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抒情的诗，直抒胸臆的诗，应是更为本色的诗。相信先民初创的诗歌就是主观抒情的，直抒胸臆的。今人推断为中国诗史上最早的一首诗歌，据说是禹的妻子涂山之女为等候南巡的丈夫早日归来所作的情歌“候人兮猗！”这首歌就这么一句，译为现代汉语，大约就是“等候我的人啊！”很明显，这是直抒其情而完全不用意象的。
但古人恐怕早就意识到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有时会有“言不尽意”的缺憾，并且早就找到了“立象尽意”这一有效的补救方式。如果说相传为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尚有后人伪托之嫌，《诗经》里的《鹤鸣》等意象诗的出现，却是确凿无疑的。此后，中国的诗歌背离主观抒情本色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并渐渐走出了一条客观化即意象化、意境化的道路。其中有一部分诗歌在客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拒绝抒情写意。但也有一部分诗歌恪守本色，坚持主观抒情，直抒胸臆，拒绝意象化。于是，着眼于意境，诗可以分三类：一是主观抒情、直言其意的诗；二是以象寓意的诗，其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相互依存，可谓主客二元结构的诗；三是客观地咏物写景或叙事的诗，即无所寄托的纯粹的景物诗或叙事诗。
以象寓意的诗，是将抽象的情思具象化，也就是将在时间坐标上流动的情思加以空间化、立体化，使诗中有画，其诗随之就有了意境；坚持直抒胸臆的诗，有点缀性的意象存在，可造成浅淡的意境，全无意象，则全无意境；纯乎客观咏物写景或叙事的诗，则境显意隐，一片空朗宁静。
承认诗的这三种类型存在，则不必认为意境是诗歌唯一的审美范畴，不必将意境之深浅或有无，作为衡量诗歌艺术品位的唯一标准，不至于认定“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诚如袁枚指出的：“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说甚是。然不过诗中一格耳。阮亭奉为至论，冯钝吟笑为谬谈，皆非知诗者。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王国维更明确指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这里，“意与境浑”、“以境胜”、“以意胜”正好就是上述着眼于意境区分的诗的三种类型。其中“以意胜”应是“意浓境淡”，“以境胜”应是“境显意隐”。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抒胸臆，一腔怀才不遇的狂放忧愤之情的尽兴倾诉，满腹报国无门的牢骚不平之气的痛快宣泄，通篇只有黄河之水和镜中白发两个意象，加上陈王曹植当年纵酒使气的一处借景，难以展开诗境，这是一首以“以意胜”的典型之作。与之异曲同工的是高适的《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吏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一向胸有大志，自诩“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诗人高适，年近五十才得中进士，做了封丘县尉这样一个七八品小吏，不堪忍受“拜迎长官”、“鞭挞黎庶”的勾当，刚刚上任，就想归隐。满腔痴情怨气一吐为快，无暇顾及意象及“生于象外”的意境的营造，应是其“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风格的代表作。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这首《忆秦娥》，由一西京女子于清怨的箫声之中独倚秦楼，见月残柳老而伤春怀旧，进而放眼咸阳古道、汉家陵墓，感受萧瑟秋风、夕阳残照，生出繁华难驻、青春不再、盛极不免其衰的无尽悲慨，其意境恢弘而苍凉，历来为诗家所称道。此种作品，便是“意与境浑”的典型。
诗在客观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主观抒情的“意浓境淡”，走过了主客二元的“意与境浑”，便走近了纯客观的“境显意隐”。此时，诗人陶醉于模山范水美景风物之间，忘乎所以，其笔下山水景物只是信笔写来，并不在乎融情寄意，其诗已由表现性作品，一变而成为再现性作品：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唐]刘禹锡《望洞庭》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宋]秦观《春日》
两两三三白鸟飞，背人斜去落渔矶。
雨馀不遣浓云散，犹向山前拥翠微。
——[元]杨载《宿俊仪公湖亭》
新诗之中，有思想锋芒，“以意胜”的作品很多，如柯原（1931～）作于文革初期的一首无题诗。既无题，也就无须做题解，稍有阅历的中国人应该是一看就懂：
一百个聪明人，
回答不了
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
一根棍棒
却能够回答
一百个聪明人提出的问题。
——柯原《无题》
“意与境浑”的新诗，也多以思想性见长。例如，弘征（1937～）于文革动乱结束、右派冤狱平反之后写下的这首即景之作，便是以社会解冻之意，寄托于自然雪融之境，洋溢着“冬去春来”的欣慰和希望：
一尊尊美妙的雕塑
被温暖的手指抚融
一缕缕灼热的情思
融化了一幅庄严的意境
从飞檐下滴落
珍珠般的泪水涔涔
溪流举托着一朵朵白莲
渐渐地消逝了它的踪影
零乱的挽幛点缀参差的屋顶
冬天的葬礼正在进行
用不着悲哀吧
失去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梦
褪去你一身缟素
裸露出来的是五彩缤纷
孩子们纷纷跑出来
心的欢歌在阳光下流动
从嫩尖上探出头来的小鸟
啁啁地传来春天呼唤的声音
——弘征《雪晴》
近些年来，诗的主题有“向内转”的倾向，一些“意与境浑”之作，其意不在社会政治、道德关怀，而在人生体验。例如，作为其拥抱自然“神与物游”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风流才子李钢（1951～）的下面这首近作里，社会之意就已淡出，惟余一缕人生感悟附着于物境：
这山色
因你的善绣而多变
树红着那种蛊人的红
天蓝得足以让汉子掉泪
还有随处的草
卧一会儿就能将全身染绿
连风也是很斑斓的
像独行的山侠
冷不丁地从灌木丛中跳出来
一下子就掠走我所有的往事
那你就收留我在此
过仙一样流浪的日子
和你仙一样地聚会
仙一样地散
这山色原是很可人的
可餐、可听、可穿戴
可以搂着共眠
——李钢《桃园》
而新诗问世之后，面对多灾多难亦多希望和幻想的时代家邦，20世纪的中国诗人曾经有过太多的入世济世的政教激情，无暇关注社会现实之外的自然造化，流连景物忘情山水“以境胜”的新诗作品，过去一直很少见到。刘大白（1880～1932）这首小诗就算是片刻偷闲的一个例外了。归鸟、斜阳、清江、白苇，向晚不期而遇，一帧风光小品，自是可人之境：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刘大白《秋晚的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