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夏的开国功勋，西夏第一文士、开国后的第一任宰相，西夏建国后派往开封的第一位高级官员，野利仁荣在西夏外交和文化建设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带人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字。
野利氏是党项羌进入黄土高原时的八大部落中显赫的一支，在帮助李继迁及李德明政权的巩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继迁曾经娶野利氏女子为妻，她被李德明尊为皇太后。野利家族出现在党项羌到西夏政权过渡时期的历史屏幕上，既有野利氏这样貌美的党项女子，也有野利遇乞这样的战将，还有野利仁荣这样重要的文臣。
元昊时期，野利家族拥有非常尊崇的政治地位，元昊“谋称帝号”就和野利仁荣的帮助有关。作为一个党项羌贵族，野利仁荣曾劝说元昊立国时的帝号突出民族特色，并按照党项羌的民族特点和风俗建国，为元昊制定了一系列立国方针。他在元昊建国称帝前，就建议其做好立国的文化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创立文字——不仅是西夏政令、军令、文化和宗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党项羌作为一个族群建立政权的标志和民族认同感的基础。它是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人创造的西夏文明的表达方式，也是西夏文明的主要记录方式和重要载体。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史书不乏记载。然而汉、辽、西夏等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辽史》卷一一五《西夏传》说，李德明“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汉文史籍记载认为，西夏文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面画颇重复”。除元朝编的《宋史》外，距创造西夏文字时间更近的北宋、南宋的几种汉文著作中，都认为是元昊时期创造了西夏文。如在宋夏边境率兵驻防，并和西夏多次交战的北宋文学家、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里这样记载：“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使献之。”而北宋著名散文家曾巩所著的《隆平集》记述道：“元昊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在南宋李焘所撰北宋九朝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中这样记述：“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
以上记载中，除创制时间出现差异外，关于创制人物也出现了李德明时期创制，元昊自制说，野利遇乞创制说，元昊创制、野利仁荣演绎4种说法。到底哪个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呢？
结合各种历史文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元昊时期由野利仁荣带人创制，元昊审定后颁行西夏字之说更为真实。在一篇西夏人撰写的《妙法莲华经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风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出众，德行殊妙，治理民庶，无可比喻。”
风角城皇帝即是元昊，这段记载显示西夏文创于元昊时期，排除李德明时期创制西夏文字。元昊把创造西夏文看作是立国称帝、发展西夏文化的一个基本条件。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即就，文字即行，礼乐即张，器用即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这份带有自我炫耀意味的文字，显然是元昊时期造字的又一有力证明。野利仁荣受命设计、独创的字符，要确保党项羌语言的独特个性和特性。他曾经试图尝试过相对简单的吐蕃文，和相对复杂的汉文。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曼在他的《成吉思汗》一书中写的“那时他可能也会像蒙古人一样最后确定几十个字母，但最终他却转向了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汉语。在汉语中，成千上万的汉字音节相对应，构成一个方块……所以，那6000个唐兀惕字符看上去很像汉字，但它们与汉语截然不同，甚至一些取自汉语的字符也做了很大的改动，以致没有中国人可以阅读它们。而且语音亦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唐兀惕语与汉语的关系，就像英语和匈牙利语一样遥远”。
西夏在建国前已经着手文化上的储备，与党项羌关系十分密切的汉族已有数千年的文字史，西南方的吐蕃、北边的契丹、西北部的回鹘都先后创制了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字。野利仁荣就想到自制党项羌文字，他看到境内各监军司、州府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官署的设置、文书的往来也需要文字。经常忙于建国大计和军事征讨的元昊不可能亲自参与创制，便责成手下得力大臣来主持完成，野利仁荣是这些大臣中最合适的人选。
元昊继位之初，在西夏国内施行何种建国方略，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方法的斗争。当时的大臣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激烈的辩论摆在了元昊面前。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搬唐宋的那一套，认为汉地礼仪制度详实完备，西夏应全盘学习、接受；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党项的实际情况稳步进行改革，反对照搬。后者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野利仁荣，他向元昊讲道：“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兴旺，必须有一整套持之以恒的建国方略。党项羌要想立国，就不能照搬中原宋朝的文化制度。昔日汉地秦朝商鞅，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变革，秦国才成为一代霸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重视兵备，因而国家才强大起来。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党项与汉混居，党项羌人民性强悍，喜欢打猎，经常与兵马打交道，没有礼乐诗书之气。只有根据党项羌人的风俗习惯进行奖罚，才可以与宋朝抗衡。”他的观点被元昊接受，并放心地把建国的方略大计、典章制度交给野利仁荣去制定与谋划。
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野利仁荣带领人独居一高楼上，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在1036年演绎出了西夏文字12卷。西夏文字是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的造字特点，多采用会意合成法。例如：取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泥字，地和动的各一部分合成震字等。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创制出来，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颁布之时，群臣纷纷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并改元（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为了新的文字顺利推广到王朝的境内，野利仁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人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很多地方传授、解惑。在利用政令助推新文字的推广上，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从政府机构内部开辟高效、便捷的新文字推广渠道。
由于野利仁荣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经过应用，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中设立了“蕃字院”，特委任野利仁荣主持。元昊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由蕃字院担任撰写。除此之外，野利仁荣主持蕃字院，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学习了汉族文化，掌握治理封建国家的一套本领。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野利仁荣还在党项和汉人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大小官职。野利仁荣的这种培养、选拔官吏方法，对提高党项羌整体文化水平，抑制贵族豪强势力的扩大，巩固夏国封建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野利仁荣不仅将宋朝科举取士的方式引进西夏，还在西夏建国初官居太尉，主持政务，不仅为制定国家典章制度出力，在调整中央官制、建立适应西夏国情的官制、确立朝贺仪式、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制定兵制、规定党项军队单位组织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元昊称帝的谋主、西夏第一文士、西夏建国后的第一任宰相，野利仁荣在世时就被封为“莫宁令”（天大王）。他创造文字，翻译典籍，主办蕃学，为西夏文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042年7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仁荣去世。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当场抚灵痛哭悲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并给予厚葬，赠封为“富平侯”。
1162年，注重西夏文化建设的西夏仁宗仁孝皇帝，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这条记载也为西夏文的创制时间和创制人同时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野利仁荣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有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野利仁荣能把二者结合为一体，这在西夏国党项羌高级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