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洪
毕业后留在学校政治系，就改行了，从月轮山下来，转向搞中国哲学史研究。后来，想不到这一生的工作却以搞行政终了。“文化大革命”后到省社科院，虽有行政担子，仍以学术研究为主，有了与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的问世。但做了杭大校长后，几乎整天忙于行政工作，别的就不太顾得上了。
十年杭州大学校长（1986年1月至1996年6月），面对的各种矛盾、压力很多，容易得罪人。我光明磊落，无愧于心，绝不以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做有损学校的事情。
就以成立杭州大学出版社来说，省里主管部门不同意，只准浙江大学有出版社，要杭大和其他高校联合办一个出版社。一天，省里主要领导和一些部长、副部长未加通知就来到杭州大学，有人在会上还是不许杭州大学建立出版社，甚至说如果建起来，他就辞职。面对这种压力，我接着说：我的职务和你的不能相比，但我还是看重我的职务。不过，你要那么说，我也宁可辞职也要把出版社办起来。这时，省委主要领导打圆场，要我们不要争了，出版社问题不谈了。后来，杭州大学出版社终于顺利地办了起来。
这样顶的事情不止一次。比如专升本的问题，我们认为专科生只要学习成绩好，本人愿意，名额许可，就可以转为本科生。但是，一位主管文教的省里负责人说，两者体制不同，不能搞专升本。后来我们还是搞了，省里也不了了之。我们国家，反“右”很容易搞起来，而反“左”很难，这带来的困难、问题很多。学校知识分子是讨厌“左”的。有些时候，上面布置下来“左”的、反“右”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清醒，没有跟风，我也曾在学校会议上公开讲了看法。
在教师升等这件事上，矛盾很多，议论纷纷。我们破格提拔学术上突出的年轻教师，不死板地搞论资排辈。这要占用一些升等名额，对其他教师有影响，有些人想不通。但我们坚持这样做，破格晋升了一大批，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人才，更在于树立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在国内，当年这么做的学校并不多。不过，我们也采取变通办法，在规定名额之外，尽可能地解决了不少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
在这些事情上，学校领导层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在下海经商热的时候，头头里边有人主张破门开店，另一些人不表态，我坚决反对。学校里有赞同破门开店的人说，就是沈一人捣鬼。我明确表态，杭州大学前门两边的围墙一步也不能拆，不然学校变成“学店”了。
做了校长，少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了。还在社科院时，着手主编《黄宗羲全集》，1985年出了第一册。后因不太顾得上，拖了一些时间，先后邀集浙江、上海、北京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到1994年出齐，共十二册，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
1996年6月，不做校长了，两年后四校合并。合并前后的几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评审等活动。至今仍担任韩国研究所所长。在校长任内，着手主编《浙江文化史》，有杭州大学和社科院的人员参加，历经十多年，今年（2009）终于完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册。
身体不太好，主要是糖尿病比较严重，曾经几次住院治疗，视力已严重衰退，只能看看报纸大标题，走路也不太灵便。老伴前些年曾中风，如今行动虽无大碍，但半身总是不舒服。
近来有两件高兴事，很感欣慰。11月10日，我曾做过班主任的杭州大学政治系1959级学生，给我做八十大寿。“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个班要把我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可是后来他们一些同学和我长期保持联系。他们班五十二三人，目前还在的大概四十五六人，这次来了三十多人，先开祝寿会，后又祝寿宴。11月18日，浙江大学校方委托人文学院，为我祝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原杭州大学各位负责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下属各系负责人都来了，还有从杭州大学调往在杭高校任负责人的大多数也来了，共有五十多人，十分热烈。
（本文由沈善洪口述，孙仁宗整理，时间为2009年11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