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初，汪精卫偕同红颜知己陈璧君到了日本。
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与自己一起北上行刺，做革命之薪的志士。他先后找到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曾醒等人，在日本组成了暗杀团。
他们在日本积极筹款、买炸药，学习爆炸技能，秘密进行暗杀准备，准备暗杀清廷高官。
在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中，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炸弹专家：黄复生和喻培伦。
黄复生（1883—1948），四川隆昌龙市镇人。他初名位堂，字明玉，易名树中，字理居，后因造炸药负重伤治愈，乃号复生。他幼年师从隆昌宿儒江云生，课余喜读刺客传记和民族英雄演义，产生了“拔剑起蒿莱”思想。1901年，他入川南经纬学堂，三年卒业，成绩优异，由组新学社资助留学日本，选学化工，专心研制炸药，结识诸多留日志士仁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建立同盟会，黄复生与熊克武、黄文琴等川籍志士数十人入会，被推选为四川分会会长，兼民报社经理。他在学堂时喜读剑客传，素怀荆轲、聂政之志，对暗杀颇感兴趣。经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复生到横滨跟随梁慕光学习研制炸弹。
1906年回国，入成都华阳中学做翻译，借以秘密组织同盟会，介绍曾圣瞻、黄圣祥等人加入同盟会。川南地区同盟会积极筹备起义，黄复生前往永宁兴隆场研制炸弹，不慎炸药引爆而受重伤，左目炸瞎，当场昏迷，遂被革命党人送往重庆就医。经德国医生手术，他半年后伤愈复明。
1908年，黄复生在上海与喻培伦会合，共同研制安全炸药。这种安全炸药研制成功之后，他们又研究引爆法和弹壳制造术。他们携药弹前往汉口，欲与汪精卫一起暗杀两江总督端方，因端方改道而未果。
黄复生阅读了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表示：“我也愿意做革命之薪。”
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了黄复生。当时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
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做革命之薪吧。”
这样，黄复生便参加了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的暗杀团。
另一位暗杀团成员喻培伦，是清末革命党最有名的“炸弹大王”。
喻培伦（1886—1911），字云纪，四川内江人，其父一度在宜昌督办盐务，因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愤而弃官为民，在内江经营糖业。他少时聪敏好学、喜好机械。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署名为“世界恶少年”。1905年初，他携弟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工业预备学校及千叶医科学校。1907年12月，卒业于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旋入大阪化学研究所，专攻化学。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刻苦学习。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洋烛、制糖等工业。在考察过程中，他制造成功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为以后研制新型炸药和炸弹积累了经验。
1908年夏，喻培伦在东京由吴玉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这时，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他在千叶医科学校药科学习时，在一次试验制造炸药中，不慎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断三指。自此，他总结经验，决心研制新的安全炸药。
为了不停止试验，喻培伦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其制造方法被称为“喻氏法”，喻培伦也被同盟会同志们尊为“炸弹大王”。
当汪精卫决定组织暗杀团北上刺杀清廷政要时，喻培伦欣然参加。
当时，同盟会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15番地，其成员大多数是来自日本，香港、澳门地区及中国南方各地的激进青年。同盟会在香港黄泥甬道也设立了秘密分会，主要任务是制造炸弹。
汪精卫原计划暗杀接替端方的两江总督陈立端，由于陈立端出国访问，没有找到暗杀机会。
汪精卫等人随后想对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尚未实施，就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汪精卫决定北上刺杀端方。
他们判断，端方北上直隶，必走京汉路到天津，就与喻培伦、黄复生、陈璧君等人改道去武汉，在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乘端方从水路到汉口北上时进行刺杀。
他们在汉口等了半个多月，始终不见端方的行迹。
原来，狡猾的端方听到革命党人要暗杀自己的风声，没敢从汉口乘京汉铁路北上，而是秘密到镇江焦山，在焦山住了三日后，偷偷地乘坐轮船取海路绕道到了天津。
汪精卫在汉口的刺杀计划未能实现，遂命喻培伦将炸弹留给了湖北革命党人孙武。
谁是暗杀的下一个目标？
汪精卫与暗杀团成员进行了反复磋商。
他认为，北京是清政府统治的中心，满族权贵要员众多，应该潜入京城，伺机对满洲权贵动手，成事后影响巨大，方可振奋革命党人之信心。
汪精卫打算与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等到做好准备工作后，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
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达天津，同盟会成员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在天津、北京等地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协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暗杀计划，并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氏很是倾心。她多次以教自己作诗为借口与汪精卫接近，汪精卫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像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与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从天津到北京后，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他们之所以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他们以守真照相馆为掩护，假戏真做地干着摄影的买卖。同时，他们在东北园另外租赁一处房屋，作为暗杀团同志聚会的场地。
守真照相馆，实际上是暗杀团的秘密据点。照相馆馆主是罗世勋。罗氏是四川内江人，是喻培伦的小同乡，早年入京求学，愤恨清廷腐败、外患日亟，渐生反清思想。当同乡喻培伦邀请他来襄助照相时，他欣然同意，实际上此时他并不知道汪精卫的刺杀行动。直到后来与汪精卫、黄复生一起被捕，才知道汪精卫等人为革命党人。
不久，喻培伦传来消息：郑毓秀将于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精卫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火车站，只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
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药顺利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随后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他们最先想暗杀的是清末巨贪、时任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但因奕劻府第戒备太过森严，出入护卫众多，他们未能得手。
正在此时，暗杀团得知贝勒载洵、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便准备到前门火车站刺杀他们。
这样，汪精卫便将暗杀目标锁定为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
2月底，载洵和载涛将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设计了暗杀计划：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火车站时，投掷炸弹将其炸死。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火车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但没有想到的是，载洵和载涛这次从海外考察回来，没有再敢像往日那样摆架子，而是比较低调，混杂在一般民众中悄悄地出站了。于是，在下车出站的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这样，他们只好终止了这次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果断决定：“擒贼先擒王”，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
载沣（1883—1951），号伯涵，姓爱新觉罗，满洲皇族，正黄旗人。父亲奕寰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封醇亲王；咸丰皇帝是载沣的伯父，同治皇帝是载沣的堂兄，光绪皇帝是载沣的同父异母兄长，载沣袭父爵受封为醇亲王。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病重时，因光绪无子，决定立载沣的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为皇帝继承人，封载沣为摄政王。光绪死后，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掌握着大清国的实权。载沣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宣统皇帝的父亲、大清朝的摄政王，无疑是清政府实际权力的核心人物。
此时，皇帝溥仪年纪还小，父亲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载沣掌权后，立即以“足疾”为由开缺掌握北洋新军实权的军机大臣袁世凯，重用载泽、毓朗、善耆、载涛、载洵、铁良、凤山、良弼等皇族亲贵，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掌握着清政府的实权。
载沣的地位如此重要，杀之可以震惊中外。故汪精卫等人决定冒险一击，刺杀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等人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
摄政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上朝，要经甘露胡同、鼓楼西大街、地安门大街，过景山至紫禁城，一路上都有严密的警卫。对于暗杀的地点，汪精卫组织暗杀成员多次实地观察地形。
汪精卫等人原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掷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发现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石桥，穿鸦儿胡同后再转入鼓楼大街前往紫禁城。
这座小桥，一般人以为是银锭桥，其实不是，现在这座小石桥已无存。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大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等人计划事先将炸弹埋在小石桥下，接出一根引爆电线，人躲在桥北边的阴沟里用电发火引爆，电流一通，就能将正在过桥的载沣炸得血肉横飞。
暗杀计划商定后，暗杀团的成员们立即行动起来。黄复生觉得铁壶装的炸药有限，爆炸力不大，便到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喻培伦把从日本带来的50磅炸药装进去，安上引爆装置，精心制成一个效果极好的大型炸弹。
暗杀团成员的分工是：由喻培伦、黄复生负责埋设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
暗杀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汪精卫与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汪精卫说：“现在要干大事了，这次暗杀行动很危险，我们都有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现在还来得及退出去，过你自由自在的生活。”
陈璧君说：“我不是为谋杀摄政王载沣而来的，而是因为我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够活下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
汪精卫此时却为陈璧君的真情实意所感动。他对陈璧君说：“既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答应你的要求，愿意做你的丈夫。”
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与汪精卫出生入死，共患难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小石桥下挖坑埋炸弹。他们刚挖一会儿，就引起四周围居民的狗叫。黄复生对喻培伦说：“你拿石头去赶犬，我来挖坑，若有人撞见，知你是过路者。”
他们提心吊胆，生怕引发意外，挖好坑后便谨慎地回照相馆了。
第二天午夜，喻培伦、黄复生再次前往小石桥，将埋炸药的坑挖大，把大铁罐放入坑内。不料，连接电线太短，拉不到小桥北面的树林里，他们只好再次回去。
自从1905年吴樾在正阳门车站血溅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后，北京城内的清廷官僚无不严加防范。载沣更是有王府护卫、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及京师警察厅的层层保护，每日上朝之路，由路过的两个区的警署署长亲自负责警卫。警署昼夜在上朝路上布置大批的暗探，小心防备。
4月2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第三次来到小石桥下。他们刚埋好炸弹，敷设好电线，就发现不远处有人影闪动。他们大吃一惊，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二人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由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留下来查看动态。
一会儿，黄复生看见一人手持灯笼观望。一刻钟后，那人就离开了。黄复生急忙从隐身的大树后奔到小石桥下，想取走炸药罐，无奈铁罐太重，很难快速搬走。他只好草草地用泥土将其盖上，随即迅速离开。这时，只见手提灯笼的那个人，带着七八个警察赶来观看。
暗杀计划暴露了，黄复生赶快回到汪精卫住处。
当夜，汪精卫等人在租居地东北园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筹划行动。尽管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警察发现了炸弹，但他们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陈璧君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大铁罐挖走呢？应该派人再去小石桥边察看一下。于是，喻培伦、黄复生各自乘坐一辆人力车分别前往。他们远远地看到小桥周围已经布满了警察，便悄然回来向汪精卫报告。
小石桥发现巨型炸弹，一时间轰动京城。
当天上午，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小石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并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的斗争。
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借此来中伤肃王；有人说是溥伦贝子干的，目的是想篡权，等等。但没有一篇是怀疑到革命党人的。
北京各家报纸的这些分析，使汪精卫等人松了一口气。他判断清廷并没有发现自己的暗杀计划，遂开始策划下次行动：喻培伦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以便再次行动；陈璧君和黎仲实到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京，观察动静，待炸药运来后图谋再举。
4月4日上午，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喻培伦、黎仲实离开了北京。
此时，同盟会员白逾桓匆匆来到守真照相馆，催促汪精卫赶快逃走，因为清政府的侦查机关已全部出动，不可能不怀疑到这里。关于会露馅的明显疑点，他分析说：“近来留学生到北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哪有归国留学生开照相馆谋生的？只骗得了你们自己，骗不了别人！”
但汪精卫仍然抱有侥幸心理，没有离开北京。
三天后，报纸再次登出新闻，说小石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并被处死。汪精卫等人一边庆幸警察愚蠢，一边又为这个无辜者感到心情沉痛。他们放心地留京继续实施暗杀计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大大低估了清政府的老辣和狡猾。
当清政府发现小石桥下的炸弹后，立即判断出这是革命党人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以及案犯已被捕处决，都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麻痹行刺者，使之安心地留在北京。而当4月3日黄复生再去小石桥侦察时，就已经被醇亲王的马队卫士发现了。卫士们一直秘密跟踪他来到琉璃厂守真照相馆，并开始对这个照相馆进行监视。
清廷巡警起获了喻培伦制造的那枚大炸弹后，认真进行了检查，并请在京的欧美拆弹专家检验。这些见过世面的洋专家看后，惊愕不已。他们立即断定：这枚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绝不是国内一般人能够设计制造出来的，一定是在国外制造的。他们随后发现，这枚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造，但炸弹外壳上的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应该是在北京制造后组装上去的。
于是，警探们拿着从这枚大炸弹上拆下来的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大铁匠铺进行核对，力图找到它的出处。
4月6日上午，鸿泰永铁铺老板指证，装炸药的铁罐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
警探们便将眼光聚焦到“守真照相馆”，汪精卫等人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警探经过多方调查、走访，发现守真照相馆这些不留辫子、身穿西装的男青年进进出出，十分引人注目。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10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
1910年4月16日，清政府的警察们严密包围了“守真照相馆”，查出了装炸药的大铁桶残留铁皮，警方认定小石桥下的炸弹就是这帮不留辫子的青年们所为，就当场逮捕了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等人。
北京《正宗爱国报》对此作了报道：“初七日上午十一点钟，有五六个不知何处守兵的人，手持洋枪，由前门外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守真照相馆内，用白绳绑一人，年二十，东洋装束，无发辫。还绑了三个中国装束的人。”
两天后，该报继续报道：“四月十六日内左一区某警官带同巡警，由守真照相馆内拿获汪某一名，广东人，东洋装束，戴着假辫子，并获该馆主人黄弗甲，四川人，及厨子、馆役各一名。又在东北园路西小胡同黄弗甲家中，搜出皮包七个，内装火药药水、改锥、剪刀、小刀，并起出手枪等物，一并押解内城左一区。是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将全案解交城总厅。”
从此，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即关入法务部大牢，开始了艰苦的铁窗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