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吉剧刚兴起时没有京剧那种唱、念、坐、打之类的功底，演戏的绝活儿还是二人转那一套，唱腔也以二人转曲牌“文嗨嗨”、“武嗨嗨”为主，所以表演班的学员除了嗓子好之外，甩手绢儿的工夫就最出彩。学员里女孩子多，学戏时争强斗胜就更激烈，可也是没隔多久，也就到不了半年吧，表演班里一个女孩很自然地成为了学员里的小尖子。顺便说一下，我们团那年招的学员一大多半来自农村，原因大概是二人转在吉林农村更普及吧。
这个女孩就来自农村，人称三妹，手绢功、扇子功底特别好，那嗓子又亮又甜，扮相更没的说，本来就应当是成角儿的人材。
人家三妹被招进剧团后，在老师指导下又练活了甩袖子功，在女孩里她不拔尖谁拔尖？刚进团时三妹只有十五岁，梳一条大辫子，爱穿碎花儿中式小袄，水灵灵的，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全团小伙子的梦中情人啊。东北二人转爱唱“大姑娘浪”，可这个农村出来的三妹一点儿不浪，台上风风火火，台下文文静静，真是招人疼招人爱的小丫头。
剧团规定学员班三到五年出师，两年后三妹就正式登台，在我们学演的《蓝河怨》、《桃李梅》等大戏里担任了重要角色，老师都说她前途无量啊。
因为我们是个新剧团，行帮习气少，领导管得也挺严，剧团风气不错。对于二十多个学员，领导规定出师前一律不准谈对象，表面上也没啥问题。让我万万也想不到的事是，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二嘎和三妹能发生让人感慨不已的恋情。
要说是恋情，可能过了一点，因为刚进剧团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对男女感情事大家还是懵懵懂懂的，不会真的恋爱。
其实，二嘎和三妹的感情是那个特殊时代促成的。我回忆，最初的征兆应当是1964年秋天，我们剧团到长春参加全省现代戏调演那一次。当时全省各吉剧团都认真准备，各家都排了好戏，拿出最佳阵容，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团三妹已经演女二号，二嘎也是第二主弦，两人几乎是团里的骨干接班人。
那时候团里没有专职舞美队，装台的活儿全是大家伙儿一起干。我们装台那天，二嘎蹬梯子挂一棵大树的吊景片，不知怎么回事儿梯子就倒了，他从四、五米外摔下来，摔了个满脸花。
让大伙儿想不到的事儿是三妹的表现，她惊叫着第一个冲上去，把二嘎抢抱在怀里，掏出手绢揉着二嘎脸上流血的伤口，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乐队的小伙子们，背着二嘎去医院包扎伤口，三妹一路跟随一路哭，就象二嘎是她亲哥似的。后来二嘎带伤坚持参加演出，受到团领导的表扬，三妹还专门给他买了两袋奶粉调养呢。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他俩互相倾慕的一个开端吧。
我和二嘎住一间宿舍，他的表现他的心思我慢慢都看清楚了。这小子绝顶聪明，没两年他就开始为新戏创腔谱曲。
我发现，但凡是三妹扮演角色的唱腔，他谱曲必定格外地用心。
有一次，他曾大胆地把柳调里的曲牌《红柳子》和嗨调中的《打枣》结合在一起，为三妹谱了一段唱腔，效果特别好。业余时间还经常叫上三妹单练，什么正板、宽板、慢板的反复调整曲子，后来在演出中受到省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甚至开始风传上面要调二嘎到沈阳音乐学院深造。
那段时间我就发现，二嘎和三妹关系不一般了，有时下班后他说是去找三妹排戏，后来我在练功房找不见他俩，而他却挺晚的时候才回宿舍，脸上那种幸福劲儿瞒都瞒不住。
我问过他：“你和三妹搞对象啦？”
他总说：“没。师兄妹呗。”那种幸福没享受多久，1965年我们团搞“四清运动”，二嘎的前程毁于一旦。文化局工作组进驻剧团后，很快撤消了二嘎的板胡主弦位置，暂时改为伴奏二胡，原因是二嘎家出身反动，历史问题严重。同时工作组找三妹谈话，警告她贫农出身的女演员和反动家庭子女交往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不听组织劝阻可能开除共青团团籍，并且不再担任主演。据众人观察，他俩再无来往。
表面上看，“四清”风暴已棒打鸳鸯。我当然清楚，他俩是分不开的。我和二嘎多年交情，不可能揭发朋友。自从改任二胡伴奏后，二嘎没资格也没心思再为剧组谱曲。他却自创了三首二胡短曲，在那几张只有我曾看见过的谱纸上，三曲分别命名为《命运》、《青春》和《真情》。
他拉起琴来，那《命运》象纵横激荡的狂吟，《青春》似热血沸腾的激奋，而《真情》是一支幽雅舒缓的小夜曲。毫无疑问，他的音乐天赋是极高的，曲子是成功的，可惜听众只有我一个人。我曾对二嘎说过：“兄弟，别灰心。你的曲子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让我想不到的是二嘎这三支曲子是写给三妹的。真是知音啊！当他们的爱被政治运动隔绝之后，这三支曲子所包含的内容只有三妹一个人能真正听懂。隔一段时间我就看明白了，二嘎拉二胡就是传情与述说，那音韵变化无常，乐声如泣如诉、若即若离，能将爱的忧伤、爱的永恒，甚至爱的信息用琴声轻轻倾诉，直入三妹的心扉。可以说，二胡曲子就是他的倾述，他的心声。女演员宿舍就在我们的楼上，二嘎拉琴是有规律的，那必定是三妹排戏之后回宿舍休息时。
我后来又觉察到，有时二嘎拉的某曲某段肯定有隐含的内容。因为有时拉完几句曲子他就会外出，肯定是与三妹约好了相会的地点，凭借二胡在传递信息。
整个剧团恐怕只有我看穿了这一点，我只能在内心默默祝福这一对真心相爱却前途莫测的有情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乱最终拆散了他们那怕是隐密的爱情。记得是在1967年春天里吧，我们团正在排演样板戏《红灯记》，三妹演李铁梅，二嘎仍在乐队里拉二胡。
事发太突然，我们大家伙正在排练场里排戏，突然冲进来一群身穿旧军服、臂带红袖套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就把二嘎从乐队里拉出来，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拉了就走。
剧团还是有胆大的人上来阻拦，尤其是李铁梅打扮的三妹最为激烈，她大声质问：“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是在破坏革命样板戏！赶快放人！”造反派带头的嘿嘿一笑，蛮横地说：“凭什么？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告诉你们，这小子他爹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他娘抗拒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今天，拉这个狗崽子回去接受批斗，谁敢拦着就是反动，就砸烂他的狗头！带狗崽子走！”说罢，拖上二嘎就走……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这一刻。
三妹抢先冲到排练厅门口，伸开双臂阻拦，变了声调地怒吼：“我是贫下中农！我是李铁梅！你们要带他走有本事先打死我！”造反派头头一拳就打在三妹脸上，一脚又把她踹倒，大喝一声：“王八戏子吹鼓手，你也配当李铁梅！”一挥手，“带狗崽子走！”三妹嘴里流着血，在地上爬着，仍在喊：“剧团的爷们儿，你们是男人吗？二嘎是你们兄弟呀！”说来惭愧，谁都没敢动，只有三妹才像是爷们儿啊。
事后才听和二嘎家同在一个县的师兄弟说，二嘎娘是个老实本份的农民，成分只是个下中农。可是“四清运动”翻旧账，查出来二嘎爹竟然是关进大牢的国民党，还从她家搜出了一堆带有国民党标志的勋章和奖牌。
从“四清”到“文革”，二嘎娘被批斗无数次，让她交代历史罪行。文革初期他娘就被游街示众，挂上破鞋，顶上高帽，脖子上边挂了块写有“反动派官太太”的大牌子，受尽了折磨。
众人都说，无论怎样批斗，二嘎他娘就一句话：“我男人是打小日本的抗战英雄！”任你打、任你骂，她就是不改口。
最后一次是造反派警告她：“你再不认罪交代，我们把你儿子抓回来一起斗！”当夜，二嘎娘上吊自尽。又据说，二嘎被抓回家乡后，像他娘一样，也只有一句话：“我是国家养大的，我从小没有爹。”
传说是他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后，被造反派扔到荒山上去喂野狗了，从此再无下落。我那个师妹小三妹呀，是我这辈子从没见过的好女人。她硬是等了二嘎十多年，谁劝也不嫁人。1976年动乱结束，吉剧恢复了生命，再次获得发展，业务精熟的三妹很快成名。
1979年在她三十二岁那年才结了婚，嫁的是老家同村出来经商的老乡，那人也是追她等她耗了十多年。三妹她丈夫的公司经营挺好，婚后不久得了个女儿，小日子过得不错。按说，这日子就应当安稳地过下去了。
世事难料哇！1981年秋天，我们团到北京参加调演，演的是我写的新戏，主演仍然是三妹。戏演得挺好，三妹还得了个奖，本应皆大欢喜，事情突发在我的偶然之间。已经决定返回吉林的头一天，北京一位朋友给了我两张音乐会的票，是个旅美华人音乐家的专场。看姓名不认识，是洋名，叫汉斯还是汉里斯吧。好像名气不太大，音乐会的名称挺引人，叫《春天的旋律》。为了散散心，我就约上三妹一起去听音乐会。
乐团是交响乐团，领奏却是一把中国二胡，演奏者是位十六七岁的孩子。
说实话，乐声响起，第一旋律就把我震撼了，惊呆了。因为宏大的交响乐奏响的第一个乐句，就是当年二嘎写的曲子《命运》的旋律。我忙着侧脸一看，三妹早已泪流满面，目光呆滞，神色恍惚。转眼间二胡声响起，如泣如诉的当年二嘎写的《青春》旋律让我都不能自禁。
三妹大概忘了周围的一切，喊了一声“二嘎呀！”竟放声痛哭，剧场里一阵喧哗，周围观众也怒目而视。我忙搀扶着失魂落魄的三妹离开座位走出剧场，耳边轰轰然响起的是由交响乐团演奏的二嘎《真情》的熟悉旋律。
没走到出场口，三妹已如泥一般瘫倒在我的怀里。我是在众人注目下，强忍着悲痛，抱着三妹走出剧场的，脚步踉跄不稳，因为又有两位剧场的工作人员上来扶着我的胳膊。
到休息室，三妹仍是哭泣流泪，喃喃地说：“二嘎没死哟！我要见二嘎哟！”
我请剧场工作人员照料下三妹，自己不顾一切从侧门冲向后台。有人拦我，我就说：“我要见作曲的音乐家，他肯定是我朋友！”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笔挺西装，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急步走出来。还用问吗？那家伙就是砸烂骨头烧成灰我也认识的师弟二嘎呀！仿佛有神通，二嘎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三妹在哪儿？”
我简单说两句话，拉着二嘎就往剧场休息室跑，几步路后他就跑在了我前头。刚到休息室大厅，二嘎猛地站住了脚步，只见三妹也站了起来。
二嘎轻唤一声：“三妹！”三妹一仰头，悄无声息地昏倒在地上……
哎呀！现实太惨，生活太无奈。这是三妹和二嘎此生最后一次相会，从此天各一方，再没有联系。他俩见面时，二嘎的太太就坐在剧场里听丈夫的音乐会，从始至终没有参加这对当年有情人的重逢。三妹清醒后，泪水涟涟，语不成句，是我帮她向二嘎述说了这十多年的简况。
二嘎是条汉子，虽然语调哽咽但强忍了眼中的泪。
我记得最清楚的他的话是“国内环境变化很大，三妹你一定有好的发展。我永远祝福你家庭和睦，生活幸福！”
三妹的话是“你有个儿子，我有个女儿，咱们让下辈人联姻吧。”
二嘎的回答是：“三妹，忘了我吧。”这算是故事的结局吧。
在李哥讲述时，我几次忍不住要打断他，想问个问题，但怕影响他的回忆，没敢提问。
听到结局二字，我忙问：“李哥，你师弟二嘎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他回答：“张和平。”
这已经被我猜中了，赶忙再问：“你有他现在的地址或联系方式么？”
李哥耸耸肩头，叹口气，才回答：“他好像人间蒸发了。
再没回过国，再没和剧团任何人联系。有人到过美国，在美国都查不到这个人了。
我想，他这样做才是真爱三妹吧。”
哦！当一棵树开了花，你知道她是在哭泣还是在微笑？
当一片晚秋红叶落地，你知道她是在回忆还是一片咯出的鲜血？
或许有情人活在世上，心相通，心相系，心相惜，这才是真爱吧。
人类的进步之轮总在飞转，总有些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情感埋在人们心底，而在现实中无处可觅。
这是千古怅然之事。
我平生未曾谋面的张和平，等你千年不见，父辈早已成灰，我的青丝也渐成白发。无奈，无奈呀！
我从青春时节积蓄的浪漫主义情怀，如今只剩下稀寥寥的几叶回顾，相信你我心中只有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不灭！
二十二、
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常见物欲的旗帜高场，所以精神的坚守和理想的把持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当精神和理想汇聚成一种真正的力量时，我们才有可能在用较为清醒的目光，去看破现实的种种迷惑，让思想穿透历史的纷杂。
我曾经以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百余年前的八旗子弟已经消亡，满族人的血脉早溶入整个中华民族的洪流中。
但是，随着我自云南边疆返回京城，渐渐地接触到北京文化界的边缘，结识了一批满族人士，却发现那种八旗子弟的血脉依然如故，民族风采照样夺目。
我说的绝不是什么“清宫戏”和“穿越剧”，也并非所谓娱乐式的所谓清谈，那不是现今社会现实中满民族的主流。
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我以为，先生所言是对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最高颂歌，也是对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性格的准确描写。
我所认识的满族学者中，许多人正是如此为人处世。当然，但凡是骨傲心高、超凡脱俗，不计名利的人，也大抵都一样的命运多舛、坎坷曲折，然而那种八旗子弟的血脉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