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一
她没进咖啡馆前我已经隔窗看到了她。
窗外的马路被隔离墩分割成两半。我总觉得这样的马路像是一根超长的、闭合了的拉链。咖啡馆左侧不到五十米就是学校的大门，但要从路对面过来，你得往前或者退后二百米左右，才有敞开的人行道和天桥。这显然不太合理。我隔窗观望，时刻能看到两侧的行人躲避着车流，在一个看起来分寸拿捏得不错的时刻，跨栏而过。这就像是漫漫人生路中一个个光彩熠熠的小机遇。他们抓到了，没有被车流刮擦或者撞飞，走了个捷径。他们捞着了便宜，却也没有显得格外振奋。天知道什么样的“捷径”才能令这些见多识广的家伙们感到满意。——我这么想，有些夸大其实。是的。半年前我被自己诊断出了抑郁症。而与现实环境不相称的悲观，就是抑郁症的症候之一。
正对着校门，马路两边择机穿梭的大多是些学生。看起来她和他们并无两样，披肩发，戴一顶蓝色的棒球帽，白色的、长度过膝、紧紧包住下身曲线的裙子，灰色帆布鞋。只是她比他们显得更加十拿九稳。她根本无视路况，仿佛一切都将为她让道。她径直在两辆车驶过的空隙穿插而过，步伐恰到好处，几乎不需要调整，便抬腿跨过了隔离墩，然后用同样均匀的步态，流畅地再次从逆向而来的车子之间穿过。她的腿很长，只是紧身的裙子稍微有些碍事。她就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她训练有素，预设了步幅，把握了频率，计划了路线，跑了一个好成绩。
我用手机拍下了她举步跨栏的那一瞬。裙子弹性不错，即使紧到贴身的程度，她跨越之后也并不需要重新整理一番。这个时候我还并不确定是她。我用手机拍照并没有针对性。我已经拍了十几张横穿马路者，有男有女。
此刻是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我们约在下午三点见面。我中午就到了，午餐就是在这里吃的，一份咖喱鸡饭。点餐时我有些犹豫，正在闹禽流感，有个新词，叫H7N9。据说鸡肉已经没人吃了。我对咖喱鸡饭的犹豫，并不是来自那种杯弓蛇影的恐慌，相反，我几乎是在犹豫着故意找事。我偏要吃。这会让我对午餐的选择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气概吗？我在找事儿，或者干脆是找死。又夸大其实了。这儿是学院周边我定点用餐的地方，老板就是学院的同事。半年来，大致上我所有的午餐都是在这里吃的。过了午餐时间，这里往往就是我一个人的地盘。我的桌子被固定下来，最后面，靠窗。服务生会为我留座。当然，大部分时间他们不需要这么劳神，这家咖啡馆的生意没有好到总是会有人来抢那个最后面靠窗的位子。我常常在午后坐在自己的专座里，隔窗看马路上的过客，并且用手机毫无目的地拍照。
进来后她马上认出了我。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当然，我也因此确定了她就是我的访客。她没有停顿，绕过吧台走向我。我将她从马路对面行至眼前看成了一个连贯动作。她就这样像是被人瞄准好了、准头不错地一股脑儿投掷在了我的面前。
她说：“刘老师吗，我是杨老师的学生徐果。”
我点头，请她坐下，告诉她杨帆给我打电话交代过。
她伸手给我，是要握手的架势。这不是个年轻女孩常有的动作。我该将之视为落落大方还是老练世故？她做得倒是很自然，没有其他意味，只是一个动作而已。我们的手轻微地互握了一下。她的手冰凉，够得上柔若无骨。坐下后她从包里摸出手机搬弄了一番，似乎是在翻看各种进来的信息。这个动作同样没有其他意味，不表示没礼貌和旁若无人。如今每个人都天经地义地随时搬弄着手机，地铁里，餐桌上，会议中，乃至床头和枕边。这让我有机会观察了她几秒钟。她很漂亮，但也不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城市里这样的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像是在流水线上成批加工出来的。人和人的差别在日益磨平，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磨具。
我幻想在几秒钟时间里找出她的某些特质，将她从漂亮的众生中挑拣出来。这很难。但我觉得我找到了，那是什么，我却不好把握和形容。我觉得她的脸上潜藏着一丝笑意，不，那不是发自愉快或者出于礼貌，她是在对着自己会心地笑，像心怀秘密的人那般窃喜。我认为这是自己心理暗示的结果。毕竟现在这个女孩坐在我的对面，和我有着既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马路上擦肩而过，她在我眼里，顶多只是个跟橱窗模特差不多的塑料人。我推算她的年龄，二十二岁，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她将手机放在了桌面上。让我稍感意外的是，紧接着她又从包里摸出了另一只手机。服务生过来问她喝什么。她看了一眼我面前的柠檬水，说她也要杯水好了。而这期间，我也停止了对她的打量，低头争分夺秒地刷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短短的时间，有十多条新微博。最新的是：江西省卫生厅今天通报，新增两例人感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她的水端来后，我喊住了服务生，要求给我来杯特浓咖啡。我感到有些焦躁，情绪开始低落。
之前通过百度，在某个“寻医问药”的网站，我看到过这样的信息，有人提问说：他的表姐被男友甩了，于是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睡觉，抱着照片自言自语，并且迷上了喝咖啡，家人非常担心表姐的状况，问表姐可否继续这样将咖啡喝下去。这条信息描述的内容，当时给了我小小不言的、没什么道理可说的欣慰——另一个病人提振了我低落的情绪。
可是其后各路医者给出的指导意见却大相径庭：
你好，抑郁症患者要尽量少喝咖啡。因为咖啡因摄取太多会加重抑郁症。茶，可乐和咖啡都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失眠症状，因此患者不宜饮用。
你好，可以，咖啡有保健医疗功能。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得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不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员在十年期间跟踪五万余名女性后发现，与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较，每天饮用至少四杯咖啡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每天喝两三杯的则少了百分之十五，咖啡因能促进人体某些精神传导物质的释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和降低抑郁。
诸如此类。
茶，可乐，咖啡，十年，五万余名女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五，多巴胺。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城市的符号。毋宁说，不是人，是这些诸如此类的符号，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据说从前人们只面对土地和植物，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成是另外的一套世界观也无妨。我不知道如今这座城市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接收着诸如此类的信息，有多少人通过网络自我诊断着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过网络在给自己开药方、找对策，同时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无主。我就是通过百度确诊了我的抑郁症。我就是通过百度加深了我的虚无。那么，我可以说成——我是通过百度患上了抑郁症吗？
我显然走神了。而注意力减退，正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
她在对面叫我：“刘老师。”同时还用手机轻敲着桌面，意在唤回我的注意力。“你没听我讲话，”她并不客气，“你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看到自己眼前那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棕红色油亮泡沫的特浓咖啡。
“没想什么，我在听，你继续说。”我并无歉意，如今城市里人和人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失礼”之说。无所谓，不过是没有彼此认真倾听而已。这并不妨碍我紧接着又自相矛盾地问她：“噢，你说了什么？”
“你认识杨老师很久了吗？”她也不以为忤。
是的，我认识杨帆很久了。儿子四岁时被我送到杨帆那里学小提琴，如今儿子十岁了。半年前我母亲去世，当天夜里我在杨帆的床上。她说她认识杨帆更久，杨帆是她初中时的音乐老师。这一点杨帆告诉过我。她说杨帆对她好极了，“就像妈妈一样”。
“那时候我常在杨老师家住，对音乐的兴趣也是她培养出来的。杨老师告诉你了吗？我现在是一个歌手。”
我点头表示这些我都知道。
“杨老师真漂亮。”她的语气不是在陈述，是在提问，里面有让我附和的意思。
“嗯，是挺漂亮。”
“只是‘挺’吗？”她直言不讳，“你不觉得是‘很’漂亮吗？”她直视着我，毫不含糊。她的眼睛真大，这个应该是天生的，流水线制造不出这样的大眼睛。而且，她的眼珠有种奇异的色泽，绝对不是黑色的，黑褐中泛着蓝色的薄翳。
“好吧，是‘很’漂亮。”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在潜意识里给杨帆的漂亮打了折扣。我在想，她如此求证，会不会是因为她知道了我和杨帆之间隐秘的关系。
“而且杨老师还特别善良，善良的漂亮女人可不多，是不是？”我同意不多。“初中第一学期，我们班主任生孩子请了假，杨老师就代理了我们的班主任。”她奇特的眼睛焕发出神采，“我真该庆幸，我因此有了一个妈妈。”
她的情况杨帆对我交代过：有这么一个学生，自幼父母双亡，身为班主任，杨帆和她之间发展出了不同于一般师生关系的情感。这个学生如今有事需要我的帮助。此刻，我在想，这个女孩更像是来替她“妈妈”追讨什么的——她的妈妈善良而又美丽，这种女人不多，对我似乎理应成为某种压力。可这很荒唐。真的荒唐吗？我又难以如此去界定。总之我有种荒唐的负疚感，觉得自己是在被谴责或者是勒令。我觉得自己有罪。而“自罪”，也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说说你的事吧，”我需要打断她，“杨帆说你有些法律上的问题。”
“是的。”
“你需要打官司？”
“噢不，我不打官司。”
“那你有什么事需要和法律扯上边儿？”
“和法律扯上边儿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如今什么事不跟法律沾边儿？法治社会咯，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她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反驳我，“懂法的人都好强大，我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来帮助我。”
“我不怎么懂法，”说着我正了正身子，为的是让她看看我，看看眼前这个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的确不是一个强大的家伙。我是个病人。
“可你是政法大学的教授。”
我得费一番口舌了，得让她明白，并不是政法大学的教授都懂得法律。大学扩张，院系林立，如今连政法大学都设立有艺术分院，而我，不过是个教艺术史的。这是很荒唐，世界的确变了，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似乎并不是法律——而是没有规矩。否则你没法解释政法大学干吗要有个教艺术史的。明白了吗？“杨帆没有告诉你吗？”我对她说，“也许我的法律知识都不如你。”
“没有，这个杨老师倒没说，”她并不吃惊，“我说想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帮我，杨老师就向我推荐了你。”
“为什么一定要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呢？在我理解，你一定是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
“不能说我遇到了法律难题——怎么说呢，当然，什么事儿又都是归法律管的。”她说得有些吃力，但不是因为表达的笨拙，“我说过了，我觉得跟法律沾边儿的人会显得很强大。好吧，我并不一定非要找个律师或者懂法律的教授，当然如果能找到最好。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强大的人。”
我觉得自己大致听明白了，也因此舒了口气。因为很显然，我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家伙，并不符合她的要求。“那你现在知道了，我跟法律没关系，”为了不让她产生异议，我强调，“我并不是个教法律的，嗯，我并不强大。”
“没关系，你强大的，”她瞪大眼睛看我，还眨了眨眼睛，“我相信杨老师。”
“等一等。这里面可能出现了误会。杨帆给我的信息是：你有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帮助，我以为你是需要我帮你介绍个律师。难道不是这 样吗？”
很奇怪，当她眨着眼睛指认我“你强大的”时，我居然会有种没来由的羞涩。我觉得这是褒奖了我吗？还是我会在潜意识里以自己的不强大为耻？那杯特浓咖啡已经变温。它一直摆在我面前，此前我遵循的是网络上对于抑郁症患者不宜喝咖啡的建议，我只是赌气般的让它摆在那儿，像一个威胁或者诱惑。而此刻，我羞涩地捧起了它，决定遵循同样来自网络的另外一方的建议。加糖后，略为搅拌，我马上一饮而尽。Espresso最大的特色就是香浓与口感的凝聚，我的这种喝法被誉为正统——在迅速享受香浓口感的同时，咖啡因的摄入却大为减少。当然，这也是从网上得来的知识。此刻我尝到香浓的口感了吗？天知道。咖啡因的摄入是否大为减少了呢？这个就更无从追究了。
“没有误会，杨老师说的没错，我需要一个强大的人帮我，她告诉你我有法律上的问题，这其实是一回事。”她再次强调，“我相信杨老师。”
我觉得即使咖啡因的摄入大为减少了，咖啡也依旧令我稍感振奋。我多少明白了她的逻辑：她并没有面对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但正像她所说，如今我们的一切问题，又都是个法律问题；她需要得到一个强大者的帮助，在她眼里，跟法律沾边儿即是强大者的特征之一。她也许并没有这样条分缕析地向杨凡表达，而杨凡囫囵吞枣，因为“法律”这个词儿，将她准确地扔在了我面前。毕竟，我是政法大学的教授，尽管我是个教艺术史的。我在想，如果杨帆懂得了她的意思，知道她只是想找一个“强大的”，杨帆还会把我扯进来吗？除非在杨帆眼里，我算是一个“强大的”，但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把握。
“你凭什么判定我是个强大的呢？”我问她，“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其实跟法律不沾边儿。”
“可你是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