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消亡后，这个西夏进士退隐于贺兰山中，蒙元政权初期的3个皇帝都对他敬重有加，特意召见。在他的建议下，蒙古政权采取了西夏旧乐作为“国乐”；元朝皇帝还接纳他的意见，免除了全国读书人的徭役。他死后，被元朝封为“宁国公”。
西夏王朝灭亡后，新建的蒙古王朝亟须一种既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又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以满足行军鼓气、宫廷赏听等。这时，一位从贺兰山中走出的西夏大儒被元太宗窝阔台召见。这位西夏大儒向他推介了西夏旧乐，被蒙古王朝采用并成为元朝制乐的发端。元朝宫廷后来又兼采其他民族音乐，然而西夏乐仍继续使用。1273年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就用河西乐（即西夏音乐）。元朝主持音乐的仪凤司掌管着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3队，共324人。
元太宗窝阔台召见的这个西夏儒士叫高智耀（约1206耀1271年），字显达，出生于西夏都城兴庆府。高家世代在西夏做官，他的曾祖父高逸曾任西夏大都督府令，人称“高令公”，1209年，高逸在抵抗蒙古军队的战斗中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他的祖父高良惠曾任西夏皇廷中的右丞相。自小在西夏国都生活，使高智耀从小就受到西夏文化的影响。高智耀后来考取西夏国进士，出任西夏的判官等职。西夏被蒙古军队灭亡后，这位身怀爱国之心的一代儒士便隐居贺兰山中，一心钻研学问。
西夏亡国后不久，西夏国故地由蒙元皇子阔端镇守，每年都要征派儒生的徭役，加剧了读书人的负担。高智耀看到读书人不被重用反而被迫服劳役，心中非常痛苦，就毅然走出贺兰山，前往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拜见阔端，当面陈述西夏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请求恢复西夏王朝免除儒生徭役的惯例，得到了阔端的同意。宪宗蒙哥即元朝皇帝位后，高智耀又进言请求免除全国儒生的徭役。他对皇帝说：“儒生所学的都是治理国家的本领，重用他们国家就能治理好，不用他们则国家难以强盛。因此，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应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能专心致志地学习，掌握治国之道，将来能更好地协助治理国家。”这一请求也被蒙元政府采纳，全国的儒士因此被免去了不堪重负的徭役。
元世祖忽必烈早就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耳闻，即位后马上召见了他。高智耀在皇帝忽必烈面前再三强调学习儒家之道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经过反复辩论，忽必烈被说服，并任命高智耀为专管全国儒生的官员，由他发给公文作为儒生免役的凭据。
高智耀一上任就到全国各地巡查。他发现元朝在攻占江南、四川等地时曾将那里的儒生连同其他俘虏一起降为驱户（农奴）。针对这种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做法，他连忙向忽必烈上奏：“自古以来就没有将儒生降为驱户的先例，皇上既然依据古人之道治理国家，就应该取消将儒生降为驱户的做法。”忽必烈再次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授他为翰林学士，由他全权办理此事。高智耀在各地经过明察暗访，释放沦为驱户的儒生近4000人。一些大臣向忽必烈告状，说他释放的人中，有不少才学浅陋者不一定全是儒生。忽必烈召见高智耀责问此事。高智耀说：“儒生就像是黄金，金的成色有深有浅，不能因为成色浅的就说它不是黄金；儒生的才学同样也有深有浅，不能说才学浅就不是儒生。”忽必烈听后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更加赏识他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1268年，高智耀又上奏忽必烈，认为元朝新建，有些施政大纲处在实施完善时期，为了便于朝廷及时掌握监督、管理各地官员，以整肃官纪，应效仿西夏建立监察机关，将西夏高效的监察系统引进元朝。同年7月，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专门设置了纪检机关御史台。公元1270年，高智耀奉诏查办僧人侵占民田之事，由于他本人信佛敬僧，便对违法僧人没有按规定严惩，结果遭到其他大臣的弹劾。忽必烈命高智耀进京当面解释，高智耀立即启程进京，途经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时病死。忽必烈得知其去世的消息，痛哭不已，下令朝廷追封他为“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封为“宁国公”，谥“文忠”。
本章承惠
1.魏坚：《辽西夏金蒙元顶级文臣》，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2.《元史》
3.《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4.龚书铎、刘德麟主编《图说天下：辽西夏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