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为风流的没藏皇后出家而修建了戒坛寺；没藏皇后下令修建了西北第一高塔的承天寺塔；第二梁太后和乾顺皇帝一起发愿，重修了凉州的感通塔；仁孝皇帝时期，罗皇后更是敬重佛教。这些西夏皇室中的女性，将西夏佛教推向一个个高峰。
佛教在西夏大地上蔓延而过，无论是距离宫廷很近的皇家寺院，还是深山僻壤中的禅院古寺；无论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西夏内地，还是受草原游牧文化影响的蒙古草原；无论是祁连山下的河西草原，还是青藏高原上的甘南草原、青海果洛大草原一带，都遍布着西夏的佛教建筑，里面出入着虔诚的僧人或信众。佛教顶峰时期，在西夏大地出现了“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百者，无不必葺”。意思是说，从皇都近郊到偏远的荒野山林，到处是寺院的遗址，里面只要超过百座佛像的，就一定进行修葺。所以，后人曾用“云锁空山夏寺多”来形容王朝境内寺院之多。
这些寺院，尤其是一些规模宏伟的皇家寺院，大多和来自皇室的皇后、太后有关，除了前面论述过的承天寺、戒坛寺等寺院外，位于今甘肃省张掖市的大佛寺，是西夏在河西走廊一带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迄今仅存的一座，寺内的佛像是全国最大的室内卧佛，也是目前研究西夏佛教史和雕塑艺术的珍贵实物。因为张掖在古时称为“甘州”，所以这座寺院也被称为“甘州大佛寺”，而这座寺院的修建就和第二梁太后有关。
大佛寺在今张掖市农贸市场后面的一条偏静的小街上，门楣上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大佛寺”3个字。大佛殿前是康熙年间重修时留下的一副对联：“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有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成真空。”
关于大佛寺的修建，有两种说法。甘州成为佛教重地后，先后有西夏时期的几位国师来到这里。1098年的一天，国师嵬咩思能忽然听到从甘州城西南处传来悦耳动听的佛曲和诵佛的声音，他便出门循着声音寻访。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发现声音从地下传来，便命人开始挖掘。在距离地表4尺多深的地方，忽然发出阵阵金光，仔细一看是一堆金砖玉瓦，搬开这些金砖玉瓦，是一尊精美的卧佛像。国师喜出望外，便倡导在这里兴建佛寺。另外一个说法是：第二梁太后去世后，乾顺皇帝想为他的母亲大做佛事祈福。这时，甘州一个叫法净的高僧求见乾顺皇帝，说他在城西南的甘浚山下，夜晚望见山上有光，便在发光处挖掘出3尊佛像。这3尊佛像都是卧佛，便把它们献给皇帝。乾顺皇帝便下令兴建大佛寺，并在这里供奉3尊佛，亲自为佛寺题写额匾“卧佛”。民间后来逐渐将这里称为“卧佛寺”。
《甘州府志》里记载大佛寺是“西夏永安元年建”。永安元年是1098年，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时期。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佛曾经遭到红卫兵的破坏，卧佛像被剖腹开膛，里面发现了一枚铜牌，铜牌是1477年6月重修佛像时造的，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记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国师创卧佛圣像。”西夏历史上有永安而无永康，这个字有误，应该理解为是永安年间。最初，因为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叫“迦叶如来寺”。当时从佛像的腹部内还出土了乾隆年间重修寺院的碑文，上面也有“永康元年”的记载。这就初步判断这座寺院建于1098年（永安元年），而这一时期正是第二梁太后执掌西夏皇权时期。
乾顺皇帝的母亲第二梁太后十分崇敬佛教，现藏俄罗斯的《佛说宝雨经》里就记有她和儿子乾顺译经的题名。西夏前期，就开始了藏传佛教的引入。乾顺时期在凉州兴建了著名的护国寺和感应塔，在甘州兴建了崇庆寺。如今，在日本天理图书馆里藏有一页西夏文残经，提出了当时在甘州译经的重要线索，九行题记中有“译主宝幢瑞御大西夏语译”的字样。日本著名的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在他的《西夏文华严经》一书中指出，这卷残经使用了藏文佛经才有的专门用语，这卷经是从藏文翻译来的，而它的题款明确标明是由甘州禅定寺高僧翻译的。可见，当时的甘州已经是翻译藏文佛经的一个中心，生活在这个时期的第二梁太后对西夏译经的推动作用十分突出。
早在1028年，元昊带领党项羌军队占据甘州后，西夏经过70年的政治军事治理后，加强对河西的思想控制显得更加迫切。在甘州创建佛寺，建立佛教中心，东可连接凉州，西可衔接敦煌，南可通到今青海西宁，北可控制大漠。这一广大地区的民众，在前凉张轨时有着“世信佛教”和北凉时大力发展佛教的基础。第二梁太后选择在甘州建大佛寺，显示了她英明的战略决断。大寺不到一年就建成了，这也显示了她为战略需要而建寺的紧迫感。她建的这个张掖大佛寺，后来被西夏人称为“甘州圣宫”（称敦煌为“世界圣宫”），成为西夏佛教的中心之一。
1189年3月15日，西夏皇室下令以汉文印刷《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等佛经的工作完毕，这些经卷的题款全为“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如今，这些散藏在俄国的西夏佛经告诉我们，受前几位皇后以及西夏整个帝国浓厚的宗教氛围影响，西夏仁宗皇帝的皇后也是一个信佛女子。这位罗姓皇后，不仅拓宽了西夏大兴佛事的范围，而且加速了西夏佛教在仁宗时期的发展速度和蔓延范围。盛传于俄国西夏研究学界的一个浪漫的假设里，就有这位皇后和黑城里“伟大的古塔”之间的联系。
1908年6月12日耀20日，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带人走进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城遗址，对那里的一座高约10米的古塔进行挖掘，这就是后来在西夏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黑城古塔。科兹洛夫的考察队在佛塔内北墙前正位大佛像台座旁发现了一副坐姿女人骨架，面朝南方。他判断这座古塔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女性而建的。俄国人类学家沃尔克夫研究后认为，这是一个40岁以上的妇女，属于“西藏—阿利安—蒙古人种”（可惜，这个保存在俄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女性头骨，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失踪）。俄国汉学家孟列夫结合挖掘现场的环境和历史资料推测，这个女性就是仁孝皇帝的罗太后，她在儿子纯祐即位时仍过着皇太后的日子。直到纯祐皇帝的堂弟嵬名安全篡位，她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嵬名安全不仅不让她过问国事，而且发配她到黑城。这位从尊荣之位走进远离国都的偏远之地的皇太后，在心灰意冷中选择让佛门青灯孤影陪伴余生。或许，这也是黑城这样一个距离西夏国都800多公里遥远的沙漠戈壁之地，能出土如此丰足庞杂的佛教文献、经卷、帛画、唐卡的一个原因吧。孟列夫在他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写道：“她（指罗皇后，作者注）当了尼姑，被发配到黑城，死后就埋葬在那座‘辉煌大塔’里，著名的佛塔里面的书籍都是她的私人藏品。”（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汉译本，第远缘耀远远页）
和梁太后极力反对汉文印刷佛经在西夏境内盛行不同的是，罗皇后用汉文印施这些佛经。仁宗去世1周年之际，这位西夏历史上痴情且虔诚的皇后，不仅印施了《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而且举行了7天7夜的大法会以及3天3夜的水陆不拒清净大斋法事。仁宗去世2周年之际，她又在西夏境内印施了《佛说转女经》。仁宗去世3周年时，她再次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和西夏历史上为了皇权之争而不惜夫妻反目、母子反目者不同的是，这个感情专一的皇后，在丈夫过世3年之际，能够追荐冥福，以自己的方式追思丈夫，连续大做佛事，显著地推进了西夏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印施佛经的过程中，罗皇后注重用西夏文印施佛经，黑城出土的西夏文《佛说宝雨经》《佛说长阿含经》等佛经卷首经名下，有一块长方形的押捺牌记，里面有5行西夏文，其中就记载了罗皇后新写西夏文《大藏经》一藏，已入寺内经藏中，永远读诵、供养的事迹。誊写数千卷的《大藏经》，并非易事。罗皇后下令让人抄写西夏文《大藏经》的事情也可看出，这位皇后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在弘扬西夏佛教中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