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主要面对的是社会，是人与人构成的现实环境，个体人的精神失常和迷狂是在与集体人的比较以及社会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方面的压抑感和心理创伤，已经主要不是自然宇宙的，而是社会的、人为的；精神创伤和压抑的承担者已不是“集体的人”，而是个体的人。人对这种压抑的疏导和创伤的医治也具有个体性，甚至寻求解脱的方法也是具有个体性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人对自己精神问题的解决主要也是从产生这种问题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求答案，而不再主要面对自然。当然，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关系比人与自然构成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人的精神解脱的困难也就大得多。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就包括了人的孤独感，人的寂寞与不被人理解。人的感受压抑的机会和受创伤的机会对于个人来说增多了，人要求发泄的机会也增多了。而在原始时代，人的孤独是“集体的人”的孤独，就是说人类面对自然而感到的集体的心理匮乏感，而不是个人的。集体的人克服匮乏的方式也是集体的，是共同承担的。人的思维的越来越个人性，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个人化，使得文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不可能是原始文化背景下的集体无意识真正的重现，而是一种回顾、一种幻境的借用。现代社会，往往出现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与精神极度空虚的矛盾现象，这里就有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引起人的心灵世界变化的关系。现代科学基础的发展，人的理性的进一步增强并走向极端，使人类的心灵世界的开发如同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一样，破坏了它的自然形态，一切变得透明亮澈。人失去了对自然的神秘、期待、迷恋，人把自己曾经赖以寄托精神的家园扫荡殆尽，人没有了价值预设！也就没有了价值追求。因此，荣格才试图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探索进行现代人的精神的拯救。
（第三节典型心境经“文化”再现为意象模式）
把个体之间类似的、然而无形的典型心理情感和体验，变为一种可以反复再现和承传的领悟模式，也必须借助于文化方式。只有通过文化方式使不同个体类似的心灵内容以反复发生和普遍一致的现象出现，才能称得上“模式”的出现，才能知觉到原型的存在，也才能谈得上原型的“瞬间再现”。
现代原型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原型是从远古传来的人的情感模式和领悟模式。原型并不是一般事物的模式，而是心理模式；原型具有源起的含义，但这种源起是心理现象的源起而不是具体事物的源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本身是不可意识、不可感知的，那么，如何证明原型的存在和把握它的特质呢？那必须借助于可见的形态，这种形态不是别的，是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使原型显影和定影，文化使原型最终生成。离开文化的中介，情结永远是个体的，是别人无法了解和理解的；离开文化的中介，集体无意识永远是一个无法让人感知的假设，是永远无法具象的心理现象。
荣格说：“不应把集体无意识设想为一种独立自在的实体，它不过是一种以记忆的意象所特有的形式一也就是附着于大脑的组织结构而从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潜能。不存在天生的思想，但存在着天生的思想潜能，它给无边的幻想设定疆界，使我们的幻想活动保持在某些范畴以内：一种前思想（Aprioriideas)，其存在似乎只能从其效果方面来认识。它们只出现在成型的艺术素材中，作为构成艺术作品的支配原则。也就是说，只有依据已完成的作品进行推断，我们才能重构原始意象的本来面目。”荣格在这里实际讲得很明确，原型是一种天生的思想潜能而不是天生的思想本身，它只有借助于后天的活动才能使这种潜能变为现实；证明和确认原型的存在似乎只能从其效果方面来认识，只能依据完成的作品来进行推断，来重构原始意象的本来面目。
原型心理始终是一种感觉到的心理活动，是外界感觉和内心体验的共同作用！可以说，原型就是人类最初感觉所形成的心境的“反复”和“再现”。然而，原型又具有模式的特性，有了模式的功能它才有了“型”的含义。而这种模式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程式规律秩序，而心理的这些特点如何被人们所感知和确认，则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现象！反过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凝结了人类把握和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的文化，可以说就是人类心理历程和成果的一种凝结，一种外化方式和载体。
原型以其可反复性、约定性和象征性呈现着某种规律。然而，原型不是呈现一般的规律和一般地呈现规律，而有其特殊性。所谓不是呈现“一般的规律”，是指原型先是呈现着人对自然宇宙普遍规律和秩序的把握及其情感体验，随之呈现人对社会规律把握及其普遍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人类的心理经验，是情感反复的规律。所谓不是“一般地呈现”，是指原型对人类心理情感规律的“反复”，始终伴随着感性和意象的情感模式和心理图式的“再现”，原型以其特定的方式，使特殊情境下的人建立起与宇宙自然直接的“对话”关系，使人的心理需求在对自然宇宙的感悟中得到满足，从而超越具体的现实的纷扰。原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人从自然宇宙中求得克服心理匮乏的力量，以心理幻境来“置换”现实环境或心境。而原型的生成，就是人类克服由生理的局限而造成的心理匮乏的结晶。所以，原型在相当程度上说，它的生成过程最接近于中国的“天人合一”，它的特质最接近于中国的“道”，它的存在形态可以以阴阳卦象为例证。（易纟经卦象中的阴爻和阳爻及其变化组合，就是在对宇宙和社会规律感悟基础上抽象出的特殊符号和推演模式。
原型的模式感，是与反复性联系的，而这种反复性出现于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的心理中，但它必须以文化现象为具体的载体，所以，心理原型的模式感实际又以文化现象中的模式化为外在的表现形态。
原型批评者从文艺现象中去寻求这种情感模式与文艺作品中某些深层模式的对应。而这里有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就是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假定，一种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假设情感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心理模式被承传，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先在的固定的模子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只要遇到特殊情境就会瞬间再现。说得再清楚些，就是情感模式是先天的模式！而不是后天的心理反映后天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在特定情境去激活脑海中早已存在的原始意象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按照这种假设推论，那么，作为相同的人类或相同的民族中的个体，每一个人在其脑海中遗传的原始意象应该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境中却不一定会激活同样的原型模式，不一定有相同的情感体验呢？相反，同样的情境却可能有不同的情境体验和感受。这就说明情感不会以模式的方式得到遗传。特定情境下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遗传”的原型而是人的具体的情感需求和情感体验，是意与象的融合。那么，这种情感的“模式”或对同一事物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机制又是怎样的？
情感体验是个体性的，但人类确实有相同的、相通的情感体验，有时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可以跨越时空界限，比如荣格等人提到人类对蛇的厌恶。情感不会以模式的方式遗传，但情感可以以类似“模式”的方式出现，而它实际是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类似的心理反应。
人类生育时不是先在地把某种心理模式“整体”地遗传给后代，而是把人的生理本能传给了后代，把那种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做出特殊反应的能力和引起心理感受的机能传给了后代。由于现代人与祖先在生理的根本方面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祖先的那种在自然与自己的对比中产生的匮乏感也同样的在后代人身上产生，后代人在这种情境下就会有同样的情感心理，有同样的对于自己匮乏感弥补和克服的心理需求。这种似乎以模式出现的心理现象，其实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模式，而是一种反应机制，一种与适应和选择相关的心理表现。人的这种心理反应，具有超越时空的相通性和相似性，而这种相通、相似的反复自然造成“模式”的效果，并具有原型的性质。而对于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文化的中介作用才能显现和感知，也只有通过文化的中介才能显现出其普遍性。文化把人类的情感模式以特殊的模式固定下来，原型就有着这种特殊模式的功能。正如威尔莱特所说，原型成了一种跨文化的符号，其意义的相对普遍适应性来源于人类感觉和联想的共同性。文化把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变为一种可承传的“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
（第四节文化精神再现“集体的人”）
原型借助于文化来承传和再现共同人性，探讨原型模式的文化之维就是追寻普遍人性的源起及其外化和模式化。
神话传说人物、被神化的宗教领袖人物、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生活习俗和精神领域的“无冕之王”等等，都可以说是“集体的人”的化身。人类创造“集体的人”即超人，赋予他以巨大的威慑力和超越生理局限的特性，使他既能抵御来自自然的威胁，又能遏制人自身的“阴影”，依照集体人的意志行事。而集体人的诞生，实际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产生，是人为了生存发展所进行的精神实践的结果。是心理的外化、凝结，使无形之“神灵”成为人人可见之“神灵”。泰勒曾对日常经验与神话的关系作过解释：“日常经验的事实变为神话的最初和主要的原因，是对万物有灵信仰，而这种信仰达到了把自然拟人化的最高点。”！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神话的产生不是脱离人类生活凭空而来的，而是与日常经验相关的，反过来说，人对神话的领悟，实际上是把神话又还原为日常经验，这也许就是神话原型所具有的“模式”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型就是这种原始文化背景中的精神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