人我可能不会让他去找你。但这孩子真的有些特殊。”杨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