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环境中生存的，一旦遇到企业办不了、办不成、办不好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具有更强大规模的政权的支持。进入近代后，尽管晋商通过票号为洋务企业融资而与洋务大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但支持晋商的更多是清政府与传统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王公贵族，他们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寄放在票号内，并需要票号的财政支持来为自己的升官发财铺路。由于清政府顽固站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立场上，不能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遭到人民越来越激烈的反对。晋商与这么一个越来越得不到国内外社会认同、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差的政权结合在一起，能指望它在发展思路上给自己指点迷津吗？能指望它在社会安定方面给自己以有力的支持吗？能指望它在减免税收、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给自己切切实实的帮助吗？显然，这是做不到的。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由于在中国和海外市场的贸易中充当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结果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由于浙江商人自19世纪60年代始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持洋务企业的创办，结果得到了清政府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的支持。19世纪末，由于大力呼吁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样板，对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因而拥护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进入20世纪初，鉴于清政府为一己之私利，拒不顺应世界潮流进行宪政改革，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他们又转而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开展的反清斗争。总之，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由于与经过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欧美市场的密切关系，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到中国来的开路先锋的角色，并为改造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发展前途的阶级，江浙商人自然对内要与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势力—清政府中的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联系，对外要与将中国纳入世界市场的西方列强相联系。
西方列强之于中国，一方面有民族侵略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打破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含义。因此，江浙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充满了两面性，一方面是向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学习，并借助其势力瓦解封建小农经济结构，打破封建势力对开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阻挠，保护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免于封建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对中外企业的不平等竞争耿耿于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主张关税自主，要求中外企业同享国民待遇等。19世纪中后期，当中国国内最先进的政治势力—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不强时，江浙商人主要依靠洋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并依靠洋人势力的扩展来发展自己。20世纪初期，当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势力—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成长起来，而逐渐壮大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西方列强在争夺资源、市场销售产地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时，江浙商人则依靠民国政府与西方列强做斗争，因此，不论是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里，还是北洋政府里，抑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一支很活跃的力量。
总之，晋商由于主要在内地经商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联系紧密，而与经过了工业革命，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联系松散，这就使它失去了成为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力量的机会，在社会大变革中得到的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江浙商人则恰好相反，由于主要在沿海经商的关系，得以与最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联系，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势力—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联系，因此在社会大变革中因危生“机”，乘势发展。
其四，与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业不同，江浙商人主要与工业相联系，先是从事手工业，进入近代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开始从事机器工业。
晋商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是与明初解决边军军需问题的“开中令”分不开的，由于该项商业贩运关乎国家安全，故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也使凭借地利优势垄断该项贸易的晋商与官府紧密联系，成为挟朝令行走四方的特权商人。入清以后，晋商又成为清政府实施开明民族政策和处理与俄罗斯邦交关系的有力工具，清政府特地给晋商颁发“龙票”—一种特殊的通行证，各地官员只要见到“龙票”，不仅有为晋商提供各方面的便利的责任，更有负责其路途安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政府特权保护的晋商自然喜欢过这种“足迹遍天下”的从商生活，而不愿意从事加工制造业。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商人争夺产品产地的竞争趋向激烈。例如，为采购茶叶的方便，晋商就在福建武夷山等地通过购买或租赁茶山的办法，建立起自己的产品供应基地。但由于此时的市场竞争还不是那么激烈，商业利润的空间还比较大，因此尽管晋商后来在湖北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开设了数十家加工作坊，但设备简陋，“其压制方法极为幼稚”，意在便于运输携带，而不在乎从中取利。到什么时候商人开始向生产技术领域投资了呢？从理论上讲，这只能等到交通、通讯进步，长途贩运的准入门槛降低，商业利润不及生产加工者利润之时，商业竞争中失败的商人才会根据产品价格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从而做出向工业投资的决定。对晋商来说，直到20世纪初，随着铁路、轮船、公路的兴办，货运成本大大降低，商业因越来越同质化而无法像以前那样创造垄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眼光的晋商才做出向机器工业投资的决定。
反观江浙商人，在全国的商帮中，一直以手工业见长。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运输成本在商业流通中占很大的分量。假若说江浙商人在沿海城镇的商品交流中还有竞争优势的话，那么一旦深入内地，内地商人可依靠面向四方的销售网，发挥其采购规模大的优势，通过提高采购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的办法，将沿海商人从市场中排斥出去。而沿海商人由于受大海自然环境的阻挠和政府海禁政策的影响，无法将大海变成自己市场经营的内海，市场规模的狭小必定造成采购规模小，采购成本降不下来，销售价格必高，从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只能是：沿海商人投资于生产、内地商人投资于流通。而江浙地区的气候环境又很适合经济作物的种植，从而为投资生产加工业创造了条件。
以浙江地区为例。浙江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及至明清，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日广，并形成诸多专业性种植区域。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区，清代“杭、嘉、湖三府属地方……民间多以养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全省“蚕桑之利甲于天下”。棉花种植主要集中于宁绍平原，嘉兴府海盐、平湖，温州府永嘉等县植棉也较广。《余姚县志》卷六“物产”说，“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计，邑民资以生者十之七八”，从而在沿海形成安昌、曹娥、三江等以棉花交易为主的集镇。
茶叶是商品化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浙江在唐代产茶区已有50余县，明清时植茶更趋于鼎盛，全省11府70多个县中种植茶叶的达60余县，并产生二三十种全国名茶，种制茶业成为不少县民生之源，除在省内外销售外，还大量出口，“绍兴茶输到美利坚，宁波茶输到日本”。[9]
麻的种植也很广，浙北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相对集中的地区，所以文献记载往往“桑麻”并提，其他如温州、衢州等都有种植。此外，柑橘、烟草、甘蔗、颜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如“衢州橘林，傍河十数里不绝”[10]；宁波“甘蔗所在皆植”[11]。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为商品性手工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形成不少产品行销全国各地的著名的手工业集中生产区域。如“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12]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品陆续进入中国，传统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因成本高、竞争力差，除一部分手工制品因西方市场需求的扩大而有所发展外，凡是与之形成竞争的手工作坊纷纷倒闭。正当江浙工业面临存亡之时，一部分充当买办的江浙商人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对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高效率有了一定的了解，产生了投资近代工业的要求。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他们采取了附股于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的做法。随着机器大工业在沿海地区的推广，到19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江浙商人走上了独资或合伙创办近代工业的道路，主要集中在船舶与机器修造业、缫丝、棉纺、火柴、造纸等少数几个工业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民族资本设立的一些工厂请外商经营或挂出洋商的牌子，如黄佐卿创办的公永和缫丝厂委托公和洋行经理，[13]沈志云与人合资创办的乾康丝厂，却挂出了拨维晏洋行的牌子，[14]这一方面是为了利用洋商的经营管理经验及打通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因为丝厂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而国际市场为洋行所控制，华商丝厂无法直接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也是为逃避封建政府的摊派和苛税。
江浙商人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成功，意味着它真正踏上了现代社会的节拍，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变。
本章注释
[1]《初建郭北永锡堂原序》，《浙绍永锡堂征信录·总序》，均见《浙绍永锡堂征信录》光绪三十一年初稿，上海市图书馆藏。
[2]《北华捷报》第536期，1860年11月3日，转见《太平军在上海》，第168页。
[3]严中平译：《怡和书简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第190页。
[4]刘锦藻：《先考通奉府君年谱》第6、7页，光绪刻本，上海市图书馆藏。
[5]周庆云：《南浔志》卷21，人物四，第22页。
[6]周延扔：《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第10、11页，1934年。
[7]《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杭绸组会史》，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档。
[8]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调查》，上海文瑞印书局，1938年版，第121页。
[9]《清史稿》食货志，见林正秋：《浙江历史与旅游文化》第273—274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10月。
[10]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第137页。
[11]《浙江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1847页。
[12]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13]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4]《申报》，1897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