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北宋王权彻底崩溃和南宋偏安政权的建立，以及雄踞中国北方的大辽政权灭亡，使公元11世纪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大政权鼎立的局面消失，整个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格局发生了改变。西夏王朝的运行轨道开始出现下行的迹象，帝国的天空出现了“下午的征兆”。
如果说西夏王朝是一辆由李继迁、李德明精心打造的战车，那么，这辆战车就是由元昊隆重推到历史前台并亮相在11世纪中国历史大屏幕上的。元昊以后的100多年，这辆战车在宋、辽、夏3国鼎立的大历史环境下，沿着一个上行的轨道攀升着，通往自己的辉煌之巅。仁孝皇帝之后，帝国的战车出现了下行的迹象。
1193年9月20日，西夏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仁孝皇帝以70岁的高龄辞世，他的长子、17岁的纯祐即位，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第6个皇帝夏桓宗。纯祐在他14年的执政期间，勉强维系着帝国在仁孝皇帝晚期的滑行状态。对外关系上，纯祐继续推行仁孝时期的修和政策，这种修和在一定程度上内耗着西夏帝国的血性，让越来越多的温顺之气替代了其起初的狼性。
外部环境也促成西夏王朝开始进入“下午时分”：金的崛起迫使北宋政权崩溃乃至后来彻底退出了黄河流域。金朝消灭北宋并占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后，使西夏处在东、南、西南被金包围的境地。这种疆域上的变化和军事联盟改变的局势，将存在了上百年的辽、宋、西夏三国鼎立局面拦腰斩断，出现了“新三国”的局势：金、南宋和西夏。从仁孝皇帝执政开始，“新三国”局势带来的危机已经藏在西夏王朝的肌体内。仁孝皇帝采取臣服金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奉行汉化的崇儒、尚文之政，使崇实尚武的西夏精神被削弱。历经五朝后，整个帝国高层出现纵情声色、恣意吃喝的习俗，替代了原先的质朴、勇毅、刚劲、剽悍、勤劳。
从对外经贸发展来看，金朝的崛起，使宋朝经济圈从黄河流域退出，西夏主要的外贸则开始依赖对金的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西夏使者借助赴金国的驿馆进行一种新兴贸易方式：贡使贸易。《金史》卷一三四中记载其为“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仁孝执政期间，争取复开了保安和兰州两地榷场，使西夏和金的关贸生意点增加到7处。西夏通过西域所产的珠玉、硇砂、香料、药材、畜产品换取金的绢帛、铁器、瓷器、纸张、书籍及日常用品，这种贸易方式很快引起了金的不满，认为西夏是“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因此停止了兰州和保安两处榷场。纯祐执政期间，派遣使者前往金国，要求恢复这两处榷场，才使得关闭了25年的这两处贸易市场得以恢复，为进入“下午状态”的西夏外贸经济填充了一丝活力。
外交上，西夏进入纯祐时期后，夏桓宗和金章宗代表的两个王国之间没有第三势力介入，双方也没有大的利益冲突，西夏对金采取了互为友好的政策，将臣属状态持续了80多年。此时的南宋政权曾经多次想结好于西夏，但西夏却不理睬宋朝派来的使者。这为后来西夏抗衡金时缺少盟友埋下了伏笔，使公元12世纪最末、13世纪最初几年时间的中国北方大地上，出现了西夏和金两个政权相持的局面。同时，从整体国力来看，尽管西夏方面在纯祐时期出现了嵬名世安、刘忠亮等为代表的忠臣和贤臣，却难以抵挡整个朝政中的堕落之气，不能挽救走向衰微的西夏国运。纯祐时期的西夏大事佛事，对国力的浪费也很巨大。
14年的执政期，纯祐皇帝给西夏历史留下了一个仁慈恭俭的形象，出现了清代史学家吴广成在他的《西夏书事》卷三十九中所描写的“在位十四年，四郊鲜兵革之患，国中无水旱之虞，盖西夏小邦，但能循旧章，安无事，已称善守矣”。这种表面的相安无事使西夏像一只浮在温水中的青蛙，没有察觉到来自国内腐化和外部环境恶化的这些“热水”，并让这些热水不停地升温，等达到顶点时，这只青蛙的命运只能是被烫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