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以后，不仅和外商相比，晋商的竞争优势在下降，就是和沿海商人相比，晋商的竞争优势也在逐渐下降，到辛亥之后，晋商不得不将全国第一商帮的地位拱手相让给沿海商人，尤其是江浙商帮。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对企业界来说至少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趋势；二是以远洋运输、铁路、公路联系世界各地的变化趋势。江浙商人跟这两个趋势恰好合拍，适应了世界的发展潮流，能不崛起吗？晋商则相反，恰好逆着两个趋势而动，正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能不衰败吗？因此，如前所述，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江浙作为中国传统的工业区，也一定要取代晋商、徽商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意味着沿海成为联系海外和内陆桥梁条件的成熟，它加快了晋商衰败、江浙商人崛起的速度。具体来说，晋商竞争地位的下降、沿海商人竞争地位的上升是通过以下原因体现出来的：
其一，科学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海运对陆运的竞争优势，使沿海城市替代内陆城市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在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外国资本、国内资本纷纷向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集中，使这里成为中国最具有投资前途的地方。此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区域，其地位恰似明清时期的北部边疆，是冒险家发挥才干的乐土。不仅如此，那些从海外“叩关”深入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如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德国等，都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内经济发达，文化进步，社会稳定，这就使得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在面向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同时，还拥有巨大的、稳定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自然会推动充当两个市场媒介的沿海商人快速崛起。
相比较而言，晋商拥有的以蒙古、俄罗斯为代表的境外市场，不仅市场规模小，而且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
第一，和欧美市场相比，俄蒙地区属不发达地区市场，民众购买力低下。因此，单从两个地域商帮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及其发展潜力来看，沿海商人也是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取代晋商的。
第二，和欧美市场有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相比，俄蒙等不发达地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经济结构的破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像个火药桶，随时都可以爆炸，远不能同需求增长迅速、稳定的欧美市场相媲美。例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俄国即因社会矛盾突出而爆发国内战争，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行公有制，致使在俄晋商资本全被没收。1924年，外蒙古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公有制，晋商在外蒙资产又全部丧失。
企业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生的。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沿海商人的市场空间大而稳定，晋商的市场空间小而不稳定，仅从这一点来讲，沿海商人取代内地商人，江浙商人取代晋、徽商就是不足为怪的，非晋商不努力，实乃地利优势丧失耳！大势已去，徒唤奈何！
其二，西方资本主义强迫上海等沿海城市成为通商口岸后，欲按世界市场的需要将这里改造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窗口和进军内地的桥头堡，因此除依靠治外法权对这里进行有效治理外，还利用强大的武力保护这一地区免受战争、动乱的威胁，这对近代饱受战乱之苦的江浙商人自然很有吸引力，他们利用濒临上海，与上海水陆交通便利等便利条件，转移至上海继续经商创业，不仅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崛起，还为自己的资产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并通过上海与世界大市场紧密联系，为今后的大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商帮奠定了基础，真是“福兮，祸之所伏”啊！
例如，1860年2月太平军主力李秀成等部大举入浙后，浙省最富庶的杭、嘉、湖、宁、绍等地区相继被太平军占领，人们四处避难，其中许多避居上海租界。如太平军进军和占领绍兴期间，绍兴府“避兵来沪者，踵相接”。被称为上虞“冠族”的田氏家族诸家，为衣食计纷纷“弃读就贾”，[1]其中多就贾沪上。至于宁波，在太平军进军杭州途中，外国报纸就预言：“倘若杭州真为叛军所攻占，那将有大批的人从宁波涌向上海。”[2]太平军占领宁波时，外国报纸又报道说，这里的“钱庄与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往乡下。[3]太平军进军浙西地区时，当地殷实之家也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如后来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巨富刘镛，在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已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4]“四象”之一的庞家也是如此。庞芸皋于太平军进攻湖州时与其父“避之上海”，并因此在上海“经营丝业”。[5]后被称为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也于太平军进击南浔时转辗上海，赁住旧教场瞿姓“止园”。[6]
太平天国起义还迫使原贸迁苏州等长江下游地区的浙商向上海转移。据档案资料载，咸丰十年（1860）前，“经营杭绸者多云集在苏州”，并设有钱江会馆，但同治初年上海已有二十余家，“而水客更多麇集”。[7]当时避居上海租界的主要是地主官僚、绅士富商，也有一般贫民，许多人因此定居沪上。他们大多重操旧业，经营商业和钱庄等旧式金融业，并因此得以与外商接触，学习西方语言和经营管理方法，为在上海创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刘大钧在《吴兴农村经济调查》中说，太平军进军湖州时，“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以与外人接触，渐通其语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8]有的官宦地主涌入上海后，受了西方文化和上海商业氛围的影响，也加入了经商行列。避难上海的贫民，很多成为杂役、学徒、船员、店员、洗衣工、水木作业者和水手等，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沪上著名商人。
其他，像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战争的重灾区全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而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则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与清地方督抚联合搞“东南互保”，未受战火影响，这对江浙商人的发展很有促进作用。
反观晋商，每遇一次战乱，资产就要严重缩水一次，但最严重的还当属辛亥革命对晋商的打击。这一场革命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垮台，使得以清政府和王公贵族名义借的很多债无法归还，导致晋商成片倒闭。辛亥革命后新上台的政府是清政府中的改革派和反清革命派、立宪派的结合，他们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力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商人成为新一轮革命的对象。像山西乔家、渠家、曹家等大族，虽有幸逃过辛亥年间那场大劫难，但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的货币改革中，首当其冲，资产严重缩水。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不均衡发展还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在和平谈判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只好诉诸于战争，于是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中，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辛亥革命后幸运下来的山西乔家、渠家、曹家等大族，其市场又主要在东北、西北这些地方，而自然难逃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北、西北、东北国内的主战场，在多次战争劫难中勉力存活下来的乔家在包头的商号，到1950年再也无力经营下去，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江浙商人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主战场，但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长期支持战争，发起西迁运动，结果大部分企业西迁大西南，在艰苦的环境下重新创业，为中国的工业化保存了一丝血脉。另外一部分企业则留在原地继续经营，在严重缺乏原料、燃料的条件下顽强支撑，终于熬到了抗战的结束。当然，回归故土的江浙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实施复业的规划，内战又爆发了。战争期间，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将企业迁到英国治理下的、环境相对安定的香港，战争快结束时，又有很多民族企业家将资产转移到香港。五六十年代，值东南亚经济腾飞之际，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资本家趁机发展，许多人，如李嘉诚、霍英东等成为举世闻名的富豪。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得风气之先”，迅速发展起来。而海外的华人资本家被大陆的吸引外资政策所感召，在东南亚国家地价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情况下，许多华人富豪复将产业转移至中国，为中国的千年盛世的到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显然，越是社会混乱，通商口岸经营环境的优越性就越明显，使得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最具有投资前景的乐土。假若说，明清边疆经济主要靠政府的军事投资和民间投资共同发展起来的话，那么东南沿海地区则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保护制度、政府的军事投资（洋务运动）和民间投资共同发展起来的。随着内地资本的被吸走，传统工商业衰落了，近代工商业崛起了，内地商人衰落了，沿海商人崛起了，这就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商人的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