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迅猛进程，浙江的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0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5.53%，大大快于同期总人口年均0.81%的增长速度。1997年，浙江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87.74：12.26转变为51：49。
小城镇由165个增加到993个，城镇建成区人口达1414万，城镇人口比重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5%。1988年以来，浙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自1998年至2000年，全省城镇建成区人口增加到1771万人，增长了10.9%；面积增加到1899平方公里，增长了9.8%。全省城市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达4396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4%。2004年浙江城镇人口比重约占全省总人口的54%，比全国平均的41.8%高12.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减少到27.6%，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2.4%，高于全国平均的20个百分点；全国百强县中浙江占了30个，全国千强镇浙江占268个，总数都排在全国第一位。全省共有11个省辖市，其中9个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6%，比世界47%的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比全国43%的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从2005年到2007年，浙江城市化水平进一步由56%提高到了57.2%。从城市规模结构看，“十五”期间浙江省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由原先的2个发展到了6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由原先的6个增加到了12个；5万至20万人口的小城市（镇）由原先的35个发展到了51个。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发展道路呈现出了鲜明的区域特色：首先，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小城镇迅猛发展，成为浙江城市化的一大突破口。其次，工业、商贸、城镇三位一体，与区域块状特色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义乌的“商贸兴市”、路桥的“兴贸建镇”等，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成为浙江许多城镇发展的龙头和启动点。再次，民间推动成为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乡镇企业和农民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土地、资金、劳动力并直接参与城镇的建设，以农民城龙港镇最为典型。最后，浙江城镇主要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和交通干线。初步形成了沪杭甬铁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连绵区的雏形，温台沿海城市发展带，浙赣铁路沿线城市发展轴。毋庸置疑，随着浙江在工业化道路上跨过了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浙江在城市化道路上也由始发期跃入高发期。
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这是因为乡村和城市的不同的聚落方式，不仅规定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本质差异，而且也规定了乡村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同特征。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由市场化、工业化而催生出来的现代城市，既是现代性的载体，也是其表征、内容和果实。城市化将松散的人口重新配置，使乡村人口在城市驻扎，并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它不仅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而且也在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
正如沃斯所说，“城市改造着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会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赫斯利兹甚至将城市化与现代化相提并论，认为，“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
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齐奥尔格·西美尔西美尔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城市生活的精神品格。西美尔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人类性格如何接受和适应工业化城市的新环境。他将城市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个性、理性、缺乏激情、专门化和隔离。西美尔指出：“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
人是一种能够有所辨别的生物。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永久的印象、彼此间只有细微差异的印象，来自于规则与习惯并显现有规则的与习惯性的对照的印象——所有这些与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意外感相比，可以说较难使人意识到。这些都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在西美尔看来，城市的精神品格之所以不同于乡村，正是由城市和乡村的不同聚落方式所决定的。西美尔认为，城市不同的聚落方式，使城市和乡村在社会心理刺激的数量和类型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人口低密度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是频繁的，人与人是熟知的。人们在血缘、亲缘、族缘、地缘的关系及宗教信仰等基础上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
乡村社会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生活节奏相对单调，对社会心理形成刺激的因素较少，居民按习惯生活。而城市生活则不同，城市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不断地以景象、声音、气味等刺激物作用于人们的神经。与乡村相比，城市居民数量更多，密度更大，他们每天接触到大量的人以及花样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对个人构成了巨大的刺激。各种刺激的急剧增加，可能会让人“窒息”。西美尔指出，为了防止被“窒息”，城市居民会以成千上万的变体出现，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以及外部环境的威胁。西美尔认为，城市人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应付潜在的不可预料的刺激，即“分隔”和“对象化”。“分隔”就是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划分为若干离散的部分；“对象化”就是个人以职业角色来对事件和他人做出反应，通常这种反应是无感情的。这些方法可以减少额外刺激。迅速成长的城市环境，提供了产生这种社会心理过程的机制。
西美尔所描述的伴随从乡村到城市转变过程中精神领域的变革气象，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已初露端倪。城市化对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从浙江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城市中庞大的工作机构、社会位置、各种职业角色规范，都会对工作和生活于其间的人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庞大的陌生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因此，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批农村劳动力像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工厂、商店和街头以后，传统的乡村社会的惯例、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便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如李维所说，“若说古老的信仰已完全地清除是不然的，但是对整个古老信仰的动摇与松弛则异常明显”。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一种全新的精神开始逐渐地在浙江区域内孕育和生长。
其一，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浙江人的理性程度显着地增强，区域社会心理中功利性的因素逐渐地增加。
如前所述，在韦伯看来，一切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考虑、权衡、选择都是理性的，一切受神秘的情绪、传统力量支配的行动都是不合理性的。不合理性正是传统农村生活的特点，而理性正是现代城市社会的特点。在传统农村社会，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这种“自然的”社会风俗支配一切。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是由一根根私人情感联成的网络，这一点虽然直到目前仍有重要的影响，但正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日趋消退。如西美尔所说，在城市中货币经济与理性操控一切，并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理性和货币都显得务实，而且，这种务实态度在事实上呈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冷酷。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人希望逻辑的、理性的交往，而不是情感的交往。同样，货币（金钱）作为都市人联系的筹码或中介，在人际交往中以异常频繁和冷漠的方式出现。金钱只关心对所有人都共有的事：它要求交换价值，它把所有的品质与个性都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多少钱？货币使一切商品呈现出简单的一般属性。不需要进行物物交易，也不需要逐一审查每一种商品或人物的价值，货币可以表示大多数事物的价值，使用货币可以当即判断一切商品的价值，从而也大大地减少了人的脑力劳动。
西美尔指出，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然而，在理性的人际关系中，人被视作如同一个数字、一种与他自身无关的因素一样来考虑。只有客观上可以定量的成就才有利益价值。这样，都市人会和商人、顾客、家庭的仆人，甚至会和经常交往的朋友斤斤计较。这种理性的特征与小圈子的感情特性很不一样，在小圈子里，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的个性，因而往往会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只是在服务与回报之间做出权衡。在小群体的经济心理学界域，以下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原始状态下，生产者服务于订购货品的顾客，生产者与顾客之间十分熟悉。而现代都市的供应几乎完全来自于市场，也即生产者为从未进入实际视野的全然不熟悉的购买者而生产。借此种匿名性，每一团体在追求利益过程中都具有理性的和务实的色彩。
西美尔所描述的城市人的理性精神无疑具有典型的意义，可以被视为在充分城市化背景下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理性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城市化过程中，已逐步地显现。需要指出的是，与西美尔的描述有所差异，当代浙江正处于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换时期，所以，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转型时期的特征。如金耀基所说，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人“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同时又“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一方面，在当代浙江城市，亲属关系、地缘关系、朋友关系这些“自然的”社会风俗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如后文将要分析到的，在当代浙江城市，传统农村社会的亲缘和准亲缘的特殊主义价值观念，仍然在城市的企业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产生一种润滑剂的功能。
另一方面，传统农村社会的亲缘和准亲缘的特殊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正在浙江当代城市中逐渐地趋于弱化。与此同时，西美尔所描述的城市人希望逻辑的、理性的交往，而不是情感的交往之精神因素，也在浙江城市中逐渐地滋生暗长。当代浙江城市社会心理中越来越多地被注入了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考虑、权衡和选择等“理性”的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与市场化、工业化进程是相同步的。因此，尽管亲情、乡里关系仍然在浙江城市中发生作用，但这些关系充其量也只能是在进入城市或纳入城市组织网络之初的一种优先权，纳入网络以后，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利益。也就是说，利益调节机制，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理性考量，越来越趋向于超越血缘、姻缘、地缘等关系。比如，据朱康对的调查，在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农民城——浙江温州苍南龙港镇，居民多是三省七县的移民，相互之间也不像农村那样有着血缘、亲缘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之间本来对他人的来历就不甚了了。尤其是在龙港近几年所盖的套间式结构的住房里，由于居住环境的隔离性，人们相互之间碰面的机会很少，有的甚至住了一年多，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即使是盖房子等劳动投入大的项目，也不像过去农村那样利用彼此之间的帮工来解决，而是更多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处理。这一变化其实是经济环境变化以后，帮工成本变化的结果。因为过去农村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在农闲季节有很多空余的时间，因此，遇到各种红白喜事，多倾向于利用亲邻无偿帮工，主人则负责招待吃饭。而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家都忙于各种工商事务，彼此帮工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所以，人们遇到家庭里各种需要帮工的事情时，就转而求助于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