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西夏后裔的去向讨论中，最热的恐怕是川西高原上的木雅地区。我在10年里徒步穿越了18个省区探寻西夏后裔的去向，木雅地区的谜团似乎最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敦和美国人保尔斯曾相继在四川省木雅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南部一带）作过调查，提出这里的居民是蒙古征讨西夏时南徙川、康地区的西夏党项遗民。1944年，四川大学的邓少琴先生曾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这里的，他们建立的新邦称作“西吴甲布尔”（西夏王的后裔）。这部分人于明代“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嗣斩而绝，传世凡五百载”。已故的西夏学专家吴天墀教授在他的《西夏史稿》中指出：西夏皇裔在亡国后，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今四川省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以南、九龙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
如果这个论断正确，那么，西夏亡国后，帝国的坚定守卫者怎样突破蒙古人的包围圈，从西北来到西南的呢？
吴天墀教授认为：他们选择的路线，最可能的一条是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木雅。因为这一条路线沿途有着丰美的水草，有利于大队人马的流徙。这条线路显然有着明显的推测色彩。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等深入木雅地区调查。这是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深入这里从语言上进行调查，作为一个最容易消失和变迁的文化现象，木雅语言没能给李范文教授的调查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佐证。
从2003年开始，我曾几次深入到川西高原上，寻找那个掩隐在崇山峻岭中的神秘王国——西吴尔王朝。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神秘王朝，那么，其缔造群体是不是西夏后裔呢？如果是西夏后裔所为，他们又是循着怎样的路线抵达这方远离西夏国都的神秘角落呢？
不少藏族学者认为，“木雅”既是一个藏语音译概念和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族群名称。作为地域概念，它是指木雅人生活的地区——今四川省西部高原雅江以东、道孚以南、九龙以北、丹巴西南这一片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与九龙县交接地带的沙德和营官地区，木雅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因而，这一带是“木雅”的核心地区，也是我沿着大渡河南下追寻西夏后裔至此的重要地区（路线和详细追寻路线见唐荣尧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族的背影》）。木雅语分布的范围恰好是大渡河、雅砻江甚至岷江流域的部分地区，由于明正土司提倡说官话——康定话，而使这一地区的木雅话逐渐萎缩。
在木雅地区的找寻依然是艰辛的，由于没有文物或文字资料来支撑学者们的观点，这就需要依靠大量田野调查。就生活中一些细节区别来看，服饰上，他们的依附看起来都很古老，当地老乡的旧衣服中，其中有毛织的百褶裙，帽子也是其他藏区没有的奇特的样式。他们披羊皮褂的习俗和川北的羌族人披毛在外、皮在内的羊皮短褂不同。如今，木雅人的衣着是典型的藏族服装，如被称之为“藏靴”的弯尖软底皮鞋、长袖系腰带的长袍等。但木雅妇女也有将长辫盘于头上，用一块黑布或蓝布叠成瓦形盖在头顶，然后用辫子在头上绕上几圈，将其固定在头顶的习俗。木雅男子则喜欢用红头绳将长辫盘于头上，腰间横别一把长刀，显得英武非常。不少至今仍没通电的地区，还用的是松明子点燃后采光。他们的奶酪形式上很像北方内地的麻花，这在其他藏区是没有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器皿，使用的多是木制品，诸如背水用的桶、舀水用的瓢等，也和其他藏区不一样。在木雅地区，妇女一度保持着留刘海的发式，如今，在木雅地区最南端的四川稻城、木里一带还有这种习俗。而康定的木雅人由于土司时期大规模的藏化，而使这一地区的木雅妇女不再留刘海发式。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木雅人在杀动物时，采用的是明显的北方草原上的不放血的方式。杀死动物后，放在麦草上烧，边烧边刮毛，这和北方草原上的习俗一致，而明显区别于周围藏区。
在宗教上，藏传佛教虽然已成为木雅藏族的主流信仰，但木雅人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仍保留着党项人古老的白石崇拜之习。只要走进木雅地区的村寨，随处便可看见每户人家的房顶四角都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白石头。
在住所建筑方面，木雅人擅长垒石建筑。房高数丈，一般三层，底层养畜，楼上堆物住人；康北藏区十分典型的木结构“崩空”房在木雅地区几乎没有。在生产方面，木雅人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
木雅人的生产方式和衣着服饰以及“累石为室”的居住习俗等等，有着党项文化的遗影。
历史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当年那些从西夏国都逃亡的皇室人员，一路辗转（具体逃亡线路参阅《王族的背影》），进入藏彝走廊。在川西高原上，党项民众出于自身的安全和以后复国的准备，开始了再一次的化整为零的战术，分成了3股力量：一股西进西藏高原，一股逐渐融入当地，一股继续南下进入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一带。
在青藏高原的腹地，澜沧江上游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境内的觉拉山一带，还有一支西夏后裔。2008年10月初，我再次远赴青藏高原，往返途中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超过60座，行程超过4700公里。在青海省和西藏交界的澜沧江上游的觉扎山一带，相继发现了西夏后裔、西夏时期的宗教建筑、西夏国王赏赐给当地寺院的法器等。抵达玉树时，我的上师——玉树佛学院院长丹求达哇仁波切是藏传佛学界中颇有声望的学者，对我研究西夏多有贡献，2006年就曾经帮助我查阅到西夏最初信奉的藏传佛教源流是噶举派的原始资料。在佛学院拜访他时，他无意中说：在他的家乡甘肃省玉树州囊谦县觉拉乡的著名藏传佛教拔戎噶举派寺院觉扎寺里，就有西夏后裔。
为解决周围地区藏族孤儿和贫穷家庭孩子的上学问题，丹求达哇堪布自己出资兴办了一所孤贫学校。我就是边在这所学校义务教书，边寻找西夏后裔。学校年轻的教务主任尕玛家在县城，他和其他几位老师一样，都是带有义务教育的性质在这里教书。
久尕是一位当地的藏族妇女，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她告诉我当地一个流传下来的说法：当年，从mi nia（藏族文献和藏族人的称呼中，将西夏王朝、西夏后裔称为mi nia）来到这里的人，带着国王赏赐的珍贵财物，渡江时不小心将一些装有重要经书、财宝的牛皮箱子掉进了江里，曾经有人打捞过，但都没有找到。那些从mi nia来的人就留在了觉拉山下，觉拉寺里的那个僧人就是其中之一。村民们和寺里的僧人提起那个僧人都叫他mi nia，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尕玛担任翻译，他带我前往觉扎寺打听那位神秘的西夏后裔，结果被告知，这个僧人回家去了，不在寺里。2006年10月11日，我们前往距离觉扎寺5公里左右的索角扎村继续寻找。45岁的村民才仁旺嘉说：“那个mi nia就在距离这里1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他的一个兄弟死了，另外一个出家了。他们的姓氏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大姓，老人们一直保持着对他们尊重的习俗，周围地区的人对他们也很尊重，说他们是皇室的后代，这种尊重在‘文化大革命’后才慢慢淡化。”随后，我们在觉扎寺里进行采访，不少僧人的说法都和才仁旺嘉、久尕的一样。
10月12日下午，我们过澜沧江后就沿着崎岖的山路前往那个mi nia居住的村子。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静静地卧在半山腰，半山坡上就是积雪，山脚下的草场上，牦牛和羊在静静吃草。在一户屋顶堆放着白色的牛头骨人家前，我们一问，主人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姓名：米娘多哇。通过他的身份证才知道这里叫交加尼村。米娘多哇有着和周围藏族人不一样的相貌和神情。走进透露着贵族气和书香气的房子，里面的卫生和摆设是周围那些人家没有的。米娘多哇告诉我，他的祖辈确实留下了从外地来且是贵族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前，他的家里还保存了一些诏书、皇帝赏赐的财物。诏书上的文字很怪，不是汉文也不是藏文，那些奇怪的文字像是一个一个堆上去的。我当即写了几个西夏文，他说那上面的文字和我写的很像。他从家里拿出的一些力图证实自己家族身份的东西，包括在床头那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牛皮箱。他说这个家族在当地就剩他们一家了，他的一个本家在当地的另一个寺院康奈寺里出家，很有学问。米娘多哇说那个出家的mi nia，叫米娘丹增。
觉扎寺是藏传佛教拔戎噶举派目前最大的寺院，萨嘎活佛是觉扎寺里一位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活佛，他已经近10年闭关于觉扎山的一处隐秘山洞里，就是寺里的其他活佛见他一面也很难。那些从西藏、四川以及青海其他地方来求见的人很多，但活佛基本上不接见。由于堪布的举荐，活佛这次不仅接见了我，而且还安排了两次机会见我，为了验证我寻找的僧人米娘丹增是否是西夏后裔，萨嘎活佛特意让寺里的僧人出外寻找米娘丹增。活佛还特意嘱咐我去觉扎山上古老的觉扎寺，那里有着关于西夏的另一些秘密。2008年10月19日夜晚，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米娘丹增。他是一个对藏地建筑很有研究的学者，他从当地建筑以及西夏和当地的历史渊源来分析：西夏文献和藏族文献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当地的昂欠国王派往西夏传教的德师热巴，被西夏国王奉为国师，他从西夏带回的弟子热巴噶布修建了当地最大的寺院觉扎寺，而且从西夏带去了不少工匠。寺院犹存，热巴噶布和那些工匠的后人在哪里？而从当地的mi nia家族流传下来的说法，以及他们保留完好的姓氏，和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些文物，完全能说明，他们是从西夏故地到那里的西夏后裔。
山顶上新修着一座僧人们闭关修行的修行中心，古老的觉扎旧寺就在旁边。看守的僧人指着那座石头砌起来的古老寺庙说：“它已经近800年了，是西夏时期派人来修建的。”那个僧人拿出一本古老的藏文书籍，翻到有关西夏和这里的关系的地方，逐字翻译，大概意思和觉扎寺的阿丁活佛此前说的一致。阿丁活佛说：“觉扎寺的来历就是和热巴从mi nia回来后在觉拉山修行有关。从mi nia回来后，他把在那里的经过写成了书，叫《噶本》，他和弟子们在康区建了22座寺院，其中不少是在囊谦县内，西藏的那曲地区就有11座。囊谦县内有著名的拔戎18寺，觉扎寺是最有名的。”萨嘎活佛说：“西夏国王派人到昂欠国王统辖的地区，修建了18座拔戎噶举派寺院，目前有7座仍在，2座已经找到遗址，还有9座在找，觉扎旧寺就是保存下来的7座之一。”
在寺里，我意外地发现了神座上面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众多尊者，在左右最下端出现了西夏时期的供养人像，我就此请教丹求达哇仁波切。他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从侧面印证了这座古老的建筑是西夏时期的且带有明显的西夏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也被对藏地建筑有研究的米娘丹增证实。
丹求达哇仁波切在玉树州时就对我说过，寺里的一些珍贵文物能证实西夏国王对当初建寺的重视程度，并且让德师热巴和热巴嘎布带回了他封赐的器物。
那些珍贵的器物在一个隐秘地方被珍藏着，由5个德高望重的喇嘛、经师掌管着钥匙，一人一把，只有5个人聚齐了，才能打开收藏那些珍贵器物的房间大门和里面的柜子。幸运的是，萨嘎活佛特意让那5个人到齐后打开门，让我鉴证、拍照。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对钹，最晚的也是明代的，上面印刷着明代制造的字样。而据寺里的僧人讲，能证实是西夏皇帝赏赐，是一对精美的铜钹，上面龙的图案清晰依旧。在古代中国，是不允许民间器物上刻龙且使用的，那对刻有龙图案的钹，显然是皇家器物。堪布给我讲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寺里珍藏的西夏皇帝赏赐的诏书、西夏文字的佛经都被烧毁，我的师傅偷偷地将这一对钹放在青稞下面，才免于被毁。”寺里还珍藏着西夏皇帝赏赐的一只白海螺，寺里的僧人说，另一只被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里。目前，这些珍贵的文物成了觉扎寺的镇寺之宝，也成了这里和西夏王朝渊源的明证。
藏文文献《拔戎宝鬟》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热巴帝师全名德师热巴（1128～1201年），是西夏帝师。该帝师后来在青海玉树一带传法，建有拔戎18寺，其弟子西夏人嘎热岗巴还建有著名的根蚌寺。”于是，我在藏地又开始了寻找西夏人在那里修建的根蚌寺的路途。在丹求达哇仁波切的陪同下，我们从甘肃省玉树县南下，沿途又穿越了几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大雪山，进入西藏昌都县境内，沿着扎曲、子曲等河流，从南端进入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境内。从囊谦县的香达镇一出就没有像样的公路了，汽车在一种找路的状态中前行了几十公里后，我们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建筑遗址群。
在青海省著名作家梅卓的《吉祥玉树》里这样写道：“根蚌寺，约在12世纪30年代，由勒巴噶布创建。勒巴噶布，又称热巴噶布，意为‘白裙修士’，因为随侍在德师热巴左右，古亦称‘京俄勒巴嘎布’，他是德师热巴的高徒，深得德师热巴的真传。”德师热巴在西夏传教时，收了西夏人热巴噶布为徒弟。德师热巴回到藏地后，在现囊谦县境内根蚌寺的遗址所在地发现了修建寺院的理想场所，便让热巴噶布负责修建根蚌寺。热巴噶布便下令从西夏旧地带去的大量工匠和当地人一起修建寺院。该寺初建时规模宏大，相传里面供释迦牟尼像多达10万尊，因此寺院取名根蚌寺，意思是“具十万佛身寺”。寺院建成后，热巴噶布主持寺里的一切宗教活动。
从寺院遗址来看，这里的地形十分开阔，但又隐秘，便于僧人修行。整个寺院的规模相当于1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山坡上，依然出现一段明显带有内地建筑风格的土墙，高约2米，整个遗址的地基依然清晰可见。周围有一户人家，用从遗址处捡去的石头砌成了长长的院墙。主人得知我们的来历后，拿出了在藏地极为少见的大的瓦当、烧制的大型瓦以及一些烧制的建筑构件。他告诉我：“这里相传是皇家寺院，建筑规模很大，前些时间，还有人从这里挖走过佛像。”而随行的丹求达哇说，这么大的建筑构件在藏地极为罕见，完全证实这里当初是皇家建筑。查阅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来看，这里的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西夏建筑风格，这里捡到的一些瓦片、佛像和他在贺兰山下的西夏双塔周围见到的一样。可以断定，这里是西夏时期热巴噶布从西夏带去的工匠和当地工匠一同完成的一个寺院建筑。
热巴噶布的亲传弟子鲁美多杰在寺院的建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受命从西夏请来土木工匠，大兴土木，修建了背靠石崖可容1500人集体诵经、具有120根大柱的3层大经堂，顶层供有噶举派的高僧大德画像，二层供有释迦牟尼铜像，底层供僧众诵经。根蚌寺建成后，就成为昂欠王家族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政教合一的家寺，也是西夏人在青藏高原上建造的一处宗教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