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祖猷
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离不开先师训慈先生的指教和善洪兄的引导。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团省委号召浙江省各地高中将毕业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至杭州华家池由老浙江大学文学院教师为主而创立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以建立一支新的师资队伍，分配至全国。我原想考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响应团省委号召，报名参加。然而该校无新闻系，于是改报历史系，善洪兄是我的同班同学，住同一寝室，因此关系不错。他的年龄比我仅大一岁，却有一副老夫子的风度，思想和见识都超出我，因此我常以大哥哥看待他。
二年后，毕业了，他至北京大学深造后留校工作。我则赴江苏泰州任中学教师。虽然两地相隔，因我每年假期回甬探亲，路经杭州，必然拜访他，故不失会晤机会。在行将毕业时，团中央号召我们每位团员做一个又专又红的青年，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时我考虑很简单，红就是入党，专就是做一位历史专家。不久，开始批判胡适，在泰州满街的旧书摊上，我买来《胡适文存》全套，发现其中有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也不知天高地厚，握笔批判，还投稿《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很负责，稿件虽不用，却建议我改投《妇女杂志》，介绍我与全国妇联妇运史资料组联系，我一连写了三四篇论文，由于水平低，自然不可能发表，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写了一本20万字不到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一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而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由于我多次与全国妇联妇运史资料组联系，而当时《妇女杂志》主编为董边，据说是被打倒的田家英的夫人，因此我也成了小黑帮。后来虽然“解放”了，但我想成为“专家”的理想，并未因受此打击而消失，原想重整旧业。在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风浪中，我突然接到善洪兄来信，他在信中开玩笑地说：你何必“乱搞”妇女，泰州不正是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的故里吗？你可以研究王艮的哲学思想。他的指点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豁然大悟，于是埋头学习杨荣国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结合泰州图书馆所藏《王心斋先生遗集》，从此走上研究明清哲学史的学术道路。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终于在江苏的《江海学刊》和杭州的《浙江学刊》上相继发表了有关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论文。
也就在这时，我因家中父母年老无人照顾，调回宁波工作，发现宁波有比泰州更多思想史上的先哲：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然我离开宁波近三十年，虽是故乡，仍人地生疏，幸亏善洪兄此时已任浙江省社科所（当时称所）所长。1983年，在他发起和领导下，成立浙江省中哲史研究会，邀请我参加。是年底，省中哲史研究会在杭州开会，决定对黄宗羲著作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黄宗羲全集》和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下，这自然是浙江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手笔的文化工程。这次会议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搜集宁波地区黄氏佚文，组织宁波有关学者参加《黄宗羲全集》的点校工作。
我回宁波后，终于在天一阁发现了《南雷黄氏留书》和《南雷文钞》这两部黄氏未刊的佚书和佚文；在余姚梨洲文献馆发现了《宋元儒学案》抄本。并组织了宁波师范学院的老师共同点校《黄宗羲全集》的一部分。这是我第一次点校古籍，善洪兄为我创造了条件。
善洪兄还介绍我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与国际友人交往也是从此开始的。1981年10月15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了第二次宋明理学国际研讨会，共有260余人参加，其中有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瑞典和斯里兰卡的学者。由于我已发表了二篇论王艮的论文，善洪兄不仅推荐我参加此次会议，而且专门介绍我与西德研究王艮的学者余蓓荷女士认识，此后，我与她不时有有关王艮著作和思想的学术交流。
省中哲史研究会成立后次年，善洪兄请我联系宁波学者，共同发起有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学者参加的“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黄宗羲全集》点校工作基本完成，《黄宗羲全集》一、二两册已出版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至25日，在宁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共有中外代表137名参加。中国代表中有老一辈学者张岱年、蔡尚思、冯契、萧萐父等，国际学者有美国、日本、西德、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学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美国的司徒琳、日本的小野和子、新加坡的李焯然和香港的刘述先等著名学者，他们以后在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我常有所会晤，司徒琳和小野和子教授还相继赠我大作，进行学术交流。
我在整理黄宗羲著作同时，在先师陈训慈先生指点下，共同撰写《万斯同年谱》，并于199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不久，善洪兄即向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推荐我撰写该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万斯同附万斯大》一书。善洪兄任杭州大学校长后，虽校务繁忙，仍关心我的学术工作。有一次，我很意外，他竟推荐我参加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妇女问题国际研讨会，让我重温青年时的旧梦。由于古代朝鲜半岛与宁波关系密切，他又聘我为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参加杭州大学召开的中韩文化交流的研讨会，我也因此结识了韩国的金俊烨先生和曹永禄教授等韩国学者，陪同他们参观宁波地区古代韩国遗址，同时也开拓了我的学术领域。
善洪兄目前虽已退休，但我仍常想起他在省社科院任院长期间推动浙江省社会科学发展的功绩，这种省、市之间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不分彼此，共同营造浙江省文化工程的现象，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而我一生学术上所走过脚印中所体现的善洪兄这种无言之言的引导和帮助，也使我难以忘怀。值此他八十大寿征文时，我欣然写下此文，对我这位良师益友，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方祖猷（1932-），男，浙江宁波人。长期从事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工作。1991年退休前，任宁波大学浙东学术和浙东佛学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特贴专家。著有《万斯同年谱》（与陈训慈先生合著）、《万斯同评传》、《万斯同传》、《王畿评传》、《清初浙东学派论丛》、《天台宗观宗讲寺志》、《谛闲法师年谱》及与友人共同点校《续甬上耆旧诗》、《罗汝芳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