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风格，可以是指一首诗、一部诗集或一位诗人的全部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的艺术风貌，也可以是指一个社团流派乃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大致的整体特征。
关于诗的风格，历来论述很多。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一种风格的把握。曹丕《典论·论文》注意到诗人气质与诗歌风格的内在联系，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提出风格的类型：“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钟嵘《诗品》论诗人风格，创造了一种喻象表述，譬如，说“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及至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归纳出诗的二十四种风格，蔚为大观。宋人苏轼偶尔言及前朝诗风，“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每为后人称引。
西方世界对风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用了几个专节从修辞角度讨论诗文的风格，他的《诗学》认为，“风格之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罗马时代，朗格诺斯有《论崇高》一文，标举诗的崇高风格。18世纪，布封曾在法兰西学院作《论风格》的讲演，提出“风格即人”的著名论断。其后，歌德也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不过，本章无意接过前人的话题，做关于诗歌风格的泛泛之论，而只想回顾“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就当今诗坛风格流派的一些不容回避的话题，坦陈我的谬见。譬如，如何评价新诗的“传统派”？如何评价新诗的“现代派”？如何评估两者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传统派”已告式微却仍然以正统自居的今天，在“现代派”一旦取得合法地位便表现出惟我独尊的霸道作风的今天，作为新诗的作者和论者，我们应该取怎样的艺术姿态？中国新诗的主导的风格流派应该是什么？
中国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正式诞生的。与生俱来，它便担负着除旧布新和文化启蒙的使命，扮演着呐喊和鼓吹的角色。
及至红色的30年代左翼文学兴起，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和贯彻，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被有效地整合到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编制，于是便有了殷夫的《别了，哥哥》和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为代表的红色诗潮，便有了五六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式的颂歌和战歌的独领风骚。“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诗的使命的规定性是再明确不过了。而当文化启蒙的使命被完全代之以政治宣传，当一种原本偏激的诗风更被时势推向极端，便是诗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的偏瘫，忧国忧民精神的畸化，甚至只剩下阿谀权势、粉饰太平、诅咒政敌、渲染某些恩怨情仇，成为“假大空”和“瞒与骗”的东西。就连其意象和语言也都模式化了，化作一种令人生厌的腔调。到“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左翼传统诗的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作为流行的政治话语的传声筒，“政治抒情诗”的痼疾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不容置辩的。例如，贺敬之“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适值3年大饥荒，面对饿殍遍野，居然还在这样欢呼：“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如果说，对于这样一种寓情于景的意象表达，被问及其作者良知何在时，辩护者还可以说，这是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的诗人，以“笑容”对“愁容”，希望克服暂时困难后，祖国的笑容依然美丽，那么，面对进一步的诘问：作为1959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注脚，贺敬之在其《十年颂歌》里分明做过直抒胸臆的表达，对方的辩手还能怎样逞其曲解诡辩之才呢？
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
当彭德怀元帅心忧天下苍生，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时候，有人却扯着嗓子放声歌唱，歌唱大跃进浮夸风，歌唱荒唐的全民土高炉炼铁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不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
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
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
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这一名言还有失偏颇的话，那么，说“1959年之后面对饿殍遍野继续昧着良心唱颂歌是无耻的”，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还有柯岩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构思是否具有独创性暂且不论，只凭“你的人民想念你”、“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之类的腔调，让我们这些对“人民”跟“人民公仆”的关系有着别样理解的人听来，就不免有些别扭。加上“步步紧跟”之类的文革语汇，简直难以卒读。
这一流派的诗人，他们的头脑完全被政治给充斥了，他们的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他们不会写纯粹的爱情诗、友情诗、亲情诗，不会写纯粹的山水诗、田园诗、景物诗，不会抒发“天问”，不会抒写“离骚”。他们不承认也不会去抒写普遍的人性，不能超越他们所理解的所谓阶级性，去抒写人类的共同的情感和愿望。他们不知道，除了为政治服务，诗还能干什么，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还有什么可以入诗。关于这些，只要看一看他们诗集的目录就够了。这样，当他们所隶属的政治被历史质疑时，当他们讴歌和鼓噪过的政治运动，如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被一一否定后，他们的诗作的可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试读《射出我的第一枪》中的一个片段。谁能相信，如此恶毒的语言，竟出自一位诗人笔下：
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
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
剖开那肥厚的肚皮，
掏出那毒臭的心脏。
……
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
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
发出我的第一枪。
而明天只要有一个顽固分子不肯投降，
我们的擦得油光崭亮的子弹就决不会离开枪膛。
即使偶尔涉猎别的题材，如自然山水，“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桂林的水。”（贺敬之《桂林山水歌》）精彩的开篇，也会被接下来的他那须臾不曾淡忘的政治情怀给弄得不洁的。即使偶尔超越现实，望一眼形而上的星空，感叹几句“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洪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郭小川《望星空》）接下来也会以批判自己的“虚无主义”结束。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秋天的团泊洼啊，好像在香甜的梦中睡傻；/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这是郭小川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9月作于五七干校的《团泊洼的秋天》开头六节中的两节。但这些大致还纯净的景物描写，在这位“战士诗人”笔下，也仅仅是作为直抒政治情怀之前的起兴，作为炽热的政治情怀的背景和反衬，接下来便见诗人笔锋一转：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
只因为70年代初写了一首热忱歌颂毛泽东、歌颂文革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其中“崭新的太阳”这一意象却被指控是暗喻后来机毁人亡的林彪的，1974年郭小川被“中央专案”重审。尽管这首《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被关押在天津市郊团泊洼干校接受审查时所作，有不满当时“四人帮”及其党羽黑暗统治的积极意义，尽管此诗在“四人帮”倒台后一度备受推崇，这种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的东西，还是注定不可能穿越时空，成为传世之作的。郭小川在该诗篇末不无期望和惶惑地说，“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可是除了“四人帮”覆灭的那个乍暖还寒的特定时刻，以后还有哪一个春天会拥抱这样的诗篇呢？可以预期的，只能是它与春天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