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一、蔡绍南等湖南革命志士的英勇牺牲，令同盟会同志更加坚定了反清决心。回到国内的湖南革命志士杨卓林、李发群等人，决定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为萍浏醴起义死难烈士复仇。
李发群（1873—1913），字芋掸，号剑飞，湖南醴陵人。李家为富里望族，其父李青蕃学贯经史，拔贡出身，曾任云南省易门知县。李发群天资聪慧，自幼由其父亲传授课文，诗文都能熟记诵读。年稍长，更是好学不倦，文思敏捷，且少有壮志，被族人誉为“神童”。一日，父亲同窗契友张云齐来访。张云齐命题面试，李发群从容应对，无一出错，张云齐颇惊异，令其女张汉英与李发群共砚攻读。由于张云齐执教既严且勤，二人学业皆大有长进。张云齐与李青蕃遂订儿女亲。李发群夫妇在双方父母的赞同下赴长沙就读新学，张汉英考入女子学堂。
l905年，湖南巡抚端方遴选女学生官费留日，张汉英获选。李发群本人拟申请自费留日，并送妻子前往上海东渡。临别拍照留念，同乡傅熊湘为李发群夫妇照片题诗曰：“大陆女权久沦殁，同志维欤妇与夫；自由神见双双影，不比寻常仕女图。国民责任尽人同，又见罗兰玛志侬；让我雌飞雄暂伏，钗裙究胜丈夫风。”次年，李发群也获准自费留日，同行者有杨卓林等人。1906年8月2日，李发群夫妇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杨卓林的革命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
杨卓林（1876—1907），亦称卓霖，又名恢，字公仆，湖南醴陵人，自幼常随父经营商业以营生。稍长，卓林体格魁伟，勇武过人，喜读书，性好武，以任侠闻于乡里，乐与会党中人交游。他尝夜借邻烛读兵书及中外战争稗史，读至激动处，尝拍案狂呼：“大丈夫生不封万户侯，当赴锋镝死耳，安能与乡里小儿讨无谓生活哉！”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大志趣。
1893年，杨卓林投入清军江南福字营当目兵。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随军北上，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战争结束以后，杨卓林至广东、香港等地活动，复投入张春发营为目兵。1900年，他升任武卫左军队官，并随张春发开赴京津一带，与八国联军接仗。他奋勇当先，勇敢杀敌，在张家湾战役中，刺死日本骑兵斥候等多人，其左脚亦被枪伤，因伤不能行走，“睡卧荆棘中，各国兵队在身旁行过，亦不觉得，天明复逃至运粮船上”，从而得以幸免。
两次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经历，使杨卓林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凶残，愤恨清廷乱政误国，从而由爱国产生了反清革命思想。于是，杨卓林遍游全国各地，广交江湖豪侠，如关外之红胡子，山东之响马，长江之盐枭，江西之洪江，浙江之青帮，闽粤之三点，皆欲结其魁杰。
通过一段时间与会党的联络，杨卓林认识到会党群众虽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具有落后散漫的一面，无法约束，“不足与有为，遂决心转学陆军”，以期将来学成，从清军内部夺取军权，实行反清革命。于是，他再投张春发营内，充随员，并在张春发所开办的随营武备学堂学习军事，整整两年。后闻江南开将弁学堂，他经标统杜云秋举荐，进入南京将弁学堂，于1905年7月卒业。
杨卓林在南京将弁学堂学习期间，德国向两江总督周馥提出将南京狮子山割让为租借地，周馥准备同意。对于这种无理要求，苏浙各界人士群起反对，但慑于官威，皆敢怒而不敢言。杨卓林对此事极为愤慨，他说：“国家土地，不可以尺寸与人，否则以卖国论罪，况狮子山乃长江险要耶！”并倡议刺杀周馥。他平时常以手枪自随，准备相机行事。但此事为周馥的爪牙侦知。
租借狮子山一事虽然由于各界的反对而作罢，但周馥对杨卓林的暗杀之谋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湖南宁乡人陶森甲时任南京将弁学堂提调，素来器重杨卓林之才学和为人，遂将周馥欲加杀的阴谋密告了杨卓林，还以“徒死无益”、“留此身以有待”之类的话相规劝，资助他赴日本留学。这样，杨卓林被迫离开了南京。
1905年秋，杨卓林与李发群等人负笈东瀛，入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横滨跟从广东革命党人李植生学习制造炸药、炸弹的技术，为武装反清做准备。1905年秋，杨卓林由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骨干。杨卓林在江湖上结识的革命志士很多，他遂将这些反清志士介绍到同盟会中，前后达数百人之多。
杨卓林与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多次会晤，极得信任。他常听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孙中山亦多次向他询问革命军起事的战术及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杨卓林每问必答，将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颇得孙中山的赞许。
他向孙中山等人痛陈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指出：“俄得我东三省，直达南下；法人得安南以踞云南；日本得台湾以踞福建；英夺我长江之权利，最为伤心。”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豆剖，杨卓林甚感忧虑。他反复说明非推翻封建专制，无以挽救危亡。他说：
“今日世界各国皆是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所以能强天下，欧洲俄国大彼得帝，为当世专制之首，国至今日，犹有虚无党之推翻政府，可见专制国之无用，不如立宪共和，国民可议庶政，可享平等之福。”
陈天华在日本投海殉国之后，杨卓林痛不欲生。他从东京迁居横滨，继续研制各种炸弹，以为暗杀之用。12月底，姚宏业被留日学生推举为归国设学代表，路过横滨时与杨卓林道别。两人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勖。次年3月27日，姚宏业自沉黄浦江死难，杨卓林痛定思痛，悲愤交集，决定奔赴国内，准备在长江流域发难。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致函杨卓林：“使往广东起事响应，以牵制官军。”
由于萍浏醴起义很快失败，杨卓林赴广东联络会党响应起义的计划未能如愿。
然而，杨卓林并不因武装起义的失败而气馁，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并抱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对好友说：“吾将觅死所矣！”
杨卓林百折不挠，蹈厉向前，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奔走。他因与清驻吴淞标统周维藩为旧交，便亲自前往游说，劝周维藩反戈一击。周维藩答应可以赞助反清革命，却不愿承担发难之责。
早在萍浏醴起义即将失败之时，杨卓林便与李发群等人商议，准备首先谋刺两江总督端方。现在见游说周维藩不见成效，便决定将刺杀计划付诸实施。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21岁由荫生中举，捐员外郎迁郎中。1896年任张家口税关监督。1898年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他因著《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的“圣德”，被清政府提任陕西代理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等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难到西安，时为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太后百般逢迎，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赢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端方因接驾有功，任河南布政使，擢升湖北巡抚，赏头品顶戴，兼兵部尚书衔。1902年10月，他代理湖广总督，积极推行新政，压制湖北留学生的革命宣传。1904年5月，他署理湖北巡抚，10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2月任湖南巡抚。他抵达湖南后，立即捕杀了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合作反清的会党首领马福益。
1905年底，端方被清廷派赴日本、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奥地利等国考察政治，倡导君主立宪。次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在任内，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被誉为清廷“奋发有为”的栋梁之才。然而，面对日益活跃的反清革命运动，端方采取了安抚和镇压相互为用的反革命两手，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活动，捕杀反清革命志士，深为革命党人所痛恨。
正因如此，端方成为同盟会成立后南方革命党人暗杀的首要目标。
杨卓林等人将暗杀目标确定为端方之后，秘密与长江下游的会党首领联系，预计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举事响应，乘机刺杀端方。
杨卓林秘密托人购买了炸药，自制炸弹。
李发群欣然赞助。
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秘密会党丛集地，杨卓林随后便与李发群、廖子良等人携带购置的炸弹前往扬州，与扬州地区的会党联系，策划刺杀端方的事宜。
在从上海前往扬州的途中，杨卓林结识了湖南同乡刘炎、肖亮二人。这两人名义上是江苏会党中人，并且还是会党中的小头目，实际上是两江总督端方安插在会党中的秘密侦探。他们奉端方之命，专门在沪、宁一带探查革命党人的行踪，假装投入会党之中，冒充会党头目，在各地遍设陷阱，诱人入彀。
一心想刺杀端方的杨卓林，显然放松了必要的警惕。他不知其中有诈，竟被肖、刘两人“纵谈革命”的假象所迷惑。杨卓林以“革命军副司令”名义，委任肖亮为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官”，刘炎为革命军的“都督”。他以孙中山的名义，各发给他们两人执照和关防，以便联络会党。
肖、刘两人得到杨卓林的委任状之后，不仅没有按照约定进行联络会党之事，反而立即跑到南京两江总督署，将探听到的杨卓林等人企图刺杀端方、联络会党谋反的情况，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报告。
端方闻听两人的报告之后，大惊失色。他决定立即采取围捕行动，一面派肖、刘两人即刻返回扬州，会同扬州地方官府缉拿杨卓林等人，一面密令扬州地方官府调集军队，就地缉捕杨卓林等人。
当杨卓林与李发群、廖子良等人携带炸弹到达扬州后，肖、刘两人也随后赶到扬州。肖、刘两人与扬州官府联系，秘密设计了多种逮捕杨卓林等人的方案。
此时，杨卓林等人对肖、刘两人的阴谋毫无察觉。肖、刘两人找到杨卓林等人后，以汇报自己联络的会党情况为名，把他们诱骗至扬州附近某镇茶楼之上。当杨卓林三人来到茶楼时，清军早已设下埋伏。肖、刘两人配合清兵，将完全没有防范的杨卓林等人加以逮捕，并立即派兵押解到南京加以审讯。
随后，肖、刘两人又领着清军找到杨卓林等人居住的客栈，在栈楼中搜出了炸弹八枚，制炸弹药料多件以及草拟的革命文件数件。
两江总督端方见破获了革命党人的谋反大案，并逮捕了刺杀自己的杨卓林等人，非常高兴。他立即委派审判官朱恩黻对杨卓林等三人加以审讯。
杨卓林在受审时，表现得十分坚强。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刺杀端方的主谋，这次暗杀活动，与李发群、廖子良等人无关，并且指认端方的密探刘炎、肖亮是自己暗杀的同伙。
杨卓林慷慨陈词道：“我是国民杨卓林，孙文之副将军。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毋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迫我黄种，卓林心存保黄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廖子良、李发群两人乃我骗来教习的，受我之害，拖累无辜，恳各位审判官保全二人生命。制造棉花火药之硝酸、酒精各药水，是我同肖、刘一起买的。”
审判官朱恩黻取得口供后，为杨卓林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有意要保护这位革命党人。
他回报端方说：“杨卓林罪涉疑似。必欲诬杀，宁免我职。”力保杨卓林等人无罪。
端方半信半疑。杨卓林刺杀案，并没有马上定案。
此时，警监何黻章意欲邀功，向端方力言杨卓林等人刺杀总督、图谋叛乱的罪证确凿，并坚持认为李发群、廖子良两人系杨卓林的同谋，应该给予严惩。
杨卓林将所有谋反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并极力保护李发群、廖子良，尽力将密探刘、肖拉进来，作为谋刺同伙，令端方颇感为难。
端方认为，该案关系重大，不可草草结案，于是亲自加以提讯。
在再次审讯过程中，杨卓林仍然坚持自己是暗杀的主谋，刘、肖是暗杀的同伙，这次暗杀行动与李发群、廖子良没有关系。
为了保护李、廖两位革命同志，杨卓林大骂端方，愤然掀翻案桌，以求速死。
关于当时的审讯情况，据报载：“卓林知祸已迫，廖、李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骂且起，前奋冲上前，一怒掀翻案桌，案折。谓事与彼二人无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速杀我，毋及无辜。”
面对大义凛然的杨卓林，端方坚信他是谋杀自己的主谋，也认定李发群、廖子良是被杨卓林挟裹进来的。他当然清楚，刘、肖二人是自己派出搜捕革命党的密探，根本不可能是杨卓林的同伙。于是，端方最后宣判称：
“杨恢系孙文党羽，授为伪副将军，今往各处运动，李发群、廖子良游学日本，喜谈政治革命，被杨煽惑入会，未受伪职。杨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
正是由于杨卓林独自承担暗杀端方的责任，李发群、廖子良二人得以免死。
1907年3月20日，杨卓林在南京东市英勇就义。孙中山闻听之后，非常伤感。他沉痛赋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杨卓林牺牲后，湖南萍乡人叶钧与醴陵人潘晋收其尸葬于南京。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呈请以南京太平门外玄武湖原端方私宅，改建烈士祠，主祀先后被端方杀害的革命党人杨卓林和郑子瑜，并附祀曾谋炸端方等五大臣而殉难的吴樾、谋刺载洵而被害的熊成基以及蹈海而死的杨笃生、陈天华等革命烈士。
不久，陆军部长黄兴派遣部员护送杨卓林的灵榇回湘，安葬于长沙岳麓山。杨卓林墓位岳麓山五轮塔右下侧，茔地约十平方米，墓冢由花岗石砌成正方形，大小两层相叠，呈阶梯状。墓碑置于墓冢顶端，呈下大上小的四方塔形。整个墓茔小巧玲珑，与高大雄伟的五轮塔相映成趣。
再说说与杨卓林同时被捕的另一位革命党人李发群。
他在南京监狱关押期间，患有重病，得不到治疗，生命垂危。其妻张汉英在日本闻讯之后，急忙回国，匆匆来到南京，对李发群多方进行营救，但均没有成功。这位巾帼英雄并不灰心，决定毅然冒死独闯总督府，以门生之礼晋见两江总督端方。
端方不知张汉英的底细，欣然接见了她，并设午餐加以款待。张汉英起初只叙述自己留日求学的事宜，并不提及其他问题。等到与端方等人入席就餐时，突然痛哭失声，悲伤得无法进食。
端方惊问其故，张汉英便力诉其夫李发群蒙冤，将瘐死狱中，愿入狱替代丈夫出狱就医。端方叹服张汉英贤淑且深明大义，立即命令狱吏解除李发群的刑具，移狱治病。李发群在外治病，病愈后仍被端方判处十年监禁。
1909年，宣统皇帝登基后，虽然照例大赦天下，但是决不赦免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张汉英从日本再次来到南京，请得力之人积极相助，据理申诉。l910年9月，在张汉英的多方营救之下，李发群终于获释。
李发群出狱后，与张汉英立即投入到反清革命运动中。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发群先后随黄兴在陆军部和南京留守府任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李发群随黄兴再次来到南京，出任江苏省民政司长。张勋率辫子军攻陷南京时，李发群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