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准备武装起义。除了黄兴、刘道一等人领导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及安庆马炮营起义外，从1907年开始，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等六次武装起义。
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一幕幕悲壮的革命史剧，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
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就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派公开冷嘲热讽，使同盟会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梁启超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乘机攻击孙中山及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说：“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显然是讽刺孙中山的。
因为孙中山的确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武装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反清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了两个手指。
作为同盟会著名的理论家，汪精卫当时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宣传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由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相继失败，革命党内的矛盾也凸现出来，在同盟会内部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他们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在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给他赠款2万多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此不满。
章太炎批评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做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他批评孙中山这种做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故章太炎将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愤而辞去《民报》主编。
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会中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重建光复会。
由于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同盟会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有人撰写《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
同盟会内部因而掀起了一股“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灰心、怀疑情绪在革命阵营内部滋生蔓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一时陷入了低谷。
怎样渡过这场严重的党内危机？
孙中山以革命家的坦诚，立即写下一份长长的文字材料，将同盟会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并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
汪精卫在愤激之余，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清廷的伪立宪，也不能昭雪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的诬诟，并振起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于是，为了恢复党员的革命斗志，挽回广大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决定效仿当年吴樾血溅五大臣、徐锡麟安庆刺杀安徽巡抚之举，北上刺杀清室政要，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明确写道：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他要用实际行动，让梁启超这些嘲笑革命的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别名李恂。精卫是后来留学日本在同盟会从事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生于广东三水一个师爷家庭，其父汪玉叔多年在广东三水、英德等县游幕为生。汪精卫自幼聪明好学，且受到严格的家教训练，17岁时应番禺县试，考中秀才，被广州水师提督李准用重金聘请为家庭教师。1902年，汪精卫参加广州知府应试考中举人，与朱执信、古应芬等多有往来，并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
1904年，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人被两广总督岑春煊选中，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入东京法政学校学习。留学东京期间，汪精卫进一步接触到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从而其“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1905年7月，他与朱执信一起谒见孙中山，其后积极参与组织同盟会的工作。同盟会成立时，汪精卫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从此，他积极进取，既是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实行家；文才武略兼备，深得孙总理器重。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汪精卫与胡汉民、章太炎、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笔。
在《民报》创刊号上，他使用“精卫”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宣传自由、民权、平等学说，揭露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流弊，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此后又连写数篇，如《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等文，对保皇党宣传刊物《新民丛报》之言论，展开猛烈辩难与驳斥，使立宪派声势大受遏抑，纵有梁启超之长才，也自认招架乏力。
汪精卫文思敏捷、文笔犀利与卓见洞识，深得孙中山及革命同志赞佩，从此声誉鹊起。
精卫，原为古代神话中一种鸟。传说炎帝之女女娲，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后，经常衔西山木石填补东海，后人即以“精卫填海”比喻为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汪为《民报》撰稿，特以“精卫”为笔名，象征献身革命的“痴绝”，隐含热血青年追求理想的浪漫。这种浪漫情怀，随着革命形势演进，逐渐升华，终达鼎沸之境，化为铁血行动。终其一生，人们习称“精卫”之号，反而鲜呼本名，盖由此而起。
汪精卫在日本宣传反清革命之举，引起了选派他出国留学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强烈不满。岑春煊胁迫其长兄汪兆镛出面遏止弟弟的攻击清政府之言行。汪精卫为免家人受累，竟以“家庭之罪人”，致书长兄，声明断绝与其的家庭关系，并解除与刘氏女的婚约。信中隐然立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的决心。
1906年，汪精卫以优异成绩结业，按理应该回国，但立志革命反满的他拒绝了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放弃了可能得到的官禄，继续留在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事业。
这种坚持立场、不惜割舍的表现，实乃革命者的本色！
1907年后，汪精卫追随孙中山离开日本，赴南洋各地筹设同盟会分会，多次往返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发表演说，创办报纸，设立同盟会分会，宣传革命，筹募革命经费，并曾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
正是在南洋宣传革命过程中，汪精卫相识了比自己小九岁的陈璧君，遂结为革命同志。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演讲时，结识了陈璧君。
当时，在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优雅的风度和雄辩的才识十分钦服。有人记载汪精卫演讲时受热捧的情况说：
“在彼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
对于这样一位口才极好而风度优雅的革命领袖，陈璧君充满了爱慕之意。此后，汪精卫因为革命活动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
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其母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此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与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事业。
其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并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
陈璧君听后深感失望。
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了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着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
汪精卫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原定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
“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矢志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做主，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便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原定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犟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活动，陈耕基拗不过自己的宝贝女儿，只好同意。1908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东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分派到《民报》编辑部，在汪精卫的领导下工作。
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多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很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出手大方的阔小姐，口袋里好像总有花不完的钱似的，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轻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
然而，陈璧君却没有看上这些小编辑，而是倾心于风度翩翩的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生活作风的严肃。汪精卫是公认的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是年轻女性追求的白马王子。他的美貌不仅倾倒了很多年轻女性，甚至令那些见过其美貌的男儿们也羡慕。浪漫诗人徐志摩见过汪精卫后，在日记中称赞汪氏道：“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这样一位美男子，自然成为陈璧君追求的对象。
陈璧君很快还发现了汪精卫身上的美德，更加倾心于他。在这些年轻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洁身自好，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怀抱的“革命家不结婚”信念。当陈璧君向汪精卫表示爱慕之情时，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
看着陈璧君失望的眼神，汪精卫还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她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更加倾心，设法接近。
当汪精卫决心冒死北上刺杀摄政王时，陈璧君立即成为最坚决的支持者。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但挚爱着汪精卫的陈璧君毅然相随。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
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她立即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陈璧君的豪侠气概，令人感佩。
客观地讲，汪精卫起初是不赞成搞政治暗杀的。
当时，西方无政府主义传入，同盟会员中有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而设立暗杀部，聘请流亡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教授暗杀技术。汪精卫与黄兴、秋瑾等人都参加学习过。采用此种激烈行为的人，相信英雄的作用，以为锁定目标，奋力一击，杀死几个人便能解决问题，不需依靠群众；而且易于保密，损失少，费用不多，成功机会较大。
虽然政治暗杀具有吓阻的宣传效果，也有助长群众起义之声势，但汪精卫最初并不迷信这种霹雳手段，认为暗杀是“小儿之见”，只能作为最后武器。
他冷静地说：“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
然而，在1907年到1908年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不少人情绪沮丧，革命形势低落。这一切，刺激了汪精卫，使他萌生了“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的想法，开始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心“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
正如孙中山所说，“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实际上，汪精卫与虏酋拼命的铁血行动，也并非完全是感情冲动，而是有迹可循的。
早在《民报》第9号上，他就著文驳斥康、梁派“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慨然宣示过：“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藉乎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泉，当亦无怍。”
汪精卫对这种近乎自戕的刺杀行为，有一套成形的理论。
这就是所谓“炊饭”理论。
汪精卫署名“守约”，在《民报》第26号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激励革命党人要培养“义理之勇”，具备“不畏死”、“不惮其烦”两种道德。为了进一步阐释其中精义，他特别用“炊饭”来譬喻。他指出，革命好比做饭，做饭要有锅和干柴，锅的特点是不惧水火，长期经受磨炼，能持之以恒，干柴的特点是轰轰烈烈，肯于牺牲自己。
汪精卫说，革命党人杀掉一个清朝高官，一来可以令清朝政府官员闻风丧胆，二来可以鼓舞革命党人的意志。他说：“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其烦之勇，穗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热能，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使煎遭，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身为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要做革命之“薪”，或做革命之“釜”，要视个人的性向与智能而定。但是革命之效果，像是成熟的“饭”。革命党人不管决心做“薪”，或做“釜”，必须合力炊“饭”，等饭熟了，就可请“啼饥而待哺”的四万万民众来共同享用。
这一篇文字，固然旨在勉励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实际上正是汪精卫内心的真实写照。
正因他已暗自以“薪”为志，所以在临行前，他特向盟友胡汉民解释暗杀理由。他说：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饱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穗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他还强调说：“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他自知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遂给胡汉民写下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相勉，颇有古时荆轲“风萧易水今犹昨”之悲壮。
这样看来，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自己的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说：“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此非臆测之言，前事可征也。”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显然是得不偿失之举，同盟会内部反对之声甚大。当时，汪精卫与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但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希望汪精卫不要亲自出马。
然而，汪精卫去志已决。他说：“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
黄兴无奈，只有任他而去。
在同盟会诸领袖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汉民是其笔名。胡氏祖籍是江西庐陵，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广东籍番，父亲靠当师爷为生。8岁时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13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后肄业于广州学海堂、菊坡、越华、应元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他21岁中举人。1902年、1904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民报》编辑。
稍后，他由孙中山指定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评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与汪精卫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小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好同事，汪精卫始终把胡汉民当做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道：“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太炎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做釜做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
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坚决反对他北上行刺。
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他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他说：
“生平察事，自信不如兄；唯如事则如旋螺，弟已计到最末之点，更无疑义。兄主张军事行动，无大款何能以举？海外奔走，为效甚微，不有剧烈举动，何以振起人心？弟又不长军事，既决志牺牲，只有唯所自责。”
汪精卫在信中，仍以“炊饭”为喻，力图说服胡汉民。他写道：“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他解释道：“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轲刺暴秦。他还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汪精卫的血书，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精卫自河口失败后，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余屡规止之。及往日本东京，力言暗杀之无济，与吾辈所宜致力于革命事业者。精卫答书，唯言所志已决，他不置辩。”
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方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他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实属下策。他曾经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
故当孙中山知道汪精卫北上暗杀的意图后，立即电令香港同盟会负责人冯自由，在香港把汪精卫截留下来。
然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不为所动。冯自由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后，汪精卫等人便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组织暗杀团了。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辛亥时期慷慨悲歌的革命先行者之风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