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和平力量的增长，重要的不是数量的增多，而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是制约战争的最有效手段和有力因素。战后以来，世界整体和平能够得以维持，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会日益加强和紧密，相互间的交流也更为广泛。经济联系频繁，相互依存加深，这就必须需要和平的环境，因为和平才能进行正常的交往，战争只能造成破坏、中断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会使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步缩小，日益削弱超级大国的垄断地位和强权政治的物质基础，最终对大国的争夺和世界战争的爆发产生有力的制约力。
其次，战争是一种政策和手段，是经济实力不强的一种补充和表现。既然战争是一种政策，那么作为政策就是可以调整的。历史经验表明，早期帝国主义战争以及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战争的发动者自身经济实力不强的形势下产生的。一些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仅靠经济实力的增强而获取更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只能依靠战争手段。比如德国，正因为其经济实力与其称霸世界的野心相距太远，所以只好借助战争，最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战后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可是它们开始改变策略，不再像昔日那样动辄使用武力，盲目一味地追求战争，完全借助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是更多地使用其他手段比如经济手段。就是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完全可以不用战争这种补充手段。摧毁敌人，追求更大利益是战争的主要目标；而战争必然会促使对手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这样就必然会造成两败俱伤。特别是在核时代，核武器既是最有效的战争武器，也是最有效的防止战争的工具。谁也不能保证在战争中稳操胜券或不受损失。若那样，谁也不会轻易发动战争，除非它是“疯子”。
第三，世界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诱发战争、冲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除了超级大国的争夺和插手之外，引起战争的重要因素便是大规模持久的贫困、饥荒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战后世界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事件，大多发生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其原因何在？经济贫困、政局动荡就是答案。南北矛盾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经济恶化和政治动乱，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直接或间接根源。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消除战争隐患的主要途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世界和平能否维护，归根到底是第三世界发展的程度如何。”“如果中国再经过30年到50年建设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战争就更难打起来。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而是说更难打起来。”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世界全局而言，发展问题越来越重要，经济优先正成为国际潮流。联合国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像重视和平问题一样重视发展问题，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经济宏观政策方面的指导作用和国际合作的枢纽功能，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联合国只有把发展问题作为实现全球安全的长期战略来实施，才能消除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冲突的根源，从根本上实现地区或国际安全。
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主要关系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策系统和决策机制。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相比，安理会的规模最小，但权力最大，并有权作出全体会员国都必须接受并执行的强制性决议。因此，要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有更大的作用，安理会的改革最为关键。可以说，安理会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联合国的未来命运。
安理会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一些中小国家就提出各种建议以扩大中小国家在安理会中的比重。联合国成立后，扩大安理会的成员国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1959年第14届联大正式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增加安理会成员国。1963年12月，第1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扩大安理会成员的相关决议，决定将安理会成员国由最先的11个增加到15个，其中常任理事国数量不变。现在，由于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安理会的现有规模，远远不能反映联合国成员国增加的现实。按目前的概率，会员国几乎要等40年才有一次机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这使安理会中代表比例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加入的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它们的数量和作用与他们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很不相称。因此，扩大安理会，特别是在遵循公平地分配成员的基础上，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日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强烈要求。正如古巴所尖锐批评的：“由于安理会的正式会议被秘密举行的和讨论议题时不留任何记录或摘要的所谓‘全体非正式磋商会议’所取代，正式会议的次数和质量都已减少下降。会员国了解安理会讨论情况的机会也因此减少了。安理会已成为一些强国的封闭性俱乐部。”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经济强国、地区强国，也试图进入安理会这个联合国的权力核心。为了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一些国家要求重新审议否决权制度，主张取消或限制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和民主性。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1979年联合国正式将安理会改革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审议一再被推迟。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要求对安理会进行改革，为其工作注入新的活力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联合国内外围绕安理会的职能、作用和机构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就目前来看，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进行改革在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改革？由于这个改革关系到会员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关系到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调整，关系到各国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分配，因此为此而展开的较量异常激烈，斗争非常复杂。实际上，安理会的改革主要涉及安理会扩展和否决权问题。
安理会改革的难度和斗争的炽热程度首先集中体现在扩大安理会组成，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组成的问题上。1991年，第46届联大通过决议将安理会改革列入1992年第47届大会的议程。1992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日本、印度等36国提出的《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决议案，要求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至迟在1993年6月30日前就是否可能审议安理会席位问题提出书面意见。1993年12月，联大通过决议，成立了“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工作组，广泛听取各国意见、探讨安理会改革的原则及方法是其主要的任务。随后，工作组进行了大量工作，集中讨论了扩大安理会、改善安理会工作方法及增加透明度、改革安理会决策程序等问题。工作组研究了各会员国提交的上百个改革方案，但终因各方意见分歧太大，未能汇总归纳成一个统一的安理会改革方案。自1994年第49届联大起，每届大会均对此议题进行讨论，也未能就安理会的改革作出最终决定。众多方案虽然在扩大安理会成员数量和增加发展中国家席位方面有一致性，但在安理会应扩展多大、是否要增加常任理事国以及席位如何分配等问题上意见五花八门，分歧非常尖锐。大多数国家认为，安理会理事国的数目不宜增加太多，因为成员太多会导致安理会的运作变得复杂化，影响它就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能力，从而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因此它们认为，联合国成员与安理会成员的比例以10：1为宜，也就是说安理会成员大致可定在20个左右。如何分配安理会的席位？不同国家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大概可归纳为三种意见：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只增加德、日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快捷法”。它们认为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至于地域分配原则应在适当的情况下予以考虑。美国还声称如果不增加德、日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就不能扩大。日本明确提出：“安理会改革，只能由日、德等有实力的国家加入其中才行。”二是北欧国家提出的“2＋3”方案。该方案主张同时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增加常任理事国同时，采用“2＋3”模式，即德、日为当然增加成员，另3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从亚、非、拉三个洲中选出。至于非常任理事国，则通过联大选出30个候选国家，实行定期轮换制。三是以不结盟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方案。它们认为安理会的扩大必须体现两个原则：其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只接纳发达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而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其二，安理会成员国应实行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它们主张在常任理事国的扩大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可以首先将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扩大6到10个左右。这种主张目前有得到进一步支持的趋势。
由于各方分歧较大，有关安理会扩大成员的改革毫无实质性进展。科菲·安南1997年初就任秘书长以后，安理会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1997年3月，联大主席兼安理会改革小组主席拉扎利公布了“拉扎利方案”。该方案提出：增设5个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使安理会成员数目增加到24个；5个常任理事国从亚、非、拉国家各产生一名，另外2名来自发达国家；非常任理事国从亚、非、东欧和拉美各产生1名；新增常任理事国不具有否决权，原始常任理事国则应限制否决权。“拉扎利方案”实际上是各方意见的折中，有很大的可行性，但需做某些修改。第52届联大对此方案进行了讨论。由于此项改革涉及到众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改革应获得广泛一致与统一，以免造成成员国的对立和分裂。因此1998年11月，第53届联大全体会议未经投票通过一项由大会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决议称“如无大会会员2／3以上的赞成票，不就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作出任何决议。”有关安理会扩大问题的改革虽然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但这一问题也很难长拖不决。因为：第一，为适应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作为最直接体现世界格局力量对比状况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必须有所调整；第二，经过多年酝酿，各方在增加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问题上已取得一定共识，这是未来安理会改革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改革安理会的决策程序，使其提高工作效率并更加民主化；而改革安理会决策程序问题的焦点就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客观而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联合国存在和发挥结构功能之基础，否则将难以避免联合国重蹈国联的覆辙。但是，以否决权为核心的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制度和决策程序的缺陷却是相当明显的。从理念上看，这一程序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它不合理地遏制了国际社会97％的成员对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从效果上看，这个程序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断定和制裁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甚至为大国操纵联合国提供了条件。因此对否决权进行改革显然是必要的。1992年第47届联大上，不少代表提出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建议，就与否决权密切相关。在此之前，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也提出改革安理会的否决权制度，旨在克服西方大国主宰联合国的倾向。欧共体的一些成员国也主张改革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可见，否决权制度在冷战后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之进行改革也是广大国家的声音。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目前的形势与联合国创始时给予大国特权地位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而且不公正的否决权已超出了联合国创始人对否决权所定的原义。因此，“不仅必须永久取消否决权，而且必须永久取1998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