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奉鲁迅为盟主，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它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了一支年轻的、勇敢的文艺队伍，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从山东回到上海后，“整天回忆着过去，筹划着未来”。一天，他们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进来一个陌生人，他个子不高，有点老成，又常常露出一些机智的微笑，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年轻人，这人就是潘汉年。那时潘汉年正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左联党团书记。
潘汉年先问了一些他们在山东的情况，然后谈上海文艺界的状况，并详细介绍了左联。当时，丁玲和胡也频都“觉得他的介绍是比较公正的。他对鲁迅的评价很高，对鲁迅领衔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认为得人心，很有信心。这些都合我们的心意。后来谈到我们加入左联的事，都觉得非常自然，好像我们彼此老早就熟悉了解，这是无须多说的”。丁玲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到上海后，潘汉年来找我们。我们参加了左联。”
其实，在左联成立之前，就有人问过丁玲，是否愿意参加左联？这人就是那时和她天天见面的姚蓬子。丁玲听了姚蓬子的话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冯雪峰是否在内？“等到知道他也是发起人之一的时候，她凝住眼光默思了一会儿，好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预备牺牲什么似的”，说：“蓬子，我不参加罢。”姚蓬子分析，“她当时是因为一种感情的矛盾，虽然很想见到我那个朋友，但深怕见了之后又会引起生活上更大的不安和纠纷，因而不愿意参加左联的。”此真情也！
那为什么潘汉年来一说就参加了呢？也许是冯雪峰亲自出马的关系。因为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从山东逃到上海后，“不记得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冯雪峰就来看我们来了”。身为左联负责人之一的冯雪峰不会不发展丁玲参加左联，显然，这时的冯雪峰已经把丁玲看作是政治战场上的一个战士了。
缘了冯雪峰的关系，一向自由自在的丁玲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左联，但因为怀了身孕，她起先没有参加具体的活动，只是在家里创作，直到胡也频牺牲后，她才出任主编《北斗》，还参加左联的群众活动。
当时，几乎每个月都有游行示威散传单，每天晚上都有人出去写粉笔标语。5月有“五一”、“五三”惨案、“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七·五九”国耻、“五二一”马日事变、“五卅”惨案，称之为红五月。丁玲也参加过一两次左联贴标语的活动，去的时候，身穿皮大衣，脚蹬高跟鞋，警察巡捕以为是贵夫人，就不太注意。每次是给贴标语的同志放哨，没出过差错。
在“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一段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开市民大会，浩浩荡荡的队伍包围位于枫林桥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左联的队伍里就有丁玲的身影。楼适夷在1982年7月10日出版的《文汇月刊》1982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美丽的心灵》中说：“大家一边高呼抗日的口号，一边在夹道林立的军警中冲锋前进，三拳两脚砸烂市政府的大招牌和大门前的岗亭。丁玲一手拿着小红旗，一手撩去被汗水粘贴在眼上的长刘海，笑着回头对战友说：‘我们现在好像到了苏区啦！’”
丁玲还到中国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去为该校学生组织的文学小组演讲。但后来无法坚持了，因为主讲人还没去，巡捕房的包打听已经包围了课堂。
经过失去亲人的考验和参加左联活动的实践，丁玲在政治上积极起来，终于有一天，丁玲向当时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2年3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广东酒家包了一套房间，一间放了一个大圆桌，一间是吃茶的散座。在外人眼里，这儿是在请客吃饭，其实是在举行秘密的入党仪式。由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宣部参加，其他还有刘芳松、李岫石等党员。参加入党宣誓的有丁玲、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
大家吃过早茶后，围着大圆桌坐下。潘梓年首先发言，他说，在座的几位都是近期在左翼文化团体吸收的新党员，由于地下条件限制，不另举行入党仪式。今天请中央的同志来讲话，作为入党仪式。
瞿秋白在20年代似乎也试探过丁玲的入党，但那时丁玲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自由散漫”，现在终于成了党内一家人了，他自然很高兴，像拉家常一样漫谈起来，从中国革命到中国文化，从普罗文艺到文艺大众化，最后勉励大家要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田汉作为新党员，第一个发言，说自己一方面受到右的影响，包括他爱人易漱瑜的父亲易培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包括“五四”感召下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其他进步朋友等左的影响。说到这儿，瞿秋白插话道：“你再也不要受到右的影响了。”田汉点点头，继续说：现在我终于走上了真正的道路了。
丁玲在这样特殊的场合见到自己的老朋友瞿秋白，再加上是人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兴奋、激动的心情自然是喜形于色，她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纵观丁玲的一生，她实现了入党宣誓时的诺言。
那时左联不设党支部，盟员也不能参加街道支部，因此，丁玲一入党就是左联党团成员，负责创作批评委员会(创委)的工作。这是左联秘书处下设的三个委员会中的一个，另两个是：大众文艺委员会(众委)和国际联络委员会(联委)。
当时左联有位胡楣女士，也就是后来在敌伪时期著名女诗人关露，她与丁玲同在创委，参加的是诗歌组的工作。她曾回忆和丁玲一起的情形。
左联成员每一两个星期，都要参加一次小组会。小组是依据成员不同的居住地区来划分的，如沪中区小组、北四川路小组、法南区小组等等。由于左联没有办公地点和固定活动场所，大家只好利用公园、饭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开会，有时也在某一个成员的家里开。会议的内容不固定，除传达一些文件或通知外，还讨论政治形势、文艺问题、创作问题等。丁玲有时也出席关露所在的那个小组的会。一天，丁玲来了，虽是初次见面，但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尤其是那不时流露出来的为着信仰而工作的兴奋的神色，似乎早已熟悉，甚至连丁玲那一口流利清晰而又轻柔的普通话，仿佛也早已听熟。关露感到她的精神强健，态度亲切，就跟她的《在黑暗中》所写的一样。
这天，丁玲讲了话，她说，要从事鲁迅所说的“普罗文学”。还讲“写作要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要能使工人看懂”。“革命文学要为工人阶级服务……”关露仔细听着，在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那时，她们俩时常在一起开会，成了知心朋友。后来，关露接替丁玲原来负责的创委工作。
参加创委的另一位左联成员任钧，1930年左联成立时，他和叶以群、谢冰莹等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并和国内取得联系。1932年上半年，任钧回国到上海，就是通过丁玲和左联接上关系的。那天，他们约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碰头。事过五十多年，任钧对第一次接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他写了一篇《丁玲三十年代在上海》，回忆说：“我们一见面，她就问起了‘分盟’最近的情况。当我简单地向她汇报之后，她就向我谈了上海当时的斗争环境以及左联的活动情况。然后，她就询问我愿意参加左联哪一部门的工作。经过商谈，决定让我先参加左联的创作委员会，那是抓盟员创作活动的。这是我和丁玲同志的第一次见面。她平易近人，对当时踏上文坛不久的我，非常关心，并给予鼓励，使我深为感奋。”
1932年秋，丁玲接替钱杏当左联的党团书记，一直到1933年5月被捕为止。
30年代，左联成员总是积极努力地设法寻找机会结交工人朋友，了解工人的生活。丁玲到工人中去的时候，往往先换上布旗袍和平底鞋，衣着是朴素的，可是开步一走，人家就看出来你不是工人，很引人注意。再说，在工人住宅区里，左邻右舍谁不认识谁啊，所以，有时只能到自己有联系的工人家去坐坐，谈谈他们的生活。
1932年6、7月间，丁玲到华北小学找刘芳松，对他说：左联的文研会正创办培养工人通讯员工作，你能不能去担任？地点是在沪东杨浦区工人区域。刘芳松当场表示同意。并约定把党组织的关系也转到沪东区。于是两人就约定过几天一起到杨树浦恒丰纱厂附近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去。那是一所弄堂房子二层楼的前楼，丁玲给刘芳松介绍了一位临时来看房子的女同志和一名恒丰纱厂的工人，叫向阳生。刘芳松估计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向阳生略有文化，到刘芳松那儿去过几次，可以作为工人通讯员的培养对象，但是他实在太忙，根本不可能静静地坐下来谈。你想想，工人每天要在纱厂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到家已疲惫不堪，还要忙着做家务，抓紧时间睡觉。听到工厂像催命鬼的汽笛声一响，又得去卖命。
虽然有困难，但是左联成员还是尽力去做。为了到群众中去了解大众的文学，丁玲还特地跑到大世界去做调查研究。旧上海的大世界，地痞流氓，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单身女子进去，肯定会遭人欺侮。于是，丁玲就请周文一起去。周文在左联初期负责油印、发行等具体工作，后来担任左联党团成员，负责全面组织工作。丁玲说：“他人老实，土头土脑，上海人叫阿木林，不像到那个地方去的人，也不像是陪我去的人。”
工作是紧张而危险的，生活是贫穷而艰苦的。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又是职业作家，但他们也是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有时聚在一起，免不了开玩笑，打趣，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1932年中秋前后，谷非(胡风)自日本回国汇报工作，左联领导趁此开了一次研究工作的会。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包了一个大套间，桌上放满了葡萄酒、糖、水果等，可以洗澡、喝酒、聊天。天黑以后，被邀的同志陆续都到了，有冯雪峰、丁玲、周扬、胡风、张天翼、穆木天、关露、叶以群、韩起、董曼尼、汪仑等。这些批评家、小说家、诗人济济一堂，真是难得的盛会。大家交谈着，说笑着，吃喝着，好不热闹。不知是谁提议，要每个人报告自己的恋爱史。大伙一听都乐了，一致赞成，但谁来开头炮呢？大家你推我让，结果是胡风第一个说。他报告了一大段他在东京时恋过一个日本姑娘的故事。其次是张天翼讲笑话，说故事，听来自己的生活中也确有这些人和事。再其次是穆木天。穆木天在1926年夏，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时他结识了广东小姐、钢琴手麦道广，不久结婚，《旅心》集开头的《献诗》，就是写给她的。后来因为志趣、爱好和情感的不一致，语言上的不方便，稍为复杂一点的事得用笔谈，两人离了婚。不久，麦道广病逝。1932年穆木天与左翼作家彭慧结婚，这天开会，他俩正是新婚燕尔，春风得意之时。穆木天刚说完，丁玲来了，大家便抓住她讲所规定的题目。丁玲真痛快，简直爽快得跟她做政治报告一样。
“我，没什么说的，谁也知道，跟胡也频在过一块儿，生过孩子，也打过胎。”丁玲说着笑了起来。在座的关露觉得她的脸好像稍微有一点红。丁玲对朋友的态度很和蔼，但是和蔼中带有严肃。关露平时听朋友说过，丁玲的生活有过许多有趣的故事，但谁也没有向她提过。这次丁玲居然这样大胆地谈她的个人生活，着实把关露吓了一大跳。她心中暗暗思忖着，她说话的确是很勇敢，除了像做政治报告以外，还像她写的小说，她竟敢说别的女人们所不敢而不愿意说的话。
左联是在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展开工作的，所以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具有许多左的色彩。例如：在政治上存在教条主义，组织上存在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作为党的文艺政策方针具体执行者——冯雪峰来说，那就更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1932年2月，冯雪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不直接领导左联的具体工作了，但左联的一些大事，他仍参与决策。
1931年12月15日，年仅二十一岁的留日学生胡秋原写了一篇《阿狗文艺论》，刊于同月25日出版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接着，他又在该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勿侵略文艺》。在这两篇文章中，胡秋原虽然标榜“自由人”和“自由知识阶级”的立场。但主要矛头是指向国民政府提倡的“民族文艺运动”。不料，引发了左翼理论界的一场围攻。
冯雪峰率先用“洛扬”的笔名写了一些论争文章。他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发表时，被编者袁殊改题为充满火药味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载1932年6月6日《文艺新闻》第五十八号)中，给胡秋原戴上了“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两顶帽子，把“自由人”看作为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敌人；说“自由人”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派是“暗暗地实行了反普洛革命文学的任务”。
据胡秋原回忆，左联曾派人找他，说这不是“组织”的意思。胡表示不信。来人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确曾指示停止对胡秋原的攻击。
在张闻天的指示下达后，冯雪峰以“丹仁”为笔名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表示左联要克服自己的宗派性，并指出不应把胡秋原、苏汶等视为敌人，而“应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应当与之“建立起友人的关系”。
应该说明的是，胡秋原不是托派，也不是社会民主党。
到50年代初，冯雪峰再次说，那时“我们却都是一些不仅很少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的知识也都非常薄弱和幼稚的人”。“我们简直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而在组织上就自自然然地走上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有位文艺理论家这样评论冯雪峰，说他在众多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中比较清醒稳健，坚持反对革命文学阵线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机械论，但他反左的同时又始终难于摆脱“左”的牵制，他的理论探求与批评实践的得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化”过程的艰难、曲折与困扰。从时代大背景和文化大气候中来评价冯雪峰的贡献和失误，不能说没有道理。
冯雪峰“左”的理论影响了一批人，其中当然包括丁玲在内。丁玲在1932年12月24日《中华日报·文化批判》第二期上，发表一篇《我的创作经验》，她在文中冷冷地说：“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
1932年2月7日，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侵略上海的战争已进行了十一天。经过各方的联络与邀约，这天，平日持不同观点的著作家在抗日旗帜下聚集在一起。他们在租界的一个中学里开会，讨论成立一个中国著作界抗日协会。到会的有：陈子展、樊仲云、李石岑、梅龚彬、戈公振、王亚南、施存统、陈望道、胡秋原、薛铁珊、冯雪峰、丁玲、郑伯奇、汪馥泉、乐嗣炳、王礼锡等四五十个人。
据丁玲回忆：有“神州国光社”的人、有“第三种人”、有“托派”，还有国民党员，其中有个国民党员，是湖南人，我认识他。他们把陈望道先生抬出来主持“协会”，作为缓冲。那时，陈先生不是共产党员，是个大学教授，好像还是某书店的经理。当时，左联决定由我、沈起予、姚蓬子去参加“协会”。我们三人皆是《北斗》杂志的编辑。我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好争、好斗。“协会”讨论问题时，我总是要举手发言，发表我们左联的见解，可是，姚、沈两人都不举手表态支持。……由于我是左联的代表，在会议上总要提出和坚持左联的一些主张，所以同其他方面的人就很少有共同语言。那么，丁玲在“协会”讨论问题时，究竟“好争、好斗”些什么呢？我们在神州国光社主持人王礼锡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他写道：“会中为些小问题吵得很厉害。好像名称问题，有的主张‘著作者抗日会’，有的主张‘著作者抗日联合会’。为着这样的小问题，可以发表一大篇议论，争吵到半点钟。又像讨论程序问题，‘先组织后工作’，和‘先工作后组织’，都可以有十几个不同的意见。”王礼锡很反感，说：“知识分子是老爱在字面上做工夫，到了实际行动上是很少有这样认真的。”
美国尼姆·威尔斯在1939年4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续西行漫记》中说，丁玲曾告诉他：“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之间，上海有许多大示威运动，所有的左翼作家都作了这些运动的领导。左翼作家们随即组织了一个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许多新闻记者甚至医生都加入。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反日作家会，我是它的会员。这个组织较为复杂，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斯基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那时是王礼锡，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其实，那时中国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哪来的领袖啊？
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得丁玲“同其他方面的人就很少有共同语言”，说得严重点，在这些进步、民主、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其实是暴露了幼稚和极左的形象。不要说王礼锡，就连早期党员陈望道都看不过去。有一次，陈望道走在马路上遇到冯雪峰，就提出意见，说他们太过火了，弄得他难以掌握会议。冯雪峰非但不接受，反而和陈望道争了起来。所以说，丁玲那些幼稚偏激的政治态度，不能不说与冯雪峰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