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到达中国后，发现中国没有“报纸”。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它们自己的“邸报”，但邸报只刊登与它们自己相关的内容，包括官员往来、出行，逮捕、审判强盗等内容。编撰报纸的人甚至对许多事情不求真相。所以裨治文希望能在澳门或广州建立一个传道会印刷所。裨治文希望建立印刷所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其亿万民众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兴趣并支持他们；二是希望把基督教基本教义广泛地传播到中国大地上。裨治文相信利用西方印刷技术有利于在中国传教。
第一节 《中国丛报》的创办
1830年5月，裨治文邮寄给美部会最初几期《东方基督教观察家》（Oriental Christian Spectaror）。《东方基督教观察家》，是美部会设在孟买的传教印刷所印刷的，主要刊登有关印度历史风俗和信仰等文章。裨治文认为这份杂志对准备去印度的传教士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在中国也能创办类似的印刷所。但是美部会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印刷所风险过大。裨治文通过解释，终于获得在广州建立印刷所的许可并得到美商奥立芬的支持。
在奥立芬的资助下，一套印刷设备终于在1831年12月运到广州，不过，令裨治文遗憾的是，必须配备的字模没有一起带过来，这套字模直到次年4月份才由奥立芬的商船“罗马号”运到。裨治文每月拿出15美金雇用一名印刷工人，建立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今人所称的“广东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
在这个印刷所的基础上，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5月1日创刊。
《中国丛报》的创刊与马礼逊有着密切联系。马礼逊与米怜两人曾于1815年在马六甲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除中文报纸外，马礼逊等人还于1816-1821年间在马六甲发行《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又于1826年发刊英文杂志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半月刊。1827年11月29日，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登出拟将发行英文季刊的启事一则，大意是：因鉴于西方人对中国缺乏知识，有求进一步了解的必要，拟发行季刊一种，藉以增进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政治、风俗等各方面了解，并附登时事新闻，评价有关中国之西文书籍，拟定名为Indo-Chinese Repository，由英华书院发行。由此定名与目的看来，马礼逊等人早就具有发行类似《中国丛报》的心愿，只因中国政府限制太严，条件不够成熟，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直至裨治文来到后才切实行动起来。
《中国丛报》旧称《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中国丛报》最初由“在华基督徒协会”（Christian Union in China）赞助，使用上文提到的美部会印刷设备。奥立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这是丛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裨治文在这份刊物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1832年7月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我每天忙于学习，教学，写文章，印刷，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街了。”由于裨治文雇用的印刷工是葡萄牙人，用英语交流比较困难，于是裨治文要求美部会尽快派一名高素质的印刷工来华。
1833年10月，或许是应裨治文和马礼逊之请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崔理时（Ira Tracy）受美部会派遣抵华。之后，卫三畏在编务和印刷等方面长期协助裨治文，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崔理时则以传教为主，但是不久就离开广州去新加坡，留居在那里。关于《中国丛报》的主要任务，从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中可知：
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关于商业方面，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要调查其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情况，特别要考察当前商业状况的利弊；……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和长时间不间断的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有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
可见，裨治文等人创办《中国丛报》的目的是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报学史专家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谈到《中国丛报》时，也认为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份刊物创办的终极目标应该就是利于传播福音。这从裨治文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可见一二，他曾写道：“愿它无论在其端，还是在这之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从《中国丛报》的内容来看，裨治文所阐述的宗旨基本实行。丛报共刊登约1242篇文章（根据卫三畏的目录统计），对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作了全方面的报道，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教育和风俗等。《中国丛报》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这些内容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20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国丛报》也详细报道新教士在华的各种活动。《中国丛报》所有文章中与中国有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重点在中国《中国丛报》的作者主要以传教士为主，包括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各教派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包括在南洋华人聚居地区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其中撰稿较多的是裨治文、卫三畏、郭实猎、伯驾等。但不容忽视的是，传教士以外的英美商人，如美国人查理·金（C.W.King）、鸦片贩子因义士（Robert Inglis），以及外交官如包令（John Bowring）、威妥玛（Thomas F.Wade）等人，都在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梁进德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正如白瑞华说的：“投稿人的名单实际上就是那时在华的所有英美人士的名单。”在所有的作者中，裨治文发表的文章最多，可以明确是他写的研究性论文和评论就达341篇（见表5-1），文章数量仅次于他的卫三畏只有120篇左右，相差悬殊。裨治文虽然没有研究中国的大部头著作，但是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加上他撰写而且署名的消息评论，约有2000页以上的篇幅，基本涉及中国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深度，收集、保存了丰富的实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刊，1851年12年停刊，每月一期，从未间断。其中1851年8月至12月则合出一期，合计共为232期，外加索引一卷，共20卷，每卷650页左右。前8卷都是从5月到次年4月，20期为一卷。第9卷从1840年5月到1840年12月只有8期，页数达687页，可见裨治文等人对时局之关注。前两卷每期发行400份，到1834年第三卷时已增加到800份，第四卷已达1000份，第五卷则有1000多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可观的数字。
丛报最初两卷，每本6元，后面几期每本3元。鸦片战争后，在华各开放口岸涌现出大量外文期刊，《中国丛报》的发行量随之逐渐减少，到最后一年只有300个订户。另一方面，美部会领导人安德森并不支持发行《中国丛报》，他“似乎有轻视并终止所有的印刷所、学校和医院的倾向”。裨治文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在1851年年底停刊。
据卫三畏统计，《中国丛报》一共印出21000册，即平均每年的合订本是1000册，全部用中国当地的纸张印刷。在停刊后，还剩下不少，陆续卖出一些后，到1856年，还有6500册存于广州美国商馆，装箱未及运走，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英军炮击而引起的广东十三行大火。
《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1836年发行的515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200本，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马六甲6本，槟榔屿6本，巴达维亚21本，暹罗4本，悉尼及南威尔斯6本，缅甸3本，孟加拉、尼泊尔7本，锡兰2本，孟买11本，南非开普敦4本，汉堡5本，英国40本，美国154本。
《中国丛报》刊登的部分文章还被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极大的价值。
《中国丛报》的记载，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档案的不足。许多学者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时多引证该刊，对其评价颇高。
中国学者罗家伦说：“研究鸦片战争的人，不能不参考当时广州英国人出版的定期刊物……名叫Chinese Re pository，这是一种重要的史料。”李定一说：“这个著名的刊物，受到全世界所有有关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之一。”谭维理说：“这二十卷的Chinese Repository不仅有当时极有价值的史料，且具有关中国之研究论文，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这是当时唯一的汉学杂志。”而美国学者对其价值也颇为认同。丹涅特说：“（《中国丛报》）成为流传给我们的一部关于那段时期最确实可靠的编年史。”赖德烈说：“这是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又说：“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最好的史料”，是研究当时中国的“不可缺少的史料”。
综合以上诸多史家的评论，可见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受到很大的重视。
《中国丛报》还曾于1941年在日本被重新翻印，出版至第15卷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而未印完。
第二节 《中国丛报》中关于鸦片贸易和禁烟的讨论
在173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与船员就经常夹带鸦片到中国出售。作为传教士，绝大部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基本上对罪恶的鸦片贸易持否定态度。他们从人类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加以抨击和反对，裨治文则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裨治文充分利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这一舆论工具，对鸦片问题进行讨论。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836年到1840年，即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国丛报》发表了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裨治文作为《中国丛报》的主要作者，参考多种资料，包括西文书籍、私人手稿、奏折等，写了十几篇文章，并翻译了大量相关官方文件。这些文字几乎囊括了有关鸦片的一切文章，包括鸦片的种植和分布、对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政府的鸦片政策和禁烟动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对中国重要的禁烟文件的翻译、对鸦片贸易的道德性的评价，等等。
早在1836年，裨治文就在《中国丛报》上把鸦片贸易称为一场“充满罪恶的过程”。他说：
我们非常痛心地听到，有些人极力图谋恢复鸦片贸易，……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吸食鸦片）不但造成生活中的不幸，而且带给受害者无尽无穷的灾祸。
裨治文认为这个道德上的重大问题，“应受到最密切的关注”。他说：“酗酒之害，现在引起西方严重注意。吸食鸦片，其害尤大，在中国看来还要大多几倍。”裨治文还深入分析鸦片贸易之所以如此猖獗主要有三个原因。他认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关系中的不道德”，是鸦片贸易的起源及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是外国人不相信清帝国政府禁止此项贸易的愿望的真诚。他说：
三十九年前第一次禁烟，帝国政府就诚意表明要防止当时已经发现正在流行的恶习……但随后事实逐渐加以证明，恶习依然存在，仍在流布，于是颁发新告示，制定新法律……我们也不否认，帝国政府对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应负有一部分责任的……如果说，这些低级官吏受贿是不忠于职守，那么，对那些行贿者的行为，又当如何解释呢？如果一些律例禁令，分明是不公正的，那么，外人可以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出抗议。如果他怀疑帝国立法官的意图，那他也可以自行其是，而视帝国的布告等于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