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商业的繁荣、山西商人的发达得自于以下两个要素：
其一，山西拥有社会所需要的丰厚的自然资源，如食盐、煤、铁及其他有色金属等，这是无论什么时代都离不开的自然资源。单以煤而论，山西的煤炭储量富甲天下，闻名于世。据测算，全省煤田总面积为7265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储量达1万亿吨。而且这份礼物的价值，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就越是显得昂贵。这是因为，煤、铁及其他有色金属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而工业化的发展会越来越迫切地提出对资源、原材料的要求，这不就提高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了吗？不是很有助于山西经济的发展和山西工商业的繁荣吗？
其二，拥有丰厚的资源只是致富的一个基本条件，要让山西人民真正致富，还需要中央政府实行民营化政策，即允许山西人民自由、自主地开发上述自然资源。
自汉武帝开始，历代王朝都实行盐铁国营政策，也称“官山海”，即将山川自然资源全部控制在国家手中，由国家亲自经营。应该说，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有道理的。食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生活日用品，铁制农具、剪刀是每个农户都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品。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百姓居住非常分散，假若对食盐、铁制品的销售实行市场化政策，由市场价格来左右产品去向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地方、很多人得不到食盐和铁制品，这不但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还会因此而引发社会骚乱，影响社会安定。为保证全国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吃上买得起的食盐，都能用上买得起的铁制品，就必须实行国家管制不可，毕竟国家的资产规模更大，为了长远的利益（政权的巩固）可以忍受一段时间的损失，这是资产规模不大的民间组织所难以做到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实行盐铁国营政策。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间经济力量的增长，以及国有经济机构因规模大带来的管理成本高的弱点，自唐之后，中央政府改变了传统的打压商人的政策，而主动地利用商人的高效率来实现国家的目标，换言之，就是公用事业的民营化。这样，尽管山川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民间商人在得到政府的特许后开始享有山川资源的经营权，这就为民间商人的致富打下了基础。毕竟国有资本是体现全社会利益的，国有企业经营的利润要全部上交给国家，国家再根据全社会的需求状况进行重新分配，这样上缴利润多的地方未必拨款就多，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后山西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却富不起来的原因。有的山西同志讲，我们是守着聚宝盆过穷日子。建国后我们给国家上缴了几百个亿，如果这些钱回归山西，我们早富裕起来了。这话当然有道理。试想如果山西的煤铁企业系民间投资，利润归商人，商人有钱后就要消费，自然会把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产业带动起来，山西不是就富了吗？但问题是自汉武帝时代起，山川资源的所有权就归国家，当国家亲自投资经营山川资源时，利润要上缴国家，地方经济自然没法刺激起来。只有国家拥有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将经营权交给民间商人时，商人出于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消费，才能把地方经济带动起来。
大家再考虑一下山西商人为什么能在明清发展起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即政府给部分符合其要求的商人颁布许可证，允许他们进入食盐、铁制品，甚至茶叶的销售和生产领域，而这些产品都是社会广泛需要、需求弹性低的产品。当某一地域的少数商人拥有了这一垄断权力时，他们还能不富吗？他们和他们的员工有了钱后，自然要消费，而这就会刺激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的发展，进而把整个山西经济带动起来，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乘数原理”（探讨消费与国民总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所揭示的道理呀。山西正是在这种“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才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全民经商的特殊氛围的。
当然，既然政府掌握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商人只拥有经营权，那么商人最后的命运还要依赖于政府。一旦政府不允许其经营，或收回其经营权，那么商人最后的命运就是可悲的。鉴于此种情况，为了牢牢把握住经营权，商人就不能不与官府密切接触，行贿、送礼等各种不正之风随之出现。而政府官员既艳羡于商人的财富，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也倾向于通过暗示、设置障碍或委托人传话等方式传递信息，以分割商人的利润，官商勾结由此产生。不是晋商愿意搞官商勾结，这是由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商人只有经营权所决定的。政府既是山川资源的所有者，又是晋商的大客户，还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能不和政府紧密联系乃至相互勾结吗？要彻底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只有采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成为“守夜人”。换言之，国家放弃对山川资源的所有权，积极向民间商人开放，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既拥有资源又经营资源，这样不仅会打破官商勾结，还会大大提高资源的经营效率。
不过，政府实行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市场需求的扩大。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弊端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市场越来越扩大的需求，不得不发挥重视效率的民间商人的力量，公用事业的民营化由此展开。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能够致富，靠的就是这个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
总之，一个区域的经济是否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该地区是否有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二是假若这些产品或服务来自于山川资源，政府是否愿意放弃对矿产资源的经营权而放手让民间经营。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根据这两个条件分析当前山西的经济，就会发现，山西人朝思夜盼的经济发展高潮即将来到，山西人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原因如下：
第一，山西有丰富的煤、铁及其他有色金属资源，这是现代工业建设所必不可少的。而煤铁等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特点，意味着全球工业越发展，对它的需求量越大，它的价值就越高，除非科学技术的发展研制出更为廉价的替代品。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呈现出供给无限的特点，价格低，企业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争夺客户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尤其是高级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出现供给紧张、价格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采购上，表现在争夺原料、原材料及高级劳动力等方面。许多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原料、能源及高级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安全，往往通过直接投资或参股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能源、原材料及高级劳动力的供应基地。显然，经济越发展，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价值就越高。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不发达，资源价格低，山西的资源优势发挥不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大导致了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上升、价格的上涨，直到这时，山西资源优势的价值才比较明显地发挥了出来。中国政府所以提出开发西部，也是通过发展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来满足东部沿海地区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在时代新的需求面前，储藏有丰富煤、铁等有色金属资源的山西无疑大有作为。
第二，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升，提出了发展生产、扩大供给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为此不能不降低进入门槛，允许民间商人参与经营。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必须全部上缴国家，再由国家按照全社会状况统筹分配不同，民间商人的利润中除上缴必要的税收外，剩余的完全由自己支配，这又会带动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无疑，在山西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源、原材料的开发充当了排头兵和龙头的作用。而山西能源、原材料的开发是建立在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上的，东部经济地区的发展又是建立在海外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这样，山西经济就通过沿海而与世界经济挂起钩来，在享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承受因全球经济的波动造成的风险。
在社会需求强烈，国家自然资源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开放的情况下，山西煤老板的暴富就不足为怪了。尽管社会对山西煤老板有很多评论，但山西煤老板的崛起至少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山西经济发展的春天来到了！
至于人们经常批评山西煤老板如何的官商勾结，我认为在一段时期内，这是难以避免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山川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掌握着让谁进入、不让谁进入的主动权。尽管政府也设定了进入标准，但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太多了，当无数的人竞争一个产品时，拥有这个产品的人无疑就拥有了很大的主动权。为了让政府的代理人—主管官员对自己的评价高，除了正常经营的条件超出别人外，还要投其所好，满足官员在物质、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样正常的官商关系就变成了官商勾结。第二，政府是一个社会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承担着让自己的选民（民众）满意，至少是基本满意的使命。而矿产经营的特点是：危险性大，影响员工安全；污染性高，影响民众生活。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出现严重破坏周边环境现象，政府一定会出面干预。私人企业为了防范万一，在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势必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为此只有结交政府及相关官员以取得后者的保护，这样又加剧了官商的勾结。第三，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财政税收不足，官员的收入不高，而民间商人对财富的占有就会激发起官员对财富的追求，在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努力工作得到的情况下，自然倾向于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贪污腐败来得到，这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商人乱摊派的事情就会发生。商人为了减少损失，也倾向于结交官员，准备以某些方面的牺牲换取其他方面的好处，当然最终是牺牲国家利益。不过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制约官商勾结一方的力度也在加大。另外，官商勾结造成的损失越大，就越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更为规范的制度安排。所有这些，都推动矿产民营化按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里要纠正人们的一个观念，不要认为官商关系密切，就一定是官商勾结。官商关系密切是正常的，官需要商来发展地方经济，商也需要官来解决无法办成的问题。只有在官商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串通，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官商正常的结合才会走向官商的勾结。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山西煤老板现象是对高学历人才知识致富的莫大讽刺。山西当地一家报社曾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大小小的煤炭富豪（不包括因煤发家但公开身份为其他职业者）最高学历为高中，大部分为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在快速积累起财富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了换妻、修宅甚至修坟的举动。有人描述说，在他们设施现代化的豪宅内，惟独缺少电脑。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用煤量少，加上国家计划的原因，致使煤价不高，加上井下作业危险，有能力的人谁去干这个？只有那些能力不强路子不广的人，干不了别的，只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挖煤挣体力钱生活。试问，2002年前的煤老板有几个挣钱的？煤价低不说，用户还严重拖款。这边工人催着要钱，那边用户严重拖款，多少煤老板为此出去躲债？有点能耐的早转行了，只剩下那些没能耐的在留守。没想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到2002年开始发威。随着中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容量急剧增大，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大大上升，这导致了煤价价格的持续上升，于是才有了山西煤炭富豪现象。应该说，煤老板的致富完全是正当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他们在困境中坚守操守，不为外界诱惑所动的一种奖赏，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想动但动不了，但毕竟他们没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致富不是很正常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