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孝皇帝开始，西夏将佛教发展的眼光探向青藏高原，尤其是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深受西夏国王和上层人士的敬崇，西夏国王派人前往处于青藏高原腹地、今西藏和青海交界地带的昂欠王朝，几代国王多次派人迎请拔戎噶举派高僧到西夏境内讲学、弘法、译经。
党项羌未从青藏高原迁徙时，在和吐蕃人的交锋、交往中，佛教中的密教已经传入党项羌生活的地区，并在党项羌生活的热甫岗（今地址不详）建立了雍佐热噶神殿；党项羌的高僧咱米桑杰巴在吐蕃政权瓦解后，随松约王子吉德尼玛艾前往藏区学习佛教，这为藏传佛教进入西夏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松赞干布时代，松赞干布相继同尼泊尔和唐朝建立了亲戚关系，并受尼泊尔和唐朝的佛教文化影响而皈依佛教。雪域高原上占主导地位的苯教被佛教所代替，并出现了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等教派。和西夏最初发生关系的是噶举派分支中的拔戎噶举派。
西夏大规模地接受藏传佛教应该是在仁孝时期（1140耀1193年）。形成于这一时期的西夏文《新集金碎置掌文》中记载：“弥药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对于从这个时期开始信奉藏传佛教的西夏王朝来说，吐蕃全民敬奉佛陀和上师的文化传统，被西夏政权上层开始引入。
澜沧江的上游流经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境内时，在该县觉拉乡境内是一种恬静而舒展的流态，河流南岸是青灰色的觉扎神山，和周围被绿草覆盖的其他群山明显不同。在藏传佛教中，有着这样的说法：觉扎山是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神山，山上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其中建于800多年前的西夏时期的古寺——觉扎旧寺是其中之一。
觉扎寺是藏传佛教拔戎噶举派目前最大的寺院。从第一世法王拔戎达玛旺修、第二世法王热巴到目前的30多个拔戎噶举派的高僧大德，就像一条黄金链条，没有中断地在此苦修，传承，弘扬显、密佛法。尤其是热巴应西夏王国的国王邀请，前去西夏传教31年，创建无数寺院并培育无数弟子，被西夏国王奉为国师、帝师。热巴之后，又有拔戎噶举派的亲传弟子前往元朝内地传教，被奉为国师。
和党项羌对白色崇拜一样，噶举派对白色也非常崇拜，这与他们的祖师玛尔巴大师有关，玛尔巴曾三次去印度、四次去尼泊尔学习闻名全藏的密宗“那饶六法”，它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而噶举派中的拔戎噶举派教徒为了追求密法的最高境界，常常孤身在雪山洞穴中面对一片白色苦修，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僧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鉴于噶举派对白色的亲近，藏地佛教界和民间敬称他们“白教”。
玛尔巴的再传弟子塔波拉杰的众多弟子中，最为有名的是都松钦巴（相传他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噶玛噶举派创始人。1125年，16岁的都松钦巴出家为僧，30岁时，成为塔波拉杰的弟子。1147年，都松钦巴在整个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已经极高，其影响已经向藏区外扩展，而这时的西夏皇室对藏传佛教的需求开始明显。鉴于都松钦巴在藏区宗教界的影响，1159年，西夏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藏区，迎请都松钦巴前来西夏传教。此时的都松钦巴年事已高，一则承受不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二则当时的西藏地区还需要他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所哇前去，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境内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皇帝奉为上师。1187年，78岁的都松钦巴在今拉萨西北70多公里的堆龙兴建了著名的楚布寺，仁孝皇帝派人送去了不少皇室赏赐物。
噶举派发展到塔波拉杰时，产生了“四大八小”的支派，拔戎噶举就是其中一个大支，其创始人是塔波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达玛旺秋曾经在今西藏的昂仁县建立拔戎寺，拔戎噶举因为这个寺院而出名。西夏亡国后，西夏后裔中的一支逃亡到这里，并修葺了这个寺院。
仁孝皇帝派人前往藏地迎请达玛旺秋到西夏传教弘法，达玛旺秋便派自己的弟子热巴前去。在藏文典籍《康木朵简史》里。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198年，热巴前往mi nia（音）（藏族文献对党项人、西夏王国的称呼）传教，当时，mi nia国王打败了蒙古人的国王。公元1206年，mi nia国王驾崩，热巴算出了国王的儿子半年后要即位。国王的孩子即位后对热巴很尊重，年幼的国王称他为‘德师热巴’，‘德师’的意思是‘给国王灌经的人，是mi nia国王御赐的上师’。”
热巴在西夏传教31年，直到蒙古军队彻底消灭了西夏政权并占领了西夏领地后，才带人回到了藏地。因为他在西夏境内负责修建寺院、翻译佛经、传播藏传佛教，被西夏国王奉为德师、帝师、国师等，所以在一些藏文、汉文的文献中称呼他为德师热巴、帝师热巴等。
热巴从西夏回去后，带回了西夏国王赏赐的大量印章、织锦、法器等，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境内发现了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神山，将它命名为“觉扎山”。“扎”在藏语中是“乱石之中”的意思，觉扎是“乱石中顿悟并回归”的意思，并授意他的弟子热巴噶布在山上修建一座寺院，这座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寺院就是今天的觉扎旧寺。从西夏回去后，热巴把在那里的经过写成了书，叫《噶本》。他和弟子们在康区建了22座寺院，其中不少是在囊谦县内，西藏的那曲地区就有11个。囊谦县内有著名的拔戎18寺，觉扎寺是最有名的。《青海通史》（第251页）里也这样记载：“拔戎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德师热巴（1128年耀1201年）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
进入仁孝皇帝时期，西夏集中力量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藏中的主要典籍，还在境内大量刊印西夏文、汉文、藏文佛经，成为历代王朝中屈指可数的使用多种民族文字刻印佛经的政权之一。在佛教组织制度上，西夏不仅把前代的功德司发展成地位甚高的3个功德司：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而且还先后封授了一批国师，特别是首次出现了帝师之称，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对元代帝师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渊源和影响。西夏时期帝师之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普及的政治保证，第一次实现了藏传佛教和西夏境内其他教派的有机融合；在继承了吐蕃社会僧俗双轨统治传统的同时，也以抬高佛教领袖地位的举措，来挽救国势的日趋颓败。从史学和佛学的角度看，西夏帝师之设，不仅修正了中国帝师之称始于元代的传统看法，也使帝师一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藏传佛教走进西夏大地后，随着上层人士的重视，传教僧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在河西一带还有着女子出嫁前，僧人享有初夜权的习俗。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第11章中也规定：蕃（西夏）、汉、西蕃（吐蕃）三族类的人可以提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14种佛经和咒语，其中吐蕃文经咒占半数，并由精通吐蕃语的专家进行考试。可见藏传佛教在西夏已享有崇高的地位，吐蕃语在佛学领域中享有很高权威，精通藏语和藏文经咒对于西夏的每一个有教养的僧侣来说是必需的，它是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僧官的僧人无论如何要掌握的一门学问。
僧人地位的提高，促使西夏寺院经济的发达，并使那里成了民众借贷的主要去处之一。到西夏中晚期，寺院成了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方。在黑城发现的一份西夏文书上这样记载：一个叫梁功铁的党项男人于1194年1月29日，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家，走进黑城的普度寺。他来这里向僧人梁任麻以每月1斗2升的高额利息，借了1石小麦、10石大麦。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铁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妻子陪丈夫或儿子陪父亲来借贷，这是西夏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方式。同时，不难看出田产经营已成为西夏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分更加复杂，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中后期则越来越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使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异军突起，这也使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宗教色彩。
1189年印施的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从记载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的情景可以看出，在当时重要的法事中，西番经（即藏文佛经）的念诵是列于首位的。仁宗死后，在罗太后印施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中，展示西夏晚期佛事活动的盛况中，首列“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度僧如此之众，且列西番僧于首位，表明藏地僧人在西夏的位置。
藏文史籍《拔戎宝鬟》《昂欠王世系明镜》以及《青海通史》都记载：12世纪70年代，青海南部地方头人哲哇阿路和热巴的弟子热巴噶布结为一体。约于1175年归附南宋政权，接受南宋政权的命名，并由南宋赦建寺院一座，即根蚌寺，这是一座与西夏有着渊源的昂欠王皇室寺院。
12世纪下叶，一个叫昂欠的藏族古老家族在他们的第47代头人哲哇阿路的带领下，入据今青海南部玉树州南部澜沧江上游地区，并以自己的部族名字命名那里为昂欠，也就是今青海省最南端和西藏交界的昂欠县（1949年后逐渐被修改为囊谦县），哲哇阿路被尊奉为第一代昂欠王。哲哇阿路十分信奉噶举派，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很快在这里发展壮大。
热巴回到藏地后，在昂欠县境内根蚌寺的遗址上发现了修建寺院的理想场所，便让其西夏弟子热巴噶布负责修建。热巴噶布从西夏旧地带去的大量工匠和当地人一起修建寺院。该寺初建时规模宏大，相传里面供释迦牟尼像多达10万尊，因此寺院取名根蚌寺，意思是“具十万佛身寺”。寺院建成后，热巴噶布主持寺里的一切宗教活动，在隶属关系上，寺院为昂欠王的家寺，寺院的一切生活给养由国王负责。
在寺院的建筑过程中，热巴噶布从西夏带去的亲传弟子十分卖力，被热巴噶布亲切地称为“鲁美多杰”（“鲁美”的意思是建寺不辞辛苦，“多杰”的意思是金刚）。后来，昂欠王和鲁美多杰从西夏又请来大批土木工匠，大兴土木，修建了背靠石崖可容1500人集体诵经、具有120根大柱的3层大经堂。根蚌寺建成后，就成为昂欠王家族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政教合一的家寺。
据说热巴最初路过这里时，恰好有两匹尽情嬉戏的野马在草滩上，他预言，这里是一块吉祥宝地，会出现一座佛光普照的大寺院；但他也看见那两匹野马反目为仇，不欢而散，他又预言这里会有内讧发生。后来，王子者求吉坚赞和鲁美多杰之间果然出现了裂隙，鲁美多杰愤然离寺出走，应验了热巴的预言。
1265年，掌管元朝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大元帝师八思巴回藏路过昂欠时（热巴从西夏回到藏地后，曾给萨迦派宗教首领八思巴写信并预言他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者），希望在外的西夏僧人鲁美多杰能够回来发扬光大该寺。鲁美多杰于1266年（西夏亡国39年后）返回这里，主持修建了11柱经堂。1274年，八思巴返回西藏路过昂欠时，特意赐给根蚌寺法螺一对，使根蚌寺的宗教地位空前提升。
17世纪30年代时，崇信苯教并称雄于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邓柯、白玉、石渠及西藏昌都、江达县等地区的白利土司顿悦多杰（藏语称“白利嘉宝”，即“白利王”）向周边扩张势力，出兵占领了今西藏境内类乌齐、昌都、察雄、拉多和今青海南部的玉树、昂欠等地，焚毁了根蚌寺，屠杀僧徒300余众。昂欠王携带根蚌寺仅剩的一尊释迦牟尼铜像和哲哇阿路留下的一座红座台，被迫迁往今囊谦县吉曲乡松宗地方。已成废墟的根蚌寺，也根据热巴生前的一则授记未予复建。西夏和这里的历史也慢慢地被人忘记了，根蚌寺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