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是一着险棋。有些越级“上访告状”的人得到怎样不堪的后果，我也是略有所闻的。
在单位里我的确有些桀骜不驯，有时没把基础领导当大官看，这只是性格使然。
我心若水，并无歹意，但遭遇总是坎坷不断。我年轻时还算有血性的人，并不怕事，也经历过风险。
索性说吧，上世纪七十年代里，我连“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儿也干过。那是位我们一起在文艺战线共同奋斗过的朋友，也是文笔不错的写手，离开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小县城后，他到滇东北一家工厂工作。大概是小文人清高，或者是过于耿直，他得罪了当地的黑社会一般的某种势力，人家放出话来要“敲断他一条腿”。
他打长途电话向我求助，我没多想便邀约两位还算身强力壮的朋友奔赴滇东北。
我们都带了刀，都是开了锋的匕首，但我的本意不是去玩命，而设法息事宁人。
到达后经了解便认清，对手虽说称雄地方，不过是群乌合之众，为首者是个公职人员，经常欺凌弱小。
我摸清了这家伙的准确住处，决定深夜十点多出发，登门拜访这称霸一方的人物。
事先我就嘱咐，随行的两位弟兄进门只管把刀插在他家桌中，说话的事我来担当。深夜敲门，那厮也还镇定，当两把匕首狠狠地插在他家桌子上时，他才有点惊慌。
他说要出门去找个人，我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平静地说：“听说，你要敲断×××的一条腿？”他反问：“谁说的？”我冷笑一声，并不提高声调地继续说：“我们根本看不上你手下那帮毛毛虫！今天来是告诉你一声，×××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事你少管。
你们要是敢再动他一个手指头，我让你两条腿都不能走路！”那厮真吓傻了，这京腔京韵十足的江湖话，恐怕他从未听到过。
当时他就掏出烟来分发，忙不迭地说：“大哥，抽烟。误会呀，都是误会。”我们走后，果然风平浪静，那位文学朋友再没遇到麻烦。
但是，那是江湖，而我如今面对的是官场。我不能预料我将面对的怎样态度的高层领导，能不能继续完成我的电影剧本？
重拾起当年的胆量，我心怀忐忑地第一次走进了国家部委级机关的大门。
在我们的生活中崇高是一种精神境界，而能够体验崇高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无论事过多少年，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国家部委级机关的大门后，见到了几级领导，体验到的真的正是一种崇高。那是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崇高，是完全无私的崇高。
我和部机关内的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陌生人，我写电影剧本的事似乎与他们主管的生产没太大关系，对于前景未抱多大希望，但是冲击我肺腑的都是迎面而来的暖流。最初接见我的是文艺处处长，听完我简述后说事关重大，立刻带我去见政治部宣传部的部长。
宣传部长的作为更让我震惊，在我汇报完面临的难题后当即拿起电话，拨通了云南省局局长的座机。他几句话说明我的情况后，告诉省局局长，为了及时挽回影响，请云南局以局的名义向电影制片厂致歉，表示我们支持该作者的电影创作。
宣传部部长最后明确告诉我：“你的档案、工资关系请电影厂方面原封不动退回云南。你安心地修改剧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们部里都会支持协助。我们行业题材电影的创作是部长同志多年来的一个愿望，你已经打进了电影厂，那就得加倍努力，祝你创作成功！”
一路风尘，尘埃落定，我内心的感激和幸福几乎无法用文字来形容。重新回到电影厂，再见到文学部领导和责任编辑时我是满面春风一派轻松。
他们听我讲完部里的态度后也开怀大笑，都说有国家主管部的关心和重视，剧本的前景一定会看好，那就抓紧时间认真改本子吧。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对待事业，如何面对创新，事态的发展让我继续震惊。当天下午，一个电话打到了电影厂招待所，打电话的人是宣传部部长。他告诉我：“明天上午八点半部里派车到北影招待所门口接你，上午九点部长同志要接见你。”听罢我都有点儿发愣，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部长？部长要见我？我没听错吧？我乃云南边疆野外队一普通职工，一文学爱好者，部长是多大的官啊，他要见我？宣传部长后面说的话我差点儿没听清，他说让我把长头发剪掉，这样子见部长不太合适。那时候我还留着一头披肩长发，不只是摆个文艺范儿更象征内心或多或少的颓废。
1982年8月11日上午9时，我走进了部长办公室，见到了以前只在报纸上看到姓名的部长同志。那是一位面貌慈祥、学识广博的长辈，我们刚刚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我心里的紧张就彻底消失了。首先，部长同志告诉我政治部、宣传部已经汇报过关于我遇到情况，让我不必在意，安心搞好创作，努力争取让新时期第一部反映勘探队生活的影片早日问世。
他明确地说，考虑到本系统里一些有创作成果的业余作者在基层工作的处境，部党组已经有个意向，把有创作水平的业余作者调几个到部里来，专职从事文学创作，以繁荣和发展本行业的文学事业。
虽然部长并没有点名说要调动的人选中有我，但是我还是非常激动，表示感谢部党组的决策和关怀。随后的谈话，就是海阔天空，主要是听部长同志纵论文学艺术了。他谈到鲁迅、巴金、夏衍、老舍等中国作家，也论及托尔斯泰、雨果、屠格涅夫等世界名家名着的社会价值。
他回头谈到我目前的创作时，就更为深刻更有针对性了。
部长同志告诉我：写故事应当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因为野外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作品中除了山就是石头，显得太干巴，就不能引人入胜。他还强调：一定要多读书，世界名着都应当好好读、认真读。
要想写出好的作品，一是要深入生活，二是要多读书。
我们的谈话长达将近两个小时，部长同志的学识和风采令人叹为观止，他对年轻人的教诲情真意切，多年之后许多话语仍让我言犹在耳。
临别时，部长同志为我题辞鼓励，书罢签名前还特别写下“赠宏光”三个字。
2005年1月，我敬重的部长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所有新闻媒体都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我心目中这位部长始终是个父亲般慈祥的长辈。
现今的社会很物质、很浮燥，有些人已经可以做到“涌泉之恩，滴水不报”了，我觉得部长同志给予我的“知遇之恩”我怎么做都难以回报。
我被部领导批准离滇赴京充任所谓“作家”十年，尽心尽意地歌颂本行业工作者，但是十年时间内我没有因为任何私事再找过部长。
在部长同志逝世时，我早已放弃了“作家”的虚荣，在已经不属于原系统的某涉外企业中谋生。
部长同志逝世一周年前夕，有关部门拟出版一部文集纪念这位革命家、开拓者的业绩，大约是闻知早年我与部长有交往，便约我写一篇文章收入文集。我历来瞧不起某些以认识大人物为荣、拉大旗作虎皮、用关系谋取私利的所谓文化人，所以决计不会以纪念名义进行自我宣传。
经过认真思考，老部长任内最具特色、最有影响、最得民心的业绩，就是排除万难、坚持不懈让全国的本行业队伍从深山老林搬进了城市。
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举措，功效波及久远。我早不是“作家”，正在以文谋生，但却推掉了所有的事务，用将近20天时间认真投入创作。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在几个省奔波采访，最终完成了报告文学，这才是我对长者的真正纪念。
二十一、
在坎坷丛生的人生旅途中，最为动人的精彩段落莫过于真情。有些故事不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真情守候的故事一定会久远流传。我深知，人的欲望不能够太多，期盼也不要太大。欲望太多期盼太大时生活一定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就会失去往日里最平常最简单的快乐。
能到北京去写电影剧本，证实我多少还是有一点文学创作能力，小许沾沾自喜尚可。我确实有过想继承父亲的理想当个所谓作家的念头，但是绝没有把这当成一条人生道路，因为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我也曾想象过有一天能够逃离我所供职的单位，因为这里的领导并不赏识我，但是对此事我并没抱太大的希望。
由于我到北京完成电影剧本修改的事曾被两家报纸当新闻报道过，当然在我供职单位引起了种种不同的议论，其后果是未可预料的。
我由京返滇之后，未敢表现丝毫得意，尽量埋头本职工作，继续努力教书育人。
微妙的变化还是有的，比如领导同志主动找我谈话解释过，说把人事关系转到电影制片厂去的事属于误会，系个别同志工作中的失误。
当然，也有小道消息告诉我，我到部委领导面前去告状，某某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得失成败我均不太在意，业余时间继续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才算正经事。
我依旧写作，依旧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杂七杂八的习作，依旧争取参加省内的文学活动。
确实，我没有过高的期盼，心中牢记由我奶奶、我母亲传递下来的一句话，那也是我正白旗下觉尔察氏崇志一脉的家训：“旦行好事，莫问前程。”
意外总是会出现。某日，有人告诉我：北京调令来了！你被调到部里去了！
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在部长的关照之下“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于1984年8月自滇回京成为一名所谓“作家”了。
阅过祖辈、父辈到我辈的累累坎坷，我已经明白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不必太在意，那不过是年轮中的一抹色彩，不过是旅途中的一种旋律。
说实话，尽管祖辈书香世家，父辈以文谋生，而我的确并非当作家的材料，尤其是身处大变革的时代。我心怀感恩之情，努力投身于创作，然而却始终不入流。
在我眼中，无论能接触到的所谓文坛，还是我身边的所谓“圈子”，都像江湖，不乏争斗，充满凶险。
当上“作家”没两年，我便有了退隐的念头，只是机缘难寻。
那时的心境可用纪伯伦的一句诗概括：“语言的波涛始终在我们的上面喧哗，而我们的内心深处永远是沉默的。”
大抵是命运与电影有些薄缘，自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后连续便有几部我的作品被电影厂看中，就曾多次应邀到厂改编电影文学剧本。
最初是我的中篇小说《清明，又逢清明》被北影相中应邀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
此后是我的中篇小说《话说鸳鸯楼》于1986年首发后，应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之约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再后我的中篇报告文学《挽手，与我同行》发表后应邀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写剧本。几年内，还应邀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龙江电影制片厂写过剧本。涉足此领域后，感觉电影界也很江湖。
我相信，人应当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为了名利和温饱。
生命是这个世界的奇迹，因为至今它的来源仍是神秘莫测。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命的花朵，只有它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在生命悄无声息的流逝中，文化能够创造奇迹，我们所有的情感其实早已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起源。我的此番感慨缘于我屡受挫折的电影创作，因为没有此番经历我便无缘在偶然间获悉了有关父亲遗愿的意外而难得的信息……
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多之后，我应邀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写电影剧本，剧本的名字叫做《爱你无怨无悔》，故事取材于我的一部中篇。这是我第一次到吉林省，行前心中便充满了莫名的期待和冲动。接待我的责任编辑是位文静的女士，入住长影厂招待所之后我还没谈什么剧本的事，便急切地问她：“你知道吉林有个张家屯子么？”
她莫名其妙，想了想才回答我：“据我所知，吉林省内好多个县都有张家屯子、李家屯子这类地名。你是问那个张家屯子？”
我一时语塞，表情肯定十分失望，因为这位女编辑接着就好奇地问：“有亲戚还是朋友在吉林吗？你告诉我地区或县名，我一准帮你查出来。”
我竟无言以对，只能搪塞着说：“没事儿，随便问问。”
在长影，剧本写得依然不顺利，为以爱情为主线还是以事业为主线讨论了多次，本子也改动了几遍，仍是未能通过。转眼半个多月时间过去，剧本没能成稿，倒和我同住招待所的几位改剧本的作者混熟了。有位吉林姓李的本省作者，年长我几岁，我便称他李哥。李哥有股东北汉子的豪爽劲儿，对剧本成败看得很淡，所以我俩走得就较近。
他看我有时为改本子愁眉苦脸的样，便时常开导我，说不成咱就走人，此处不用爷自有用爷处。有一天，李哥到我住的房间抽烟闲聊，无意间我又说到剧本中爱情和事业谁当主线的事，李哥一句话把我喷倒：“扯淡！八十年代，商品经济，什么叫爱情？别瞎扯淡了！”
我很是不服，便问道：“不提剧本，不谈文学，难道你没见过生活中存在的真正爱情么？”
沉吟了半晌，李哥才说：“见过。但我写不出来。”
他叹了口气，又说：“因为太真实了，也太惨了。”
我说：“李哥，讲给我听听吧。”
他答：“行。你有本事你写。可跟你的本子，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儿。”
以李哥当年的口气，这个故事简述如下：
我是1962年考进我们专区吉剧团学员班的，那是我们团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年轻的学员，之前吉剧团基本上是老一代二人转演员们组成的。
吉剧是个新剧种，当时剧团边生、旦、净、末、丑这类行当的划分都在摸索中，所以对培养年轻人特别重视。专区领导在剧团学员班成立那天讲话时就说过：“你们就是专区的戏校，你们的成长代表着吉剧的未来！”我们那批学员男女生总共二十二个人，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分为表演和器乐两个班。
幸亏那个年代我们专区剧团是量才选拔的学员，没讲什么阶级成分，否则一批现在的吉剧明星可能当时就被埋没。我从小会吹唢呐，而唢呐、板胡是吉剧伴奏的主弦吧，所以被招进来进了器乐班。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器乐班十个孩子，没两个月有两个人的本事就拨了尖。一个当然是我，家传的唢呐底子，稍加调教就出了头。
因为我当年十七岁，算班里的大哥，所以那时候弟兄们就叫我李哥。另一个是个原本拉二胡的孩子，改学板胡那演技是惊人的长进，很快被老师定为可以拉主弦的苗子。
这孩子当时不满十六岁，人是相当聪明，就是脾气有点嘎，就是平日里不爱言语可脑袋瓜子里点子还挺多。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嘎”。
让我这辈子忘不了的，正是二嘎的那段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