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阳明以勘事过丰城，闻逆濠之变，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公拔剑馘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伪者，知公去远，乃罢。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优人数辈，各将公文置夹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家属至舟尾，令其觇知，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
濠获优，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迟疑不发。公至吉安，调度兵粮粗备，始传檄征兵，暴濠罪恶，濠知为公所卖，愤然欲出。公谓：“急犯其锋，非计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倾其巢。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万余守省城，而自引兵东下，公闻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会于丰城，时濠兵已围安庆，众议宜急往救，公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挠摄，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势必下，此孙子救赵趋魏之计也！”
侦者言：“新、旧厂伏兵万余，以备犄角。”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溃卒入城，城中知王师雨集，皆大骇，遂一鼓下之。濠闻我兵至丰城，即欲回舟，李士实谏，以为“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濠不听，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为归援计。公闻濠兵且至，召众议之，众云：“宜敛兵入城，坚壁待援。”公曰：“不然，彼闻巢破，胆已丧矣，先出锐卒，要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而溃，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游兵诱之，复佯北以致之，俟其争前趋利，然后四面合击，伏兵并起。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亲慰谕之，出给告示，凡胁从者不问，虽尝受贼官职，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绝其援。于是群力并举，逆首就擒。
【冯评】
陈眉公《见闻录》，谓宸濠之败，虽结于江西，而实溃于安庆。虽收功于王阳明，而实得力于李梧山。李讳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闻宸濠请增护卫，叹曰：“虎而翼，祸将作矣。”遂力陈反状，廷议难之。公乃旦夕设方略，饬武备，以御贼为念。谓安庆畿辅，适当贼冲，非得人莫守。当诸将庭参，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负我！”十五年，贼兵陷九江，公自将万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飞檄皖城，谕以忠义。锐感激思奋，相机应敌，发无不捷。
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一半将到南京，一半径趋安庆。并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水陆并进，俱赴安庆会集，刻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等因。”
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由是散亡居半，继又发水卒千人，盛其标帜，乘飞舰百余艘，鼓噪而进，声为安庆应援，城中望见，士气百倍，锐即开门出敌，水陆夹攻，贼遂大溃。
时宸濠营于黄石矶，闻败将遁，公自将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阳湖，适遇巡抚王公阳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后论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洁目击其事，特为论列，不报，故今人盛称阳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欤？
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阳明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张、杨诸公之智，亦足述矣。
【译文】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抚南赣时，路经丰城，听说朱宸濠（明宗室，武宗时占领南昌起兵，欲进占南京，后兵败被擒，诛于通州）发兵叛乱，由于王守仁兵力不足，因此想尽快溯江赶往吉安征调兵力。船家听说朱宸濠派出一千多人截杀王守仁，都害怕得不敢搭载他，王守仁拔剑割下船家一只耳朵，船家才不得不发船。
傍晚时分，王守仁估量自己无法再搭乘大船继续往前行，于是暗中雇了一条小渔船，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让一名属下穿上自己的朝服继续留在大船上。朱宸濠果然派人拦截搜捕，抓到那名假王守仁时，才知道真的王守仁早已走远，这才作罢。
王守仁在往吉安途中，怕朱宸濠在短时间内会挥兵进攻南京，于是想出一个反间计，他假装身奉朝廷密旨，被任命为两广湖襄都御史，统领两京兵部，并命各将率众埋伏在各出入要道，见到宁王府朱宸濠的兵卒就袭击格杀。王守仁又召来乐工，暗中在他们所带的行李、夹衣中放置公文，这一幕故意让朱宸濠太师的家属看见，然后王守仁声称要斩杀他们，等他们被绑缚到法场准备行刑时，却又故意制造机会让他们逃走，奔至朱宸濠处将所见报告。朱宸濠捕获乐工，果然在他们行李中搜到公文，于是犹疑不敢贸然进兵南京。
王守仁到了吉安后，急忙征调兵马粮草，这才揭发朱宸濠罪行，昭告天下，共同讨伐叛贼。朱宸濠这才明白被王守仁蒙骗了，立即发兵，想剿灭王守仁。王守仁知道此时与朱宸濠硬碰硬并非上策，应该摆出坚守不战的姿态，等朱宸濠率军往他地时，再尾随其后，创造良机。王守仁认为，首要之务应先光复南昌，攻击朱宸濠的老巢，朱宸濠一定回兵来救，这时再出击迎战，如此才是必胜的上策。
朱宸濠果然派人侦察王守仁的动向，知道王守仁坚守不战，于是留下一万名的部下防卫南昌，而自己却率大军东下。王守仁听说朱宸濠已率兵东下，就急忙下令各府兵马，立即在丰城会师，当时朱宸濠的大军已包围安庆，诸将都认为应该救援安庆。王守仁说：“九江、南康都已被朱宸濠攻陷，而南昌城中有一万名精兵，粮食充足，我军若是前往安庆救援，叛贼一定拼死迎战，而安庆的兵力仅能自保，不能出城与我军配合夹击叛贼。如果叛贼命南昌派兵断绝我军粮道，再联合九江、南康的兵力夹击我军，我军若得不到外地援军，情势就非常不利。现在我军会师丰城，声势夺人，南昌贼兵必心生恐惧，我军合力进攻，必能一举破城，这是《孙子兵法》中围魏救赵的计谋。”
这时探子报告，新旧厂附近各有伏兵，共计万人，互为犄角之势。于是王守仁下令由小路袭击，贼兵溃败，退入城中，王守仁再率兵攻城，城中人在听说各路官军大会师时，已人心动摇，再见王守仁率兵攻城，也就一攻而破。朱宸濠听说官军会师丰城，就想搭船回城，李士实（官至右都御史，善作诗画，因归附朱宸濠被诛）谏阻说：“下官认为不如直接进攻南京，夺得天子之位，江西自然归附。”但朱宸濠不听，从安庆撤军，先驻扎阮子江边，策划救援南昌。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班师救援，就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说：“我们不如退兵入城，坚守不战，等待援军前来。”王守仁说：“不可，贼兵听说老巢已破，已经丧胆，先让他们所派出的精兵无功而退，挫他们的锐气，接着贼兵就会不战而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能够夺人气势。”于是指示伍文定等诸将应战的方略，先以游击兵诱敌，然后假装不敌败走，等贼兵为抢功追击时，埋伏的士卒再群起围攻。王守仁又顾虑城中的皇室宗亲，也许有人是朱宸濠的内应，于是亲自一一的拜访他们，并且出示公文告示，凡过去曾受朱宸濠胁迫而为内应者，一律不予追究；虽曾接受朱宸濠任命的官职，现在能投诚反正者，也一律免去死罪；而能杀叛贼者，都论功行赏。王守仁命人将此告示四处张贴散布，另一方面又派兵分攻九江、南康，以断绝两地的救援，终于群策群力擒获朱宸濠。
【冯评译文】
陈眉公（陈继儒）《见闻录》记载，朱宸濠兵败虽结束于江西，实际上却是在安庆种下败因，虽然战功首推王守仁，实际上却应归功李梧山。李梧山又名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时，听说朱宸濠请求增加护卫，叹息说：“猛虎添翼，恐怕有兵祸要发生了。”于是上书极力反对。但大臣们却不赞同。
李梧山日夜加紧防备，整饬军伍，时时刻刻不忘御贼。他认为安庆位置正当要冲，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将领防守。当满朝武将齐集参拜时，独独向皇帝推荐杨锐（字进之，守备安庆。朱宸濠反，东下至安庆。杨锐日夜抵御，知朱宸濠率兵十万，战船相连六十余里，召募勇士暗劫贼营，朱宸濠大惊解围而去），说：“我把保卫皖城的重任托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正德十五年，朱宸濠攻陷九江。李梧山一面派一万名士兵在上游堆积石块，以堵塞上游之路，一面派人紧急通知皖城戒备，并以忠孝节义勉励杨锐。杨锐在感激之余，更加惕励奋发，相机应变，战无不胜。李梧山另外伪造火牌令说：“因军情紧急，特命钦差太监为总兵，统领官军十余万人，一半派赴南京，一半派赴安庆。并征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起分由水、陆同时出发，在安庆会师。限期进攻江西、剿灭叛贼。今日以火牌飞报，前路各将领需同心一体防守戒备，屯积粮草，准备应战。”朱宸濠的战船行至李阳河，截下火牌，一看之下，大为惊慌，贼兵散亡一半。
李梧山又派一千水兵，搭乘百艘船舰，在船上升起军旗，命船上军士大声叫喊，为安庆声援，城中守兵看到之后，士气大振。杨锐立即打开城门率兵迎敌，水陆两路夹攻，贼兵大溃而逃，当时朱宸濠在黄石矶扎营，听说士兵溃逃，就趁夜遁逸，李梧山又亲自率兵追击，朱宸濠逃至鄱阳湖，正巧碰上王守仁率兵到鄱阳湖，于是被擒。
后世论功竟不提及李梧山，御史胡洁曾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还特别论述，但并没有奏禀朝廷。所以一般人只大大称赞王守仁，却遗忘李梧山的功迹。唉，人幸运与否的差异真大啊！
又：朱宸濠兵变之初，曾表明要直攻南京。路经安庆时，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人商议，下令军士大声叫喊，并且登上城楼辱骂朱宸濠，使得朱宸濠因愤怒转而攻城，因此朱宸濠大军先是受挫于杨锐死守的安庆城下，最后才被王守仁一举擒获，朱宸濠之败虽是天意，但张文锦、杨锐等人的智谋，也值得称道。
【心读】
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如果你不及时把握机会，犹犹豫豫，那么，到手的机会就会很容易地失去，你后悔也来不及。因此，我们在做事时，要讲求先下手为强的观念，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应该说，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提供给了人们发展的机会。但由于对待机会的方式不同，造成了我们命运的差别。一般来说，人们对待机会有两种态度：一是等待机会，二是创造机会。等待机会又分为消极等待和积极等待两种。但是不管哪种等待，它始终是被动的。我们应该主动去制造有利条件，当机会降临在你身上时，要把握住它，而不是让它溜走。只有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机会来临时，及时把握住机会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是至关重要的，主动方可以决定在何时、何地开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被动方就只好处处设防，处于“挨打”的局面。那么，怎样掌握主动权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对方快一步。作战的方法在于制人，而不是在受制于人，而若要不受制于人，对时机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有一次，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被逼到波托马克河边，此时，正值河水猛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使这位能征善战的总司令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这是彻底消灭南军结束战争的最好时机。但是，波托马克河战区的指挥官未德却优柔寡断。他不但直接违背林肯总统的指令，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而且申诉种种理由拒绝向南军进攻。结果，河水退了，李将军带着残部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北方失去了彻底消灭南方军队的最佳时机。
古人说：“形势的维系处为机，事情的转变处为机，事物的紧切处为机，时节的结合处为机。有目前是机，一瞬间过去不是机；有隙可乘就是机，失去它就没有机。谋划要深远，保密要严格。辨别机在于见识，利用机在于决断。”人生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希望生活变得更好，就必须及时抓住机会，因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使生命有发光的机会。俗话说：“命好不如运好，运好不如流年好。”偶然的一个机会，就足以改变你的一生。问题是，你要好好捕获这个机会。擦亮你的眼睛，留意形势变化，争取做第一个捕获到机会的人。
中华武术强调先手，要求在对手立足未稳之时捕捉住机会给其致命一击，否则自己就要遭到致命的攻击，即所谓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但是在把握先机的时候，还要瞅准时机，不可贸然而动。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先为不可胜，而后待敌之可胜。”一旦对手出现错误，就是你的机会到了。要知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成功者。因此，见机而动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当机立断是瞄准行情、深谋远虑后的果断行动，而不是一时冲动或凭意气用事的有勇无谋。宋人张泳说：“临事三难：能见，为一；见能行，为二；行必果决，为三。”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在丛林中潜伏是为了等待猎物，但是当猎物进入射程范围之后，决不会错失射杀猎物的最佳时机。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经验和锐利的眼光，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此时，最让人感慨的当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一俗语了，指的是做某件事，如果历时越长，或过程太久，事情的变化就越多，也越容易出问题。当然，当机立断也并非仅仅指进攻和推进。有时，按兵不动是等待时机，果断的撤退也是见机行事，该等待观望时就应按兵不动，该撤退时就应该撤退，这也是一种当机立断的行为。
有的事情要在特定的时刻做才能起明显的效果。而这一时机一旦过去，可能要很久甚至永远不会再来，因此我们强调做事要等时机成熟。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拖沓耽误，而要做到“恰到好处”才行。
就像行军打仗一样，进攻敌人要趁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追击敌人要等敌人四散溃败的时候，偷袭敌人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撤离战场要在敌人不明底细的时候。这些时机有时是需要有意制造出来的，等敌人明白底细的时候，劣势已经造成，哪里有不失败的道理呢？而有智慧的人就懂得如何制造对自己最有利的态势和时机，只要等着敌人乖乖上圈套就可以了。
创造时机更像布置一个精巧的陷阱，要经过周密的部署和详细的准备，把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到，每件事情的脉络、走向都能烂熟于胸，每个人的性情、特点、思维方式都能够把握。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布置谜局的高手。纵观他指挥的每次战役，敌人无不按照他所料行事，他总是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创造打击敌人的最佳时机，火烧博望坡时利用夏侯惇的骄傲心理，诱敌深入；火烧新野时，也是先诱敌深入，然后火烧、水淹，再趁机追杀；火烧赤壁时更是沿途埋伏，追杀败兵，几乎把曹操生擒活捉。而这些机会和优势完全是他利用敌人的弱点制造出来的。如果说要抓住时机很难的话，那么创造时机则更是需要高深的智慧。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等人在大泽乡起义。当时，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正在吴中躲避仇家的报复。当年九月，会稽郡的地方官殷通对项梁说：“长江以北地区都反了，这正是老天爷要灭亡秦王朝的时候。我听人说：先动手就能制伏别人，后动手就要被别人制伏。我想发兵动手，让你和桓楚带兵。”
这时，桓楚逃亡到沼泽地里。项梁说：”桓楚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只有项羽知道。”
项梁出来，告诉项羽，让他手持宝剑坐在外边等着。项梁又进去，和殷通坐着，说：“请你把项羽叫来，让他接受你的命令，去叫回桓楚。”
殷通说：“好。”
项梁把项羽叫进来，隔了一会几，向项羽眨了眨眼，说：“可以行动了。”
于是项羽就拔出宝剑，斩下殷通的头颅……就这样，项梁做了会稽郡郡守，项羽做了裨将，并派兵去占领会稽郡所属的各个县城。
在陈胜、吴广大起义的影响下，项梁叔侄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秦的会稽郡郡守殷通，也高揭反秦大旗。以后，这支起义部队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
会稽郡郡守殷通引用他人的话说“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是说先动手就能制伏对方，后动手就要被对方制伏。后形成“先发制人”一语，指先下手为强。战争中最讲先发制人，《兵经百字·上卷智部·先》云：“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用全经矣。”
原文中的王守仁听说朱宸濠班师救援，就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说：“我们不如退兵入城，坚守不战，等待援军前来。”王守仁说：“不可，贼兵听说老巢已破，已经丧胆，先让他们所派出的精兵无功而退，挫他们的锐气，接着贼兵就会不战而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能够夺人气势。”于是指示伍文定等诸将应战的方略，先以游击兵诱敌，然后假装不敌败走，等贼兵为抢功追击时，埋伏的士卒再群起围攻。王守任采用“先发制人”战术，一举挫伤敌方锐气，成功平定了叛乱。
汉朝的青年班超被任命为外交官的随从武官，带领36人，出使西域各国。首站到达鄯善国。鄯善国王头几天热情招待，后几天就冷淡起来。原来鄯善国位于匈奴与汉朝之间，处于被争夺的地位。班超敏感地觉得这一定是匈奴也派使者来了，现在的冷淡潜伏着汉使者与班超本人的生命危机。于是他们对负责招待他们的鄯善国人进行恐吓，得知匈奴使者的人数和住宿地。然后，他向手下的36名武士分析形势，这时只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坐以待毙，中策是逃走，但逃不多远仍是死路，上策是先下手为强。大家同意了，便在当天夜里摸到匈奴使者住处，匈奴使者毫无防备，100多人全部在睡梦和慌乱中被杀。这样，鄯善国向汉朝亲近了。班超先发制人，既脱离险境，又为国建了奇功。
玄武门之变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先发制人”的例子
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早亡），四子元吉。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唐高祖立建成为太子（皇位继承人），又封世民为秦王，封元吉为齐王。
太子建成常住长安城，在唐高祖身边协助处理军国大事。秦王李世民则常在外面带兵打仗，战功卓著，又善于谋略。太子建成担心秦王世民威胁自己的皇位，就和齐王元吉一起千方百计地要削弱和除掉世民。
建成和元吉一方面在宫中尽量讨好后妃，让后妃在高祖面前为他们说话，并中伤世民，使高祖减少对世民的重用；一方面又竭力拉拢朝中和地方上的一些大臣，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李世民由于征战有功，又善于待人，也深受一些大臣的拥戴，在他的秦王府内还聚集了一批忠心为他效力的文武干将，并在地方上培植自己的势力。由此，围绕着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唐朝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两大集团。双方都想瓦解削弱对方。太子多次拉拢秦王府的人都没有成功，而秦王却使太子集团中一些人逐渐倾向自己，为他效力。
在唐王朝的统治地位相当稳固后，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更加激烈、更加明朗化了。一天下午，太子请秦王到东宫赴宴。席间，太子和齐王元吉不断称颂秦王世民的武功，频频劝酒。正喝着谈着，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腿发软，情知中毒，站立起来想走，却倒在地上，太子忙令人把世民送回秦王府，后经抢救，幸免于死。太子未达到目的，又怂恿皇帝李渊到郊外打猎，要世民陪驾前往，暗中叫部下给世民备了一匹烈马。当世民纵马操弓追赶一头鹿时，烈马野性大发，把世民甩下马来，险些摔死。时值突厥人塞围攻乌城，太子荐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集团的尉迟敬德等同行，又挑选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卒去充实元吉的军队。临出征前，太子东宫的王晊暗中向世民告密说：“太子和齐王商量，待太子和秦王在昆明池给齐王饯行时，派壮士把秦王拉出手刃于帐下，同时杀掉尉迟敬德等人。”世民于是和谋臣长孙无忌等商量。无忌主张要趁早下手。世民说：“我早知祸在朝夕，我是要想等他先发难，然后以义去讨伐他。”后又召房玄龄等人商议，都主张立即采取行动。尉迟敬德说：“等太子动手时，我们就无法应付了，如不立即采取行动，我就去落草为寇。”最后秦王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违反大家的意志。”于是秦王立刻派1000余人于深夜埋伏在玄武门内外。第二大早上，太子和齐王骑着马，带领卫士进入玄武门。在他们走向临湖殿时，发现埋伏着秦王的部队，连忙返身奔向玄武门，但玄武门已被紧紧关闭，伏兵尽起，杀死了太子和齐王。太子东宫的卫队2000余骑闻讯赶来，一场混战。尉迟敬德用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向太子的卫队说：“我们奉皇帝陛下的敕令，杀了太子和齐王。我们只杀罪首，你们赶快停止厮杀。”于是太子东宫的将士纷纷逃散或放下武器。
由于秦王处处表现出对太子的忍让，被逼动手，在战略上后发制人，在战术上则先发制人，博得舆论的同情。他对太子集团的文臣武将，又同样给以礼遇和任用，所以深得朝臣的拥戴。数日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向朝臣宣布：“自今以后，军国大小诸事，都交由太子处理，然后奏给我知道。”从此，李世民掌握了皇帝的一切权力，第二年正式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