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寺院建筑的增多，大批佛塔出现在西夏境内，这些古塔因其外在丰富的建筑形制和内在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历史价值，使宁夏有了“西夏佛塔博物馆”之称。一地塔影中，铺陈着西夏哪些关于佛塔和西夏之间的故事？
塔式佛教建筑，作为埋葬佛骨舍利的纪念物，供信徒们顶礼膜拜。藏传佛教成为大白高国的国教，香火盛处，是一座座寺院塔群建筑在王国的各个角落。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夏时期最大的皇家寺院承天寺塔，经过修整后兴庆府城郊最大的北塔，为甘州赢得西夏佛都之称的甘州卧佛寺，钦建凉州感应塔，黄河之滨的青铜峡一百零八塔，西夏和宋朝前沿地带的韦州康济寺塔，贺兰山东麓的拜寺口双塔，贺兰山拜寺口深处的方塔，被人们称为宁夏“比萨斜塔”的宏佛塔，等等。
西夏时期的贺兰山，无论帝王还是百姓的眼中，都是“神山”与“圣山”的代名词。西夏的历代君王相继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塔是见证佛教文化的重要建筑，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佛塔，都在拜寺口沟内（据说这里因为有数百座寺院，因而得名百寺口，后被人们取谐音为拜寺口），这表明拜寺口在西夏时期的地位和佛教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如今，时间和人为的双重伤害使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昔日繁华的祭祀活动与其他宗教仪式伴生的繁华景象，已经深深地埋在历史的尘烟深处了。
1990年11月末，拜寺口沟内一座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西夏文印制的9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有价值的西夏文物，在盗墓者的忽略中被拂去历西夏史料记载，西夏在贺兰山建有“佛祖院”“五台山寺”“北五台山清凉寺”“五台净宫”等佛教寺院。佛教徒将文殊说法的道场设在山西五台山，西夏佛教徒也需要供奉文殊菩萨，但又无法到达五台山，便将贺兰山中的寺院定名为“五台山寺”。拜寺口双塔及其附近遗址，就是西夏时期的“五台山寺”故址。
拜寺口双塔是宁夏境内仅存的唯一的西夏双塔，双塔皆为十三层八角密檐式空心砖塔。从其题材、内容与色调看，是藏传佛教密宗艺术的遗迹。塔身将众多僧人、罗汉、护法金刚、供养天和七宝、八吉祥以及兽面、云托日月、火焰宝珠等多种题材严谨有序地塑装在一座塔上，为国内罕见。在西塔塔刹座天宫穹室壁面、中心柱木、架中木和塔身佛龛内发现西夏文、梵文和汉文3种文字，而东塔未见各类文字，特别是塔身上的西夏文字、大量与西夏陵相似的灰布纹砖瓦、绿黄琉璃建筑残件与瓦当和滴水，进一步说明双塔是西夏时期一处重要的皇家寺院，这里一度是热巴主持寺务和修行的地方。塔后的10排60座喇嘛塔林显示，至少有60位藏传佛教高僧在这里译经、弘佛、讲学、修行，并最后在此圆寂。
承天寺塔是一座八角形11层楼阁式西夏砖塔，底层每边长5米，建造在宽26米的方形台基上。底层朝东有一门，通过宽90厘米、长4.8米的券道进入塔室。承天寺塔是佛教在西夏兴盛的一个标志，银川人习惯地称其为“西塔”，她和北塔（匈奴人赫连勃勃执政时所建，西夏时成为兴庆府城郊最大的群众祭祀场合）像两个孤独的姐妹互相凝望着，也像两个痴情的党项女子，兀立在银川的两隅，远远地看着巍峨的贺兰山、孤寂的西夏王陵，封存着那份西夏佛教记忆。
1990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在银川市北20公里处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个废寺（宏佛塔）里进行勘查。这个西夏遗塔内出土的7尊藏彩绘泥塑佛头像，或双颊流泪，或单面流泪，这些流泪的佛像打破了千百年来“佛不流泪”的神话，那滴滴清泪的因由何在，至今仍是个学术之谜。宏佛塔造型独特，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是我国现存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塔身完全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说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它的许多绘画风格，在承袭中原传统的同时，吸取回鹘、藏密的艺术成就，融入党项羌的习俗，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里发现的西夏绢画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中卷轴画的空白；发现的《玄武大帝图》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道家玄武大帝神像图。
出银川向西南不足百公里，就到了黄河上有名的青铜峡，在大坝西坡，有一百零八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浑黄色的塔身，辉映着青铜色的峡谷，远远看去，耀眼的金色仿佛在叙说那个遥远的帝国留给整个宁夏大地的诸多佛事。这里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和藏文咒语，在宁夏境内的同心县康济寺塔、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以及西夏故地的河西、内蒙古、陕西也有所发现。藏密风格的佛画（唐卡）、藏密风格的塔身和造像在一百零八塔有所发现，尤其是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的白居寺里发现和一百零八塔构建基本相似的白居塔，以及里面大量的表现党项人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壁画，为喜马拉雅山腹地找到西夏人后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贺兰山下的这些西夏古塔，在落日残阳或秋夜浓深处，在春光明媚时或冬日寒冷中，怀想着一个遗朝留存在这里的盛景与回忆。
佛教的兴盛带给西夏各个阶层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满足佛教徒们宗教需求中最基本的佛经，如何翻译、普及。于是，一个个的皇家寺院与普通寺院都成了经文的翻译场合，一部部以前对他们很陌生的经卷从中原，从西域，沿着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和中国历史上在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译介工作不同的是，宗教心理支配下的僧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在那些经卷背后耕耘着，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经过他们的筛选、翻译、推广，使西夏时期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以西夏文、藏文和汉文3种文字版本流通在这个帝国所能控制或影响的范围内。
历史文献没有具体描述这些僧人是怎样在寂苦中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译工程的，我们只能依据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刻本译经图所描绘的西夏译经场情况来确定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译场主持高僧，最早也是最高的国师“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端坐在译经场的正中，他面前的桌案上，放着笔、砚、经书等物。左右两侧各坐着僧俗4人，僧前俗后共16人，称“相祐助译者”，他们分别负责记录、翻译、校核、润色等工作。该图下部正中桌案上陈设供品，两侧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后及侍者。通过这幅译经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翻译工作是个国家工程，总负责的地位是很高的，西夏译经规模宏大，不是在小规模的普通寺院里进行的。可见，当时是把佛法的普及作为一个国家性的工作来做的。皇帝、太后亲临译场，反映出王朝最高领导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而且西夏的国师地位很高，《黑鞑事略》中记载：“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