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冯评】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勍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译文】
明朝的王畿（王龙溪）年轻时豪放率性，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王阳明）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于是，王守仁命弟子每天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龙溪到酒楼，对王龙溪称愿意与他赌一局。王畿笑着说：“书呆子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老师门下每天都在赌。”
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见王守仁。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弟子。
【冯评译文】
像王畿这种人才，王守仁当然希望网罗到门下；然而如果不是以王守仁的智慧，哪能降服王畿这样的豪杰呢？换成当今的学者，可能会把他当酒鬼赌徒治罪吧！明朝人耿楚侗也曾想网罗李卓吾（名贽），但终因不得法而致使李卓吾为敌人所用。由此，更让人佩服王守仁的智慧。
【心读】
攻心为上，历来为谋略家所重视。
凡属人与人的谈判交锋活动，自始至终都有心理的抗衡。所以，谈判最有效的技巧之一就是谈判心理过程的把握，了解谈判另一方的心路历程和谈判各个阶段的心理变数就胜券在握了。很多谈判高手都深谙此道。
“二战”就要结束之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三位巨头——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主席斯大林齐聚波茨坦进行会谈。会议进行期间，杜鲁门别有用心地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研制成功一种新式杀伤武器，其威力比最先进的导弹还要大许多。”他暗示说这种新武器就是原子弹，并且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原子弹的杀伤威力问题。说完之后，杜鲁门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斯大林的面部表情，希望从那张沉稳得如同一潭静水的脸上看出一些变化。但是，杜鲁门失败了。坐在远处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和杜鲁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的神态进行仔细观察，但结果和杜鲁门的完全一样。
事后，丘吉尔对杜鲁门说：“自始至终我都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但他没有丝毫的变化，好像一直在倾听你的谈话，仿佛对你们的新型武器早有所知。”本来杜鲁门和丘吉尔打算以此来要挟、恐吓斯大林，想在战争结束时多捞点儿好处，但见斯大林对此无动于衷，只得作罢。
其实斯大林当时的神情全是装出来的，对杜鲁门的暗示他听得明明白白，但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采用了攻心策略来消磨对方的锐气。很显然，丘吉尔与杜鲁门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正是由于他们首先在心理上自动瓦解了。
“攻心为上”就是说做人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做人心的工作，要使其产生心理上的认同。现在管理理念经常提到马斯洛的层次论。这个理论论述的是人有着五个不同层次需求，人处在不同的层次时其需求是不同的。故若是想要对人进行激励，则根据人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激励，其效果才可以达到最好。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我更愿意将它简单化地归入“攻心为上”，更愿意将这个功劳归于我们的老祖宗。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的治军之道就证明了这种理论早就在中国被实际地运用了。
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屡败屡战”，其湘军队伍经常是“败而溃散，散而复聚”，但即使是溃败和溃散之时，其手下湘军将领也鲜有叛变而投降太平军的。为什么呢？究其中缘由，我认为曾国藩深得中国文化传统之真谛，“攻心为上”之法用得烂熟。他统领的湘军，其军卒的饷银略高于八旗和绿营，但饷银“月发一半，年底补足”。这样一来的结果是，其湘军士兵在和太平军作战时，若被打散，在逃过死亡的追赶而性命无忧时，难免不想到自己还有一笔不菲的存款，从而归队达到“散而复聚”。而对其下属将领，激励以金钱的效果是不大的，于是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灌输以忠君爱国青史流名气节为重的思想，并许诺提携之意。曾国藩曾有这样一副楹联展示给属下：
虽圣贤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放尽我心。
从这副联里，可以看到曾国藩的谦逊和气度以及对下属的关怀。
无独有偶，成都武侯祠里的一副楹联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其实，人际交往也要“攻心为上”。注意去体会对方的需求，去体会对方的心意，你就会赢得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融洽、很和谐。如果单纯从自我心理感受出发去做事，很容易忽视他人的心意，轻者造成情感上的隔膜，严重一点儿就会伤害到别人，造成交流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