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李发群在江苏刺杀两江总督端方的失败，并没有动摇革命党人刺杀清廷上层高官的决心。或是为了配合武装起义，或是为了唤起广大民众，同盟会接着策划了许多暗杀活动，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端方、张鸣岐、李准等人。
杨卓林刺杀端方未遂事件不久，安徽寿县革命志士张树侯、柏文蔚、孙毓筠、管鹏、程恩普、段云等人，接着便再次策动了刺杀两江总督端方的计划。
安徽寿县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活动的摇篮，涌现出众多的知名革命者。这些革命党人，组织和领导了安徽的辛亥革命。
张树侯(1866—1935)，字之屏，安徽寿县瓦埠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兄皆为秀才，25岁考中秀才后因父兄相继去世，家境日衰，遂弃学回到乡下办起私塾，一边教书授徒，一边研习书画篆刻，并参与农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篆隶书工力深厚，行草书特具个性。除书法造诣高深外，篆刻与刻碑技艺也享有盛誉，有“铁笔张树侯”之称。甲午战败后，张树侯与寿县同乡柏文蔚（烈武）、孙毓筠（少侯）、权道涵、石德纯（寅生）、常恒芳（藩侯）等进步青年在寿县城内创立了“阅书报社”，以文章书画会友，同时改良藏书楼，阅读和传播革命书籍。他们创办了“强立学社”组织了“天足会”（社址均设在张树侯的私塾里）等，把改良思想付诸初步实践。
1904年冬，张树侯、柏文蔚等联络哥老会首领郭其昌、贾冥千等人，在寿县效仿民族英雄岳飞，决心“精忠报国”，组创了“岳王会”。岳王会取法岳飞精忠报国精神，设立秘密机关，焚香宣誓、歃血为盟，“阴以反满为旨归”。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寿县柏家寨人，幼读私塾，21岁中秀才。他目睹清廷腐败，国事日非，乃立志研究新学，创立“天足会”，号召妇女放足；他设立“书报社”，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革命军》等书籍相互传阅，以使读者日增感愤。1899年，安徽求是学堂改名为安徽大学堂，柏文蔚考入该校读书。次年，沙俄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机，大举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柏文蔚闻讯义愤填膺，与留日回国的陈独秀联系，组织“励志学社”，筹款购置图书，在安庆开设藏书楼，以此为据点发表革命演说，痛斥清廷卖国。此事被安庆知府桂英得知，派清兵前来搜查，查封了安庆藏书楼。柏文蔚随后从安徽大学堂退学，奔赴南京，与赵声等人联合当地会党，秘密组织了强国会。不久，他们组织强国会之事被泄露，成员杨作霖被清政府逮捕杀害，强国会被迫取消，柏文蔚被迫离宁回皖。
1903年秋，省府安庆创办安徽武备学堂，柏文蔚考入该校。次年春，安庆创办武备练军营（练军学堂），柏文蔚函招寿州革命志士张树侯、石德宽、段子祥、廖子宾等二十余人应募。时在军营者有熊成基、倪映典、常恒芳、张纶、袁家声、张汇滔等三百余人。这些志士，后来成为安徽反清革命的骨干力量。
柏文蔚、张树侯等人在安庆军营中组织了“同学会”，不分省籍、学籍，凡志同道合均可加入，秘密策划排满革命。1903年夏，张树侯与反清志士郭其昌，在安庆发动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郭其昌被清政府秘密杀害于狱中，张树侯被清政府通缉而离开练军学堂。柏文蔚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迫与陈独秀等人出走皖北。
这年秋天，安徽旅湘公学迁到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柏文蔚应李光炯之邀，回到安庆担任该校体操教习。他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与陈独秀及该校学生常恒芳等人，秘密恢复了反清组织——岳王会，陈独秀担任总会长，柏文蔚和常恒芳分别担任南京分会和安庆分会的会长。此时，江南新军九镇招收新兵，柏文蔚应革命党人赵声之邀，辞去安徽公学的教职，出任赵声为标统的第33标第2营前队队官。不久，在赵声的提携下，柏文蔚升任第33标第2营管带，掌握了部分新军官兵。
1905年，柏文蔚、张树侯等人得悉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消息后，加快了反清革命活动。此时，张树侯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险遭其逮捕，幸为卞秉灿得悉相告立即潜逃，清吏逮捕落空，遂下令通缉。张树侯奔赴皖南，潜伏杭州暂避，化名“尹其康”，法号“隐康”。不久，张树侯应芜湖皖江公学（又名安徽公学）李光烔之邀，还俗到该校主讲经学。
1906年，张树侯在芜湖结识了同盟会骨干吴旸谷，并由吴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张树侯以诗明志云：
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
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
柏文蔚结识了吴旸谷，赞同中国同盟会的纲领。遂在吴旸谷的介绍下，柏文蔚率领岳王会南京全体分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们推举赵声为同盟会长江分会盟主，积极在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联络进步士兵和爱国学生。
1906年冬，孙毓筠、权道涵、段云等人由日本回国策划反清革命，到达南京。正在江南新军中策划革命的柏文蔚，立即与孙毓筠、张汇滔等人合谋，计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
孙毓筠和张汇滔，是辛亥时期富有传奇色彩的寿县革命义士。
孙毓筠（1870—1926），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安徽寿县城关人。他的祖先为孙氏长房，以贩卖布匹起家，其父孙传晋做过道台，自己早年是优贡生，秀才出身，少年倜傥，颇孚众望。他不满其封建家庭生活，曾变卖家产，在寿县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创办“蒙养学堂”，自任堂长。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在办学期间，他认识了柏文蔚、张树侯等人，并组织天足会、强学会，宣传革命，抨击清廷腐败，提倡妇女放足。
1902年春，孙毓筠征得自己的叔父、内阁大学士孙家鼐同意，先派妻子汪珏带两个孩子到东京留学，次年自己也东渡日本。同盟会成立后，他马上参加，并捐款10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和资助，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同盟会庶务总干事，并任安徽留日学生支部长。
张汇滔（1882—1920），字孟介，安徽寿县西乡张大郢人。他受家庭熏陶，慕自古忠义人物，旧学甚好，后入正阳公学续读。16岁便以“习文不如学剑”为誓，投笔从戎，只身离家徒步赴安庆，考入安徽武备学堂。在这所“多两淮英迈之士”的军校里，张汇滔结识了柏文蔚、郑赞丞、熊成基、倪映典、范传甲等一群革命志士。1903年，他结识了由日本留学返乡的陈独秀，并与同乡好友柏文蔚等人遍游皖北，倡言革命。他们在安庆藏书楼召开了“安徽爱国会”，后被史学家称为“清末叶安徽革命运动之发端”。
1905年，张汇滔东渡扶桑，留学东京警监学校，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其美、李烈钧、廖仲恺、秋瑾、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首批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同盟会总部派骨干分往长江各省运动新军起义。孙毓筠、权道涵、段云、张汇滔、史蕴朴等安徽籍同盟会骨干，被孙中山亲自挑选，委派到安徽、江苏等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自己的寓所，为孙毓筠、张汇滔、权道涵、段云等人设宴饯行，派他们到南京、安庆等地从事新军起义发动工作。
1907年初，孙毓筠、张汇滔、段云、管鹏、程恩普、权道涵等人从日本经上海到达南京后，设法与南京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陆军第九镇，里面有柏文蔚、赵声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同情革命。
孙毓筠等人与在新军中任职的柏文蔚、赵声等人取得联系后，计划混入南京新军，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以打击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革命士气。
此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杀害同盟会骨干杨卓林之后，还捕杀了孙中山资助的会党首领袁有升、江佑泉等人，派兵剿灭了苏北会党暴动，成为威胁革命党人在江南活动的劲敌。革命党人决定将其刺杀，以振奋革命斗志。
然而，老奸巨猾的端方，并非等闲之辈。
他接受了杨卓林暗杀自己的教训，对革命党人的刺杀活动防范非常严密。他不仅加强了两江总督署的戒备，而且派出了很多密探，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进行侦察，甚至派密探到日本东京打探消息，收买留日学生，掌握革命党人的动向。当孙毓筠等人从日本来到南京后，端方便开始派人加以秘密跟踪，并花了很大力气收买革命党人，企图从内部攻破革命党阵营。
由此可见，端方对孙毓筠等人从日本来到南京的行踪，已经有所察觉。但孙毓筠等人对端方的密探和内部的叛徒，却丧失了必要的警惕。
正当孙毓筠等人秘密策划刺杀端方的行动时，南京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可耻的叛徒。由于叛徒的告密，孙毓筠等人的刺杀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两江总督端方发觉了。
端方得到孙毓筠等革命党人要暗杀自己的秘密情报后，立即派兵包围了孙毓筠等人在南京的秘密住所。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等人当场被捕，柏文蔚、张汇滔、权道涵等人闻讯后，急忙逃离南京，得以幸免于难。
刺杀端方计划再次失败了。
端方在两江总督署衙门大堂，审问了孙毓筠、权道涵、段云三人。
因端方在孙毓筠等人的住所搜出了内装四枚从日本带回的炸弹的皮箱，可谓谋反的证据确凿，故三人都面临着杀头的危险。
孙毓筠对自己刺杀之事并不回避，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此次到宁所谋之事，既已败露，日前已据实直供，甘伏国法，如此而死，可谓多所，尚复何言！”
他警告清政府，革命党人进行暗杀已成风潮，绝非严厉镇压所能济事，诛杀暗杀者只会激起更多的暗杀。他严正陈言：
予不肖同志者，已遍海内，诛不胜诛，前者虽仆，后者仍继。朝廷所以制驭人民者，不过能生死人。至于热心国事，憨不畏死，虽有严刑重法，亦何所用，不过结怨愈深，为丛驱爵，使天下有志之士，尽入于革命暗杀之一途，将来之祸，更有不忍言者。
他坦然承认自己为刺杀的首犯，请端方勿株连革命党人：“唯望午帅只诛渠魁，其余概不株连，勿为一网打尽之计，否则愈杀愈多，岂能尽人而诛之乎？”
段云在审讯中供认自己是暗杀端方者，并且声称暗杀目标除了端方之外，就是满洲权贵铁良和良弼。
然而，端方很快就发现，这位从日本归国的孙毓筠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端方与孙家鼐有师生关系，是孙大学士的得意门生，两人关系非同寻常。为此，端方在审讯判决之前，特意给在北京的孙家鼐发去密电，将孙毓筠被捕的情况报告给孙家鼐，希望加以核实，也想给老师卖个人情。
得知孙毓筠被捕的消息后，孙家鼐十分焦急。端方向孙家鼐报告了案情，并询问：“孙毓筠是否华族？”电文暗含着笔下超生之意，示意叫他来个电报说情，即可以从轻发落。
身为朝廷重臣的孙家鼐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既不能让朝廷政敌抓住自己的任何把柄，又不能对自己的侄孙见死不救。故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次日，孙家鼐回了端方一封密电，说：“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寿州孙氏子孙众多，孙毓筠是不是我的侄孙，我年龄大了，已记得不是太清楚，只能等见到面才能确认。不过，我听家里人说，侄孙之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端方一见电文就明白了：“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家族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是同一家族的密切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端方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
端方知道，孙家鼐的回电明明是暗示他刀下留人，法外开恩。
正当此时，他还收到了曾经为五大臣出国考察撰写报告的杨度的求情信。原来，东京同盟会总部闻知孙毓筠等人被捕的消息后，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因为杨度与端方等五大臣往来密切，故请杨度致函端方求情。
杨度不愧为“旷世逸才”，他在信中闭口不谈孙毓筠加入同盟会的事，也回避孙氏此番回国的真实目的，而是大谈孙毓筠早年在寿县家乡卖田产兴办小学的善事，称赞他这是响应朝廷废科举办学堂的号召，为爱国爱民的生动表现；他还称赞孙毓筠出身名门世家，学问优长，乃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应该加以厚待。他在信中自然对两江总督端方加以称赞，以博取其好感。
他说：“午帅自泰西归来，数上奏疏，恳请朝廷早日立宪，声望日隆，国人及海外留学生甚至有伊藤、板垣之比。且午帅素惜人才，以识才护才为己任，向为士人所景仰。孙毓筠行事或有所孟浪，然心则在救亡图存。望午帅怜其年轻不更世事，宽免其罪，为孙氏留一顶门之柱，为国家存一可用之才。”
端方接到杨度这封海外来信后，很是高兴。杨度这个有学问的宪政专家，在当时留学生中名气很大，深得朝野上下称赞。杨度将端方称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真令端方兴奋异常。端方在高兴之际，亲笔给杨度回信，答应从宽处理：“孙生文理通顺，门第清华，当秉高谊，求人于轻。”
孙家鼐的回电、杨度的求情，加上当时日益高涨的反清革命形势，迫使端方不敢对孙毓筠等人妄行杀戮，最后决定从轻处置。孙毓筠也积极配合，在供状中说这次从日本回国来到南京，是想逗留几日到安庆办理佛学堂事宜，并表示若朝廷开恩，自己将脱离政治，出家问佛。他说：“不肖之意，以为午帅果有保全之意，但愿披缁入山，从此不闻世事，无论何党何派皆一概断绝关系。”
这样，端方法外开恩，孙毓筠这名首犯被开脱了“大逆不道”罪名，被轻判监禁五年，而同案被捕的段云、权道涵二人作为从犯，则被处以终身监禁，发回原籍寿州执行。
实际上，孙毓筠并没有在南京监牢中度过一天。
端方为了讨得孙家鼐的欢心，特意在两江总督衙门后花园里收拾一间房子，将孙毓筠安置在这里读书。孙毓筠对孙家鼐的救命之恩心存感激，在《狱中杂感》里写道：“已分残生委逝水，不劳上相损宵眠。”武昌起义后，孙毓筠解除了监禁，参加反清革命，一度出任安徽都督，为安徽光复作出了一定贡献。
柏文蔚在谋刺端方失败后，逃出南京。他先到吉林胡殿甲统领的吉强军中担任文帮带职，兼马步队总教习，后任屯田营管带、屯田标标统。1908年，清廷在奉天成立督练公所，征集新兵，柏文蔚在该所参谋处任二等参谋，联络蓝天蔚部官兵，结识各路绿林好汉，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柏文蔚动身南下到达南京，在新军第九镇中和数十名军官研究起义方案，策动第九镇统领徐绍桢率部起义，赶跑了清提督张勋，占领了南京。随后，柏文蔚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军长，后接替孙毓筠就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革命党人张汇滔侥幸逃脱后，回到故乡寿县，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同盟会江淮分会会长的重任。他在寿州成立“信义会”，先后参与策划震动全国的徐锡麟、秋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皖浙联手起义案，及熊成基率兵发动的安庆马炮起义案。安庆熊成基起义失败后，信义会暴露，张汇滔领导的皖北革命活动暂停。
1911年4月，张汇滔参加了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誉的“黄花岗”之役，担任第二批“江皖先锋队”领队。当他正在香港乘船赶往广州海中，黄兴因情况突变仓促发动，结果大部分英杰血染沙场。张汇滔此时尚在赴广州的船上，没有赶上参加起义。他悲痛地吟诗：“只送良朋去，不见旧友归，来日再举时，功成魂魄飞。”起义失败后，他返回上海，来往于沪皖两地之间，意图再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4日，张汇滔率领寿州革命党人迫使知州和寿春镇总兵缴械投降，兵不血刃光复寿州，解救出段云、权道涵等人。
再说两次破获革命党人刺杀案的两江总督端方。
尽管端方早已被革命党人作为暗杀对象，但因他防范严密，使革命党人无隙可击。1909年，端方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清廷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然而，在慈禧太后出殡之时，端方因拦路拍照，遭到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御史胡思敬乘机弹劾他在两江总督任内贪残横暴。这样，端方就被摄政王载沣罢官。1911年5月，清廷重新起用端方，委其为渝汉铁路督办。但端方到武汉后，因欲与湖广总督瑞徵争功，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四川保路运动。1911年9月，四川局势濒于失控，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率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入川镇压。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赴川新军受革命风潮影响，思谋兵变。11月27日，当端方率新军行至资州时，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被倾向革命的新军军官刘怡凤刺杀。
端方这位杀害革命党人的清廷封疆大吏，最后终于被革命党人以暗杀的方式结束了性命，也算是命运使然。新军士兵刺杀端方后，将端方、端锦的头颅浸于两个煤油桶内，派人送回湖北武汉进行展示，以激发革命党人的反清排满斗志。
端方死后，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将他与张之洞进行了认真比较，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
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