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3日被国民党政府囚禁在南京的丁玲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中旬离开医院，住在南京中山大街，继续受到监视。丁玲这时的心境，就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和悲伤。就在此时，一位善良的妇女来到了她的身边，给她以真诚的友情和人间的温暖。
中山大街对面的地方叫娃娃桥，住着一个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10月底的一天，这家女主人带着大女儿，去看丁玲。丁玲不认识她，觉得她长得很好看，特别是被她那种温柔大方的气质所吸引。不速之客见丁玲看着她，不说话，抢先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
多么诚恳的态度，多么坦白的话语，可是身处特殊环境中的丁玲，心中却冒出了一串串的疑问：她是谁？是国民党派来的吗？她想干什么？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
方令孺面对丁玲冷淡、警惕的目光，似乎有心理准备，问候了几句就走了。方令孺是安徽桐城人，比丁玲大几岁，1923年到美国留学，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1929年回国后，在青岛大学任教，开始写新诗和散文。1938年在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39年在国立编译馆任编审，1943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方令孺的家庭生活不美满，她的丈夫姓陈，学农业的，是留美的学者，家里很富有，是著名的银行家。方令孺生了三个女儿后，丈夫有了外遇，干脆住在上海不回来了。不幸的女人心灵是相通的，她没有坏意，真的想帮助困境中的丁玲。一个月以后，她去看丁玲；两个月以后，她又去看丁玲。渐渐地，丁玲消除了对她的戒备，开始来往。1936年初，丁玲一度还借用她的家作为与地下党通信联络的地方。
1935年8月，丁玲患伤寒病，一直到1936年年初，才渐渐恢复。这年的清明，翻译家盛成、郑坚夫妇邀请徐悲鸿、丁玲、方令孺同去游安徽滁州琅琊山。回来后，方令孺写了篇很美的散文，题目叫《琅琊山游记》。
丁玲非常看重她和方令孺的友情，1976年方令孺去世后，她说“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从1934年4月开始，丁玲就利用表面上的有限自由，寻找地下党的关系，但一直没有成功。1936年5月14日，是丁玲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三年后的这天，她从沈岳萌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火车免票，借口去北平看望老友王会悟，离开南京，想在北平通过李达寻找党。
丁玲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遇见韩侍珩，好不容易摆脱他，谁知“一上火车，就碰到一个高级国民党！他的夫人是我的朋友，他认得我。我想：糟了！完了！我只好装着没事，和他谈谈笑笑。我说：‘你可别告诉人，我到北平去。’他指指火车角上说：‘那个人就是《晨报》记者，他认得你。’我求他去叫那记者别写我。我说：‘两个星期以后，再写，就没关系了。’他就去告诉那记者。记者果然没有写！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高级国民党人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
丁玲说的高级国民党人是王昆仑，生于1920年，比丁玲大两岁。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并受孙中山先生的直接影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之后，他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始从事民主斗争。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王昆仑的夫人就是丁玲在北京时的同学曹孟君，与左恭离婚后，又嫁给了王昆仑。曹孟君也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43年春在重庆时还编《现代妇女》。
那王昆仑介绍的记者，在丁玲在北平时，确实没写文章，丁玲离开北平后，《中央日报》上有则小消息，云：丁玲抵平后，“下榻友人处，据她女友说，纯属游历，小住三五日，近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并脱稿，但未付梓”。文章没有署名，丁玲实际上在北平逗留了两周，文中却说只“小住三五天”；丁玲是去找中共党的，文中说：“纯属游历”，分明是在为丁玲放烟幕弹。想来，那记者或许是地下党安排的。
丁玲一到北平就雇了辆人力车，直奔李达家。李达和夫人王会悟都非常高兴地迎接她。同时，李达很诚恳地劝丁玲：“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这一句话，使丁玲涌到嘴边的话全咽了下去。过了四五天，李达忽然建议丁玲去看看谢冰心。听到谢冰心这个名字，丁玲立刻想起1926年的事。那时，她是跟着胡也频、沈从文，还有谢冰心的弟弟谢冰季一块儿去的，是以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着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丁玲思量着冰心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读者”，或者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1928年夏天在上海时，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也去看过冰心。1931年，丁玲编《北斗》向她约稿时，冰心慷慨地赐稿，这一举动，增加了丁玲对她的好感。但是，现在去，是否太唐突冒昧了呢？
丁玲是个很聪明的人，李达让她去看望冰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让外界知道，“丁玲现在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人；她这次来北平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是为了散散心，随便会会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达家，也可以去拜访冰心女士。”
不几天，丁玲果然到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一幢教授小楼去看望冰心了。她去时，冰心正在为儿子吴平洗澡。丁玲看着，不觉感慨道：我就不常有这种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有一天，丁玲在和李达夫妇闲聊时，得知老同学王一知在北平，这个消息让丁玲兴奋了好一阵。王一知是1922年的党员，她的前两任丈夫施存统和张太雷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她，也许能和党接上关系。
丁玲满怀着希望去看老朋友了。王一知和第三任丈夫李再耘住在军阀时代外交总长王正廷的公馆里。李再耘在华洋义赈会当美国在中国的代理，长得很英俊，外文不错。后来，王一知和李再耘分手，嫁给了龚饮冰，李娶了一个姓吴海军上将的女儿，此是后话。
这次拜访，丁玲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为是多年的老交，她就直截了当地对王一知摊牌，说想去陕北，不知是否有可能从她认识的人中找到线索。丁玲的眼里充满了期待，希望从她口中吐出的是这样一个字：“行！”可是，老朋友说的却是令人失望的一句话：去陕北很困难，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
终于，有一个名字点燃了丁玲希望的火焰，谁？曹靖华。曹靖华虽然是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他青年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从20年代初，即从事进步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介绍工作，和鲁迅的关系特别密切。
当时，曹靖华正在中国大学教书，而王会悟在该校任会计。通过王会悟的联系，丁玲很快就见到了曹靖华。曹靖华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生活怎样？”“太痛苦了。”丁玲从心底迸出一句话。这句话是对一个陌生朋友的信任和坦白。接着，她谈了自己的心迹：一定要找到党！
曹靖华是第一次见到丁玲，但她的不幸他早有所闻，丁玲对他的信任，使他深受感动。他当即表示：这一切将设法转告鲁迅。第二天，丁玲就动身回南京等待好消息。曹靖华到车站来送丁玲时，再三说，信，他即日就发出。火车载着丁玲、载着希望、载着兴奋，飞驰而去。
那么，曹靖华如何给鲁迅写信，鲁迅如何和党组织联系，自不必细说，因为无法细说，查鲁迅这段时期的日记，1936年5月23日“得靖华信并译稿”；6月2日“上午得靖华信”。写得相当简单。但丁玲在文章里写得很明确，“曹靖华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时报告给鲁迅，由鲁迅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同志”。
6月的一天，张天翼忽然来看丁玲和姚蓬子，一进门，张天翼就和姚蓬子热烈地谈论着，乘其不备，暗地里迅速地塞给丁玲一张纸条。丁玲表面上不动声色，心却狂热地跳着。她借口跑回后房，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快，快呀，快打开来看看，纸条一打开，丁玲的眼睛一亮，多么熟悉的字迹啊，是他，是雪峰写的，“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睹字如见人，丁玲此刻恨不得一下就飞到上海，飞到亲人和战友的身边，可是不行啊，身边还有“狗”，暂且按下狂跳的心，调整兴奋的情绪，缓解奔腾的血液，别让人看出半点破绽。
话分两头说，冯雪峰让张天翼带条子给丁玲后，就吩咐胡风去租一间房，并去车站接丁玲。冯雪峰那时大约正奉党中央的命令，赴香港，与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取得联系，一两天即返沪。丁玲到上海的第三天，冯雪峰到俭德公寓来看丁玲了。
多少次呼唤你的名字，多少回梦中相逢，今日却是相见不相认，丁玲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变在何处？说不清楚。
“这几年怎么过的？”这是冯雪峰见到丁玲说的第一句话。
一句问话，把丁玲堵塞了三年的泪和话一起倾泻了出来，她一边说一边尽情地哭。女人的泪多，其中的含意更多，喜怒哀乐都会哭。丁玲此刻的泪，是伤心的泪，激动的泪，也可以说是幸福的泪，因为她是在最亲爱的人面前流泪，他会满腔同情地百倍安慰她。可是她错了，冯雪峰毕竟不是胡也频。就在她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冷不丁响起一声严峻的问话，“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
这可把丁玲打懵了，他变了，真的变了，变得不通人情，不懂人意，他不是以前的他了！丁玲用一种疑惑的眼光审视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
冯雪峰似乎并不在意她的目光，见她不哭了，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长征的故事、遵义会议、陕北、瓦窑堡、毛主席、鲁迅、上海文坛……望着冯雪峰不断开合的嘴唇，丁玲的心在翻滚：“可不是真的吗？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冯雪峰，我很惭愧，你说得对，我要坚强起来！等到冯雪峰离去时，丁玲觉得自己的心胸开阔起来，充满了欢欣。
由于去陕北的交通断了，一时还接不上头，丁玲一个人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人照顾，面对现实，丁玲在冯雪峰的劝说下，含着眼泪回南京去了。
丁玲回南京后，冯雪峰积极地与党中央联系，请示丁玲要去陕北的事。9月，党中央回电，同意丁玲的要求。冯雪峰立刻写信到方令孺家里，由方转给丁玲，信上告诉她约定的时间和接头暗号。同时，安排周文的妻子郑育之去车站接丁玲。
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地驶进了上海站，丁玲身穿深咖啡色的丝绒旗袍，外罩一件呢大衣，腋下夹着酱色公文包，随着大批的乘客往外走。她表面上很自在，心里可紧张了，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搜索，寻找一张熟悉的脸，因为冯雪峰在信上说派一个熟人来接她。快要出站了，还不见熟人的面，丁玲正在想：是不是出事了？忽然听到有人叫：“冰姐！”好亲切的称呼。她赶忙寻声望去，是一位衣着华丽，描红擦粉的少女在叫她。丁玲心中一愣，这脸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非常生疏。于是丁玲就装着没有听见，仍往外走。
郑育之见丁玲看了她一眼，不理她，心里很着急。“虽然几年不见面，可她那圆圆的脸形，那双浓眉大眼，我是永不会忘的，这正是我要接的人。又想，是不是她忘记我了？可是我说的暗号没有错，她应该按暗号和我接头啊！为什么她不理我呢？是不是她发现有敌人在盯她的梢啊？一想到此，我心情更紧张了，万一真的又被敌人发现，她就逃不脱魔掌，生命危险啊。好在我租得有小汽车，我要帮助她利用汽车甩掉尾巴。”想到这儿，郑育之用力挤出人群，追上丁玲，拦住她的去路，又说了一遍暗号，要她跟着自己上汽车。
这时，丁玲迅速地考虑了一下，“暗语是对头的，但这个人怎么也记不起曾在那里见过。她会是敌人吗？果真是敌人，我又在敌人的圈套里了。我将如何对待呢？我就仍说是到上海来玩的嘛。”丁玲想到这儿，就随郑育之上了小汽车。
郑育之见丁玲上了车，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指挥司机兜了好几个圈，确认没人跟踪，才让车停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馆。当她们走进预定的房间，郑育之告诉丁玲，是冯雪峰派她来接的，并要她不要离开旅馆，冯雪峰会来看她的。
第二天，冯雪峰和周文去看丁玲时，说：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物色一个同行的人，置办一些行装。
一天，冯雪峰又来看丁玲，交给她三百五十元钱，说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听说她出来了，要去西北，特地托人送钱给她。丁玲双手接过钱，觉得它很沉很沉，是孙夫人对她政治上的信任，情意比泰山还重。
四十多年后，曾任宋庆龄秘书的陈维博亲眼目睹了两位伟大女性会面的激动场面。他记道：那是1980年10月14日，我应宋庆龄的约请于下午五时赶到后海北河沿孙夫人的寓所。原来她要我参加家宴作陪，席间主要宾客是伊罗生夫妇。伊罗生——美国新闻工作者，30年代曾参加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与史沫特莱出版《中国论坛》。在座的有茅盾、赵朴初、丁玲和史迪威将军的两位女儿，还有张珏和我作陪。当宋庆龄进入餐厅让大家就座时，丁玲急步趋前抱住宋庆龄，泣不成声地说：“敬爱的孙夫人呀，我可见到你啦！我五十年前被国民党逮捕时，受到你的营救，我要去延安时，你还资助我三百五十元。可是后来在批判我时，却说我是造谣，孙夫人怎么会帮助你？”丁玲稍稍喘息一下继续说：“现在可好了，我有机会向您汇报，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感激您，祝愿你永远健康！” 丁玲和宋庆龄会见的第二年5月15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发出宋庆龄名誉主席的病危公告，丁玲知道后，于5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可是5月29日，死神还是带走了孙夫人。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的9月。有一天，周文通知聂绀弩到一家旅馆去见冯雪峰。这是聂绀弩第一次见到冯雪峰，冯雪峰交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将丁玲安全护送到西安，然后有人接丁玲去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其实，这事周文已经向聂绀弩交代过，为了慎重起见，冯雪峰又亲自面嘱。
聂绀弩和丁玲是分头到火车站的，在火车上，聂绀弩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曾以她的失踪轰动全国的女作家。为了通过重重关卡，他们事先约定，若遇见熟人，就装作是在车上偶然碰到，结伴同行的。在没有熟人时，就假扮夫妻，掩人耳目。丁玲和聂绀弩一路转车换车，总算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很顺利地抵达西安。在西安，潘汉年来看他们时，聂绀弩向潘汉年表示想去保安，但潘劝他仍回上海，一方面他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另一方面上海很需要人手，再说他的家属也在上海，于是，聂绀弩告别了丁玲，一个人返回上海。
1936年11月1日，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丁玲离开西安，踏上去陕北的路。她从西安出发，经过三原、跃县、中甫、宜君、洛川、烟筒山等东北军、西北军防地，走约三四十里大道，再走十几里农村山区小路，然后走二十几里深山老林，到达联络站所在地安家畔，再路经夏土湾中转站，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今刘志丹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